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该论坛主持人宣布自由讨论开始时，卓嘎首先站起来，要求提两个问题。得到允许后，按参加所有论坛的惯例，卓嘎向讲台走去。但是主持人不许她走上讲台面对所有听众讲话，说“她不是被邀请来的主讲人”。当卓嘎在会场内大多数人的鼓励下走到讲台前时，我在纽约见过的那个流亡藏民的美国女“谋士”竞在脚下使绊，让准备跟上前去给卓嘎当英语翻译的一个藏族姑娘差点儿摔倒，使她过不去。为了节约时间，那姑娘没再往前走，就站在原地翻译。

　　没想到卓嘎刚开口，那个主持人又要她讲短点，告诉她 “不能演讲，只能提问”。卓嘎说：“我就是要提问。我的问题是，这些流亡藏民这么年轻，英语讲得这么好，为什么不能和我们 讲藏话？她们大部分生长在国外，有的从来没有去过西藏，她们怎么知道西藏没有人权？”接着，卓嘎的同伴、西藏自治区妇联主席杨金激动地说：“我们西藏绝大多数人1959年以前的确没有人权，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到北京来参加这个论坛，就是因为如今我们在西藏有了人权！”主持人却打断了她的话，和那伙流亡藏民嘘她，说她是在“宣传”。卓嘎愤怒地指出，这几个流亡藏民的身后有人在左右她们的言行，她指着站在她们身后的几个西方人说：“这几个西方人不让她们和我们长时间交谈，尤其不让她们和我们说藏话”。

　　我和当时在现场的很多人一样，很想听到那几个流亡藏民对卓嘎提出的问题如何解释。然而，她们先是作戏一样地戴起了口罩，表示她们没有了言论自由；继而又念经似地哼哼唧唧，对卓嘎等人的质问置之不理；没过几分钟，在那几个西方人的示意下，她们竟一起离开了会场。而那伙西方记者，竟也一同跟了出去。

　　目睹这一切，藏族女作家达瓦对我说：“我今天实在气愤。 她们的主讲人在这个论坛上说的全是谎话。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西藏人可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全世界，西藏今天究竟怎样。她们是生在国外，长在国外，而我们一直都在西藏。谈西藏，我们最有发言权。”她还说，她感到气愤是因为有些西方人在利用这个论坛践踏这次大会的主题。“这次大会的主题之一不是平等吗？”她说：“但是这个论坛根本不讲平等。她们根本不让人讲话。”

　　西藏女企业家协会的其美发现，甚至那几个流亡藏民和老是跟着她们的那些西方人之间，也没有平等可言。“看到从国外回来的同胞，我很高兴，好几次想用藏语同她们谈谈。”她告诉我，“但是每次她们都被跟她们同行的那几个西方人拦住了。我不理解她们为什么不能同我交谈。”

　　究竟是谁在压制言论自由？难道在所谓“西藏问题”上，只可以传播谎言，而不能澄清事实吗？这个论坛已经很清楚地证明，有些人的确是在利用非政府组织论坛捣鬼。

　　与这个论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第二天由西藏自治区妇联等非政府组织主办的以“西藏的妇幼保健”为专题的论坛。会场是在怀柔一中的另一间教室，关心西藏的中外人士也挤满了一屋子。但是我注意到，前一天参加流亡藏民论坛的那些西方媒介的记者，基本上都没有到场。场内只架起两部摄像机，好像还都是亚洲人面孔的记者的。但是，与会者都很专注于讨论的专題，会场气氛很和谐。

　　正当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自治区医院的一位医生介绍西藏的妇幼保健现状时，一直给那几个流亡藏民出谋划策的那个美国女人从楼道里走来，身后跟着几个扛着摄像机、打着灯的西方人。她走到会场的后门，进门之前，先吩咐跟着她的人将灯光打开。进门之后，她又拍拍那几位正将镜头对着前边讲话人的记者，示意他们将镜头调转过来，对着她。调度完毕，她掏出了一叠西藏分裂集团的宣传材料，高举过头，得意洋洋地向全场展示。会场略微有些骚动。两位藏族青年愤慨地过来制止她这种行为，让她立刻放下材料，离开会场。

　　这个女人究竟是来开会，还是来捣乱的，那真是再明白不过了。任何论坛的主办者都理所当然地有权制止自己不参加讨论，还故意干扰别人讨论的行为。可是这个美国女人一出会场，马上就在教室门口的楼道里对着跟随她的摄像机和伸过来的话筒讲起来，说她在这里受到了“压制”。这种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行径，令人实在无法容忍。我不由自主地冲到话筒前，直瞪着她，用英语说：“你实在太卑鄙了。昨天在你们的论坛上，尽管你们完全是在撒谎，还是没有人打断你们的发言，直到你们宣布讨论开始我们的人才讲话。可是你们不敢听事实，你们回避真理。今天别人还在上面讲着，你就带着摄像来，还把会场上所有记者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你身上。你是在故意扰乱这个论坛。你就是别有用心。”

