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位肯尼迪小姐的问题却让我感到一种侮辱。我反问她：“这是什么问题？中国凭什么没有资格申办奥运会？”

　　她似乎很奇怪我会有此一问，怔了一下，说：“中国的人权记录那么不好，比如监狱里对犯人的虐待……”

　　我说：“第一，中国政府的政策并不允许虐待犯人，至于个别地方有违反，那是哪个国家都免不了的，美国的警察和监狱也有体罚犯人的情況，不是吗？”她点了点头。我又说“第二，中国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生活在监狱中，也没有感受到你们所说的那些人权问题。为什么在你们的眼里，只有关在监狱里的才是中国人？”她愣了，坦白地说：“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一点。” 我也诚恳地对她说：“如果国际奥委会认为北京的体育场馆的设施以及整个城市的环境、交通等条件不够理想，达不到主办奥运会的要求，那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有人以所谓人权问题为口实，说中国没有资格申办奥运会，我绝对不能同意。中国申办奥运会的资格不比任何国家差。”肯尼迪小姐承认这样讲很有道理，点着头说：“我还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个问题。”

　　那天晚上，我们谈得很偷快。我认为，像肯尼迪小姐这样的美国人，还是挺正直的。她们受美国媒介对中国的歪曲和片面报道的影响，对中国有不少先入为主的成见。但是她们并不固执已见，愿意了解事实。如果你能用事实和道理说服她，她会放弃她的成见。

　　不能放弃这种成见的是那些主流媒介。谁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的1/5，是美国人口的将近6倍。然而在美国新闻媒介中，你能见到的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中国人，往往就那么几个。即所谓“异见分子”，或曰“持不同政见者”。其实说白了，就跟我们中国“文革”时期那种“闹而优则仕”的人一样，谁闹腾得最欢实，谁就会像勇士一般以胜 利者的姿态频频出现在西方媒介中。

　　我中学时代同年级的同学魏京生，就是一个例子。作为老同学，我不想说他什么。不过我很同情他。不是同情他别的，而是觉得他被西方媒介已经捧得没有了退路。西方媒介人为地把他弄成一种偶像，使他不能不硬挺下去。否则，他好像就没有了价值。说实在的，西方媒介和某些西方政界人士把他搞成中国政治的一个“晴雨表”，一有风吹草动，就拿他来说事，真是害了他。

　　我曾跟美国某大报的驻京记者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也觉得我的看法不无道理。但是他说，他不能不把焦点对着这些 “异见分子”，因为在其他西方媒介都关注着他们的时侯，如果他不发出这方面的报道，他的报纸就会很难堪。也就是说，那些媒介需要中国有这样的人存在。【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于是，出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主流新闻媒介中的中国人，就尽是一些所谓“人权斗士”了。于是，中国申办奥运会的“资格”就有了“问题”。于是，中国的“人权记录”就“糟糕”起来。

　　问题是，人权是否意味着煽动颠覆政府、出卖情报、制造动乱的权利？一个主权国家的司法机关有没有权利依据本国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处罚那些触犯刑律的人？大多数中国人是不是认同、是不是需要这样的“异见分子”和“人权斗士”？

　　1994年3月我去纽约开会时，看到那个叫“中国人权观察”组织的一份期刊，居然把因向境外一家报纸出卖机密文件而被判了15年徒刑的北京某新闻机构的一位记者，描绘成为争取“新闻自由”而牺牲的战士。这算哪门子“人权”？

　　顺便交代一下，据一位旅居美国多年的朋友介绍，“中国人权观察”的“母组织”，即“亚洲观察”，其很大一部分资金是甴“国际民主基金”提供的。这个“国际民主基金”，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983年创办的，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颠覆别国，首当其冲的就是所谓“与美国敌对”的国家。这位朋友说：“我们碰到这些‘人权’组织的人，跟他们争论起来，一提这个背 景，他们就蔫了！”

