但两者都是不可能的。尼采写道： “知性不能自我批判，正是因为它无法同别种类型的知性进行比较，因为它的能力唯有面对‘真正的现实’才能显露而被认识，也就是说，因为要能批判知性，我们必须是具有‘绝对认识’的更高生灵。这一点的前提则是，除了各种透视的观察以及感官和精神的获得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一种‘自在’。——然而，对物的信念的心理推导禁止我们谈论‘自在之物’。”《强力意志》第473节，第331页。既然在认识论范围内无法批判知性，尼采就另辟蹊径，从发生学的角度揭示知性的功用性起源。也就是说，以透视主义取代康德的先验逻辑，跳出纯粹认识领域，进入人类生命活动领域，从中探寻逻辑的非逻辑起源。
逻辑与形而上学（1）
逻辑是人类早期即已形成的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它一方面源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本性，另一方面源于人类生命活动的需要，两者均导致了以一种简化、图式化的，亦即逻辑的方式把握世界。在长期的发展中，逻辑的真实来源变模糊了。当哲学家们误把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当成世界本身的限制，把逻辑的效用性当成实在性之时，逻辑便化身成了形而上学。
尼采一再说，逻辑本是“人类中心的特异反应”，是“为功利目的整理世界的手段”，是“一种有条件的东西”，哲学的迷误在于把它绝对化了，当成了“事物的尺度”，“实在性的标准”，“衡量实在与非实在的准绳”，据之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判为非实在，把理性范畴设置为实在，并虚构一个超越于现实世界的形而上世界。这样，“手段被误解成了价值尺度，甚至成了对目的的审判”。仅有工具性价值的东西被赋予了最高价值。“这是旷古最大的迷误，地球上真正不祥的迷误。”《强力意志》第516、584节。
对逻辑的迷信是形而上学最重要的心理根源之一。不过，在尼采看来，这个根源同形而上学另一个心理根源不可分开，概念迷信是在道德偏见的支配下形成的。所以，尼采把哲学家们如同“信奉来自神奇世界的一份神奇嫁妆”一般地信赖概念和范畴这种虔敬态度称作“认识中的道德因素”。《强力意志》第409节，第279页。道德偏见使哲学家们无视逻辑的功用性起源，而执意要为之设置一个非世俗的、神圣的来源。例如，概念的同一性原是人类为实践需要把相异物削齐拉平的产物，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相同之物。可是，哲学家们由于把存在看得高于生成，把确定性看得高于不确定性，便断定具有主观确定性的理性范畴必定来自“一个更高的世界”，一个与生成变化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现象界根本不同的本体界。参看《偶象的黄昏》，第27页。又如，哲学家们赋予因果范畴以一种道德含义，认为原因必高于结果，“高级的东西不允许从低级的东西中生长出来”，最高级的东西必是自因，循此思路必然导致对世界的“第一因”的追究，“最后的、最稀薄的、最空洞的东西被设定为最初的东西”，“于是他们有了‘上帝’这个惊人的概念”。《偶象的黄昏》，第25页。
在形而上学的建构中，一切充当形而上本体的东西，如“自在之物”、“上帝”、“自我”，无非是具备最抽象的同一性与最初始的原因性的范畴。逻辑起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为了给逻辑范畴寻找一个非功用性的来源，哲学家们便诉诸形而上世界，在这方面，柏拉图是显例。另一方面，逻辑范畴的推演又成了哲学家们构造形而上世界的主要手段，这一点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得最淋漓尽致。把这两方面联系起来，结论是颇具讽刺意味的： 逻辑自己替自己伪造了一份形而上学的谱系。
语言形而上学批判
语言的发生——隐喻论
迄今为止，语言的起源仍然隐藏在史前时期的黑暗之中。各种语言史的研究事实上仅限于描述语言的演化而非语言的发生。在这方面缺乏任何可靠的经验材料，既没有死的化石，因为哪怕最古的文字也是文明的产物，与最早的语言形态已完全脱离干系；也没有活的化石，因为即使今日最野蛮的部落，其语言形态也已达到不亚于文明人的成熟水平。语言学家们至多只好断言，语言是人类极古老的遗产，例如，比人类最低级的物质文化钻木取火、打制石器还要早得多。
所以，我们不能指望尼采在这一问题上提供科学性的见解。毋宁说，他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哲学性质的，他就语言发生所谈的一切无非是对语言和思维本质的一种解说。