　　她灰溜溜地走了，她带来的那几个摄像仍然跟着她。事后我听说，此人到了楼外，又纠集了一伙西方记者大放厥词。正在现场的《中国日报》暨中国组委会的英文会刊《进界妇女》报的年轻记者史立红挺身而出，用英语大声质问：“我问你，你去过西藏没有？你在西藏呆过多长时间？”那女人却扭过头去，不理小史。小史不依不饶地追到她面前，说：“你必须回答我的问 题：你去没去过西藏，呆了多久？”那女人只好回答说，“我去过西藏，呆了10天。”小史立刻对在场的记者们说：“你们听听，究竟是只在西藏呆过10天的人了解西藏，还是在西藏呆了50年、一辈子的人了解西藏？你们为什么只听在西藏呆过10天的人的话，不听那些真正了解西藏的人的话？”小史诚恳地说：“我没去过西藏，对西藏的事没有发言权。但我们都是记者，记者不应当有偏见，不能只听一面之词。”说着说着，她的眼泪流了下来。一位外国记者问她为什么这样激动，小史说：“我觉得你们偏见太深，太不公正了！”

　　与此同时，我和中央民族大学专门研究和教授藏传佛教的副教授向红笳听说这个美国女人还在惹事生非，便离开会场，出去看个究竟。她的“阵地”被小史占领后，见我们出来，她又跑到怀柔一中校门外的围墙边，同仍跟着她的几个西方记者胡说八道。我们理直气壮地走上前去，向所有在场的人澄清事实、向红笳用英语介绍了自己的土家族身份和学术背景，指出所谓“西藏问题”的虚妄，并说：“昨天就是她为了不让我们西藏自治区的妇女在她们的论坛发言，故意绊我们的翻译，把她和要讲话的人隔开。西藏是我们中国人的西藏，她一个西方人，有什么资格来指手画脚？”我则老实不客气地当面对这个美国女人说：“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但是我认得你这张脸。从纽约起，你就跟着那几个流亡藏民，你写讲稿，她们念。你们到处散布谎言。你跟着她们到这里，不让她们跟自己的同胞讲藏话，不让我们辟谣，扰乱我们的论坛会场。你一直在干涉我们的内政！”我们把她说得哑口无言。一位本来想给她帮腔的英国老妇人也只好说：“对她的所作所为，我很抱歉。”

　　通过这一番亲身经历，我感到，听谓“西藏问题”，的确是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和他们背后的外国势力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为此，他们利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流新闻媒介，欺骗了并继续欺骗着世界。如果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介的帮忙，他们分裂袓国的阴谋和那些欺世之谈根本不会有市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介拒绝来此西藏的真实情况，正是甘心充当这些人分裂中国的工具。他们对所谓“西藏问题”的报道，对中国的主权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正如他们在其他许多方面的报道一样。他们尤其爱好极力美化靠外国势力的扶植搞民族分裂的少数败类，并竭力在他们的报道中煽动、夸大和鼓励这种闹分裂旳苗头。而对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的各民族的绝大多数人的声音，他们则实行封堵。

　　1996年9月6日，来自多个国家的代表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的第五届不结盟国家新闻部长会议闭幕之前，发表了《最后宣言》，提出，任何国家在传播新闻信息的过程中都必须尊重别国的主权和独立自主。《最后宣言》谴责在传播新闻信息过程中对别国进行的任何形式的控制和征服，号召不结盟国家向西方传媒对不结盟国家进行的“充满偏见和歪曲的报道”作坚决的斗争。

　　可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介藐视别国主权的劣迹，已经犯了众怒。

　　◆偏爱“异见分子”的美国媒介

　　1993年9月，我参加第一个中国女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问美国。在一次招待我们的晚餐会上，有人介绍我认识了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年轻的独立制片人，说她是罗伯特.肯尼迪的女儿，也就是前总统肯尼迪的侄女。

　　我心中涌起对肯尼迪小姐的同情：她的父亲和伯父都是惨遭暗杀身亡的，父亲死时她还不大懂事。幼年丧父，这该是怎祥的一种人生不幸？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们刚刚握过手，彼此还没有寒暄一下，她就不客气地劈头问道：“你认为中国有资格申办奥运会吗？”——当时北京正在蒙特卡罗角逐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

　　坦白地说，我个人对北京申办奥运会并不赞同。主办一次奥运会，虽然会使北京和中国名声大振，也会产生巨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但是我认为无论是在申办过程中还是申办下来之后，整个活动都会过于加重政府财力和老百姓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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