　　就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一个攻击中囯的所谓“人权问题”最起劲的组织，“大赦国际”的一个法国人来找我。说实在的，我若事先知道她是从这个组织来的，根本就没有兴趣见她了。但是她在电话上只说她在北京世妇会期间见过我，这次又来北京参加各国议联第九十六届大会，想再见见。待到见了面，得知她的真实身份，我真有些感到像吃了苍蝇一样腻味。因为这个组织经常用一些子虚乌有的案例，诬蔑中国“践踏人权”。而且他们还发动很多或是不明真相或是别有用心的各国方方面面的人，给中国有关部门和人士大量寄信请愿，为一些社会渣滓或根本不存在的“冤案”说项。我的一位担任一家报纸副总编的好友说，世妇会前，这样的信件她一天能接到上百封。世妇会期间，这个组织的人又借机组织示威，将某些因触犯了中国法律时被判刑的人说成是中国的“人权斗士”，公开为他们鸣冤叫屈，公然无枧中国的司法主权，更不顾事实。如果说一般中国人过去对这个组织不大了解，那么他们在世妇会期间的表演，可引起了不少中国与会者对他们的极大反感。而且这个组织和西方那些主流媒介的关系特别密切。按我们跟美国老师所学的西方新闻的原则，新闻媒介对送上门来的材料应当持怀疑态度，应当向被批评或被攻击的一方核实，然后才能发表。可是西方主流媒介对“大赦国际”攻击中国的材料，似乎从来没有怀疑，也没有核实，总是来者不拒。

　　我虽然不喜欢这个组织，但既然误打误撞地见了他们的人，也不好就赶她走。且听听她说什么。没想到她竟诉起委屈来，说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非政府组织，没人愿意答理他们。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她，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你们总是凭一面之词，以一些未经核实的材料，诬蔑中国。大家都认为你们是敌对组织，当然不愿意理你们。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首先你们必须做出改变。最起码要实事求是吧。

　　我不能奢望这些话会起什么作用。但是这位不速之客的突然造访，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个打着关心“人权”的幌子经常干涉我们内政的组织在中国搞到没有人愿意答理的地步，他们自己都觉得怪没趣的了。

　　我并不认为中国没有人权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有着12亿人口、公民的平均教育水平还相当低的大国，中国不可能没有人权问题。但是，且不说作为中国人，我们的切身感受与西方媒介常常报道的“人权问题”之间的差距有多么大，单是他们开始“关注”起我们的“人权”的时间，就使我对他们的动机很有怀疑。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下，成千成万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惨遭屠杀，“白色恐怖”笼罩了全中国。请问，那个时候，中国的人权有没有问题？那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流新闻媒介对中国人权的关心，体现在什么地方？

　　抗战时期，美国《时代》周刊驻当时的陪都重庆的记者白修德，发回很多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统治，搞得人民群众民不聊生的报道。当这些报道以白修德的署名发表在杂志上时，已经面目全非：那些抨击和揭露都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的赞颂。后来，白修德不得不在他重庆办公室的门上贴了一个声明：“以本记者名义在《时代》发表的任何报道，如果与本人观点相符，纯属偶然。”再后来，他遭到解雇。请问，那个时候，中国的人权有没有问题？那时西方国家的主流新闻媒介对中国人权的关心，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还有渣滓洞、白公馆、“中美合作所”，还有那里面种种残酷折磨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美式刑具：还有那些帮助国民党打内战、让中国人自相残杀的美式武器和装备……请问，那个时候，中国的人权有没有问题？那时西方国家的主流新闻媒介，又是如何关心中国人权的？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翻身得了解放。但是美国却对我们实行封锁和禁运，一次又一次把战火烧到我们的家门口，还在朝鲜战争期间向我们的东北地区投掷过细菌弹。请问，那个时候，西方国家的主流新闻媒介是怎么关心中国人权的？

　　可以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人权记录最糟糕的时候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时，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连共和国的主席和创立共和国的一代元勋，都没有人身安全可言了。然而中美关系偏偏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解冻，走向正常化的。 那吋，我们并没有听说哪个西方国家的主流新闻媒介以中国的“人权问题”为口实，反对中美两国政府领导人的这一举措。

　　西方新闻媒介开始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是在80年代未、90年代初。这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空前提高的时代。当然，我们在经济转型期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诸如腐败问题、社会治安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剩余劳动力问题、就业再就业问题、贫困问题、补会保障问题……但是我们中国人并没有忽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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