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北京対美囯向台湾出售武器表示制裁目的威胁，华盛顿将如何反应？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显然违背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人们不禁还要发问，如果将来中国向一个寻求从美国独立出来并要求加入联合囯的“叛变”州提供武器的话，美国将如何反应？我杯疑美囯的反应不会是善意的。

　　——如果中国派两般航空母舰来到佛罗里达海域，蓄意并公开地宣称他们是来阻止美国对古巴做任阿愚蠢事倩的。美国将如何反应？

　　——如果中国人每天不停地发表国际评论，批评美国囯内为什么黑人被判死刑的比白人被判死刑的多，美国将作何反应？现在中国人夭天都处在被责难和恶意中伤的炮火中。如果美国也日夜遭受这种恶意攻击，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他们会作何想？

　　——如果中国人毎天不停地在各个级别说服美国的邻国，使他们相信，他们面临一个“美国的威胁”，美国的公众又会有何反应？

　　这使我想到上一次在领导人和人民中制造这种强烈怨恨的强大国家，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战之间。这个国家不是别人，正是一个名叫日耳曼的国家。

　　就连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也对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片面性报道感到困惑。1996年4月26日，他在华盛顿就中美关系向百人委员会发表的《来自北京的报告》演讲中就责怪在美国的新闻报道上看不到任何关于中国在人权、知识产权保护、禁止核扩散、实行民主等方面取得的各项进展。他指出，美国的新闻报道，不注意报道“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取得的重大进展，如中国通过了相当完整的一套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法律，而是需要加大执行法律的力度。在不扩散问题上，中国近几年的思想和行动都有了显著的进步。中国完全改变了长期以来对核不扩散条约的反对立场。它于1992年签署了这项条约，去年又同美国一起同意该条约无限延长。1993年，中国签署了化学武器公约。1994年，中国同意不出口超出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规定的指导原则和界限的导弹。……今年3月，中国通过了一项新的刑事诉讼法。该法律规定，警察不再实行某种形式的行政拘留，将让辩护律师提前更多的时间接触他们的当事人。中国‘农村实行民主’的努力正在扩大，允许这个国家大多数农民在与他们有着最多联系的政府一级中有更多的发言权”。“我们正处于一种微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需要十分小心谨慎，以确保中国和美国的公众态度不会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目前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双方看来无休止的争吵引起的‘战斗疲劳’可能使得一些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正在谋求遏制和削弱中国。同样，这种情况也可能使美国的一些人认为，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会危及美国的利益。如果这样一些态度变得普遍而且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些态度可能成为一种本身会成为事实的预言。”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也不平地指出广美国有一种把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政策强加于人的嗜好……你们美国和欧洲就像油画一样，而我们东洋则如同日本、中国的水墨画一般。油画这种东西是要把画布全部涂上颜色的，没有空白，这就是你们的做法。但是在亚洲，正像日本或中国的水墨画一样，有很多空白处。这是留有余地，而且正是这种空白的存在才使人产生美感。因此不可涂满颜色。（1996年8月日本《读卖》月刊）中曾根的这番话对美同的政界、新闻界、学术界应该是有些后发的。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矛盾共存，允许其他国家用自己传统的价值观念处理问题，这才是一种宽大的胸怀。这就是中国人传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美国的新闻界应该有这种宽广的、尊重别人的胸怀。

　　1996年9月5日，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对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企图也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他说：“我对于最近有时候出现的仇恨非常担忧。美国抨击中国的现象太多了。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对中囯太不了解，也不知道如何同北京打交道。”“威胁中国是不起作用的。这在美国的某些地区可能是好的国内策略，但是不会带来任何变化，应该停止这种威胁。”

　　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如果要改善双边关系，中国必须作出极大的努力改善它在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但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的媒体应成为两国人民和国家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新闻报道不仅要使人们看到消极面，也应使人们看到积极面。新闻报道应该使公众对中国的现实有个全面和公正的了解，而不是误解。

　　◆美国媒体能否认识到它们在播撒仇恨的种子

　　但是，美国的新闻界同行能否认识到，由于它们近年来在冷战结束后，继续奉行冷战报道方计，在世界上到处煽风点火，它们数百年来为之吹嘘的美国神话和美国梦今天已经在越来越多的人的心目中破灭？美国媒体能否意识到，他们妖魔化中国的做法只是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播撒仇恨的种子？ 一位对美国媒体有一定研究的海外学者对我说：“美国媒体从来就没有自我批判能力，它们历来是对别人指手画脚，即使明知报道错了，也死不认错。”