在尼采看来，语言发生于人类早期，这本身就是一件重要的事实，单凭这一事实就可以给语言的认识论价值打上问号。尼采写道： “语言就其起源来说属于心理最退化的形式的时期： 当我们意识到语言形而上学的基本假设——用德语说便是理性——之时，我们便进入一种野蛮的拜物生灵之中了”。《偶象的黄昏》，第26页。“概念和词是我们从人类头脑蒙昧、不求甚解的时代继承来的遗产”，是“我们最遥远的、最愚昧也最聪明的祖先的遗产”。《强力意志》第409节，第279页。“语言是建立在最天真的偏见基础之上的”。《强力意志》第522节，第358页。显然，尼采强调语言发生时期人类心智的原始性，意在否定语言的认识功能。
逻辑与形而上学（2）
尼采用以解释语言发生和语言本质的主要概念是“隐喻”（Metapher）。这里的“隐喻”不是一个语文学概念，而是一个哲学概念，尼采用它表示现实与符号世界之间所存在的根本的认识论差距。尼采认为，作为语言单位的词仅是事物的隐喻。所谓“隐喻”，与稍晚于尼采的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用来表示语言之本质的“符号”这一概念十分相近，其主要特征是任意性。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概念（所指）与音响形象（能指）的结合，这种结合完全是任意的，不可论证的。在尼采那里，隐喻的任意性则不仅表现在所指与能指的结合是任意的，而且表现在由此结合而成的语言符号与事物的原型是完全不相干的。
如果我们沿用索绪尔的术语，把语言符号分解为所指与能指两大要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能指，即符号的形式方面，语言学家们的意见大致相同，多以声音表象为主要的能指。尼采也是如此。然而，涉及到所指，即符号的内容方面，问题就超出语言学而进入哲学范围，从而显示出了哲学观点的分歧。索绪尔以“概念”为语言符号的所指。另一位大语言学家萨丕尔以“各种经验成分”和“印象”为符号的所指。这些提法均有含糊之处，因为“概念”、“经验”、“印象”等等在认识论上都是有待界定的范畴，需要确定它们与事物原型的关系，方能说明语言的本质。尤其是在尼采看来，概念的发生要晚于词的发生，因而词的所指就不可能是概念。要弄清尼采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关键是确定在尼采那里“所指”究竟是什么。
尼采给词下过这样一个定义： 词是“一个神经刺激在声音中的摹本。”“一个神经刺激，首先转译为一个图像!第一个隐喻。”转引自W?格布哈德： 《尼采的整体主义》，柏林—纽约，1983，第120页。尼采又打比方说，设想有一个未尝感知过声音的聋人，当他看到沙上的声形图时，会把弦的振动当作造成声形图的原因，并且以为这声形图就是人们称作“声音”的东西。我们对于语言的关系与此相仿。“当我们谈论树、颜色、雪、花的时候，我们相信自己知道了事物本身的一点东西，但除了事物的隐喻——它们与真正的实质全然不相符合——之外，我们一无所有。就像声音显现为沙形一样，自在之物的隐秘的x先是显现为神经刺激，然后显现为图像，最后显现为声音。”转引自W?格布哈德： 《尼采的整体主义》，第121页。由这些论述可以断定，在尼采看来，语言符号的真正“所指”是神经刺激，而非事物或事物的概念。外界事物对人的机体的作用造成了神经刺激，它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唯一交接点。当人先是把神经刺激同视觉印象（图像）结合起来，随后又把一些相似的视觉印象同一个声音表象结合起来，词便产生了。这里经历了两次转译，词是第二级的隐喻。有词才有概念，“‘词’以及看到一个词所对应的一些相似图像时会产生些微情绪激动，这种微弱的情绪激动乃是概念的共性和基础。”《强力意志》第506节，第374页。
重要的是，在尼采看来，词仅仅是神经刺激的摹本。因而，人通过词所把握的并非外部事物的真正实质，而仅是它们对人体的一种作用。尼采由此得出结论： “语言构成物”无关乎“自在之物”，而“仅表示物对人的关系”。“在语言产生时，事情并非逻辑地进行的，而后来真理之士、研究者、哲学家于其中并藉之工作、营造的那全部材料，倘若不是来自缥缈幻境，则也绝不是来自事物的本质。”转引自W?格布哈德： 《尼采的整体主义》，第120、121页。既然概念又是建立在词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概念同样也无关乎事物的本质。人类思维的链条一开始就不是系在“自在之物”上面的。我们的远祖发明了词，用以指称和传达机体所感受到的不同神经刺激，以便作出协同反应。“一些有力的因素把事物的名称造就成了法则”，这些因素就是“安全的需要，迅速领悟信号和声音之缘由的需要，缩写手段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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