　　我是1995年6月初开始在《华盛顿邮报》做访问记者工作，尽管该报在人权、出售导弹等问题上总是与中国作对，他们驻北京办事处由于该报个别记者非法获取中国的国家机密还被中国公安机关搜查过，但1995年应邀来美访问的10名外国记者中，只有我一人被这家相当傲气的报纸接受，其他国家的记者都被送到其他报纸去了，这也显示了他们对中国记者的重视，他们愿意与中国记者交往。该报总编辑鲍博还根据我个人的兴趣，特别安排我在该报国内部副主任兼科学主编苏珊博士手下工作，并指派她为我的指导编辑。

　　苏珊手下共有8名科学记者，负责国内外的科学、医学、考占、航天和环保等领域的采访和编辑。

　　《华盛顿邮报》总编室、国内部、国际部和新闻资料中心约600人，都在报社大楼五层的新闻大平面（newsroom）上班。毎人一个工作台，上面有一台电脑、一部电话。我的工作台在大 平面的中间，正对总编室的大玻璃房。我抬起头正好看见总编辑鲍博的玻璃房子，他每天在大平面走来走去，都要经过我的工作台，毎次看到我，都非常热情地打招呼。

　　苏珊平时总是派给我一些稿子写，在《华盛顿邮报》半年期间共发表了十几篇自采的署名稿件，内容涉及环保、考古、教育、卫生、医学、人口、妇女儿童等领域，其中的大特写《消失在沙谟中的古代王国》占了整整三个版面。

　　在《华盛顿邮报》新闻大平面工作的只有两个中国模样的人，除了我之外，就是一个叫孙晓帆的女记者。她几年前曾做过驻京记者，后来因为非法获取中国国家机密，给她的报社惹了祸，被换了回来。回国后，她被从国际部调出，现负责报道华盛顿市区的地方新闻。在这里，无论工作和生活都感到很压抑，绝没有中国国内新闻单位办公室里那种轻松的、充满人情味的人际关系。在新闻大平面，我与美国同行们打招呼、请教问题，他们都极其礼貌客气地回答，他们之间相互聊天，但很少跟我这个外国人过多地交谈。最让我失望的是，绝大多数美国新闻界同行根本不关心中国的发展，他们对中国没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和印象，完全是照搬美国报纸上的那一套，充满了偏见和不公正。

　　我刚到《华盛顿邮报》时，曾打算对该报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地分析阅读后，与该报总编辑鲍博和国际部的编辑记者交换一下意见，希望他们能公正、客观、平衡和无偏见地报道中国的发展。后来，我发现，要想改变美国记者不公正的报道手法，哪怕一点点，都是办不到的。

　　在新闻大平面里，隔着矮墙正对着我坐的是《华盛顿邮报》国际部的两个小有名气的记者，一个名叫托马斯.李普曼（Thomas Lippman），另一个叫麦克.道勃斯（Michael Dobbs）。他们俩与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那些诬蔑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向伊朗出售核技术的报道多半是他们俩炮制出来的。

　　我坐在《华盛顿邮报》桌前的第一天，没有稿子写，也没人过来跟我说话，有些无聊。下午，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道勃斯脑袋从矮墙那边伸过来，并主动递给我一张名片。见到有人招呼我，我低落的情绪顿时没了，赶紧伸过手去欲跟他握手。他没有跟我握手，只是把那只摟着名片的手伸过来，我赶紧掏出我的名片，正要递给他，发现道勃斯没有要跟我交换名片的意思。他的头往我这边伸得更近了，他要干什么？原来他要把他的名片钉在我的办公桌前的矮墙上。钉好名片后，他终于开口说话了：“我过去用的是你这张桌子上的电话，今后如果有电话找我，请照名片上的电话号码帮我转一下。”我尴尬地把自己手中没有交换掉的名片悄悄地放回裤兜里，然后客气地回答：“With pleasure（乐意帮忙）。”从那以后的半年里，我帮这位先生接了并转了无数次电话，这些电话有来自国会的、白宫的、国务院的，也有五角大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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