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过人代会、政协，通过新闻媒介，通过种种渠道，探讨着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们在尽一切努力，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然需要来自国外的批评、意见 和建议。然而，西方主流媒介对我们的“人权”的关注，却使我感到厌恶。因为那完全是虚伪的关注。那种关注，并不是因为确实有这个问题存在，更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身。他们的关注是为了需要，为了仇视中国的需要。

　　英文《中国日报》1996年8月19时登了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美国媒介热衷于憎恨中国》，写得很有意思。文章开头写道，美国一家报纸的驻京记者一天晚上在和作者私下闲聊时谈到：“坦白地说，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在改善人权状况方面比前10年已经进步多了。”作者当即问道：“那你为什么 不写点什么，告诉你的美国读者这些实情呢？”文章没有讲这位美囯记者对这个问题是如何回答的。但那并不难想象。即使他写了，他的报纸也不会登出来。因为这样对中国的正面报道，尽管是事实，却不符合美国新闻媒介仇视中国的需要。

　　看起来，如今的美国记者，不要说同埃德加.斯诺相比，就连当年《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的勇气都没有。白修德明知他的报道有悖于他的杂志、或者说他老板的政治立场和编辑方针，却仍然坚持写出真实的情况。尽管那不为他的老板所喜欢，而且最终影响到他的饭碗。

　　◆一个有良知的美国记者

　　说到白修德，我不能不说说我尊敬的詹姆斯.阿伦森教授。我在前边已经提到过，他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来教新闻的美国教授。他和白修德是哈佛同学。如果说白修德的故事我还是间接听来的，那么阿伦森教授的言传身教，使我亲眼见到了正直的美国新闻工作者，也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是怎样立身处世旳。在我的心目中，阿伦森教授是美国新闻界的良心。

　　中国新闻界的人，大都知道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她和埃德加.斯诺、阿格尼丝.史沫特莱这3位美国记者以“三S”闻名，并以他们在几十年的岁月中，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做的客观公正的报道，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斯特朗女土晚年再度来到中同，定居在北京，曾写过大暈热情介绍新中国的发展情况的报道。她的报道以“北京书简”的形式，穿透当时美国主流新闻媒介设置的围堵中国的“铁幕”，使关心和热爱中国的人多少听到了一些不同于那种一味诽谤中国的声音。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风格明快、言词优美的“北京书简”，是在阿伦森先生为创办人和主办人之一的《国民前卫》周刊上刊登出来的。作为当时居住在北京的唯一的美国记者，斯特朗正是这家左翼刊物的特派记者。

　　说这是“左翼”刊物，是因为阿伦森和他的同事们反对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主张美国停止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同新中国建交。阿伦森也因而被那些主流媒介扣上了“激进派”的帽子，尽管他是一个非常平和而有风度的学者型新闻工作者，言谈话语一点都不“激逬”。假如不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立场，按照世俗的观点，他本可能会有一个很优裕的生活：他曾是《纽约时报》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盟军进入德国，并参与重组战后德国的新闻媒介。这是个相当重要的位置。然而，当他发现报纸的编辑方针与他的信仰发生了冲突时，他毅然辞去了待遇优厚的职务，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纽约时报》，成了一个难以见容于美国主流新闻媒介的“激进派”。他和希德见克.吉尔法拉格在1948年创办了《国民前卫》周刊，克服了种种困难，挺过了艰难的麦卡锡时代，不屈地向美国公众报道着一个主流媒介竭力向他们隐瞒或歪曲许多真相的世界。然而，在1967年，他们又和同营垒中一些年轻的“新左派”，或者说“极左派”的观点发生了冲突，不得不双双离开了这家他们亲手创办并惨淡经营了多年的报纸。阿伦森教授随后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新闻系任教，学生以贫寒家庭的子弟为主，他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岁月。1988年10月，他久病不治，与世长辞。

　　但是阿伦森教授永远活在我的心中。记得他在给我们讲人物采访这一课时，为了给我们做练习，教授甘当“靶子”，让我们全班在课堂上采访了他。我至今保留着那次课堂采访的笔记。（可惜当时没有录音机）他现身说法，使我们第一次认识了美国的“新闻自由”是怎么回事。现将有关的问答翻译如下，希望更多的人能借此对美国媒介多有点了解，也认识一下这位值得尊敬的美国教授：

　　问：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答：我从小就老是对报纸和新闻记者的生活着迷。在我很小的时候，9岁10岁的样子吧，我甚至在波士顿的街头卖过报，我是在那儿长大的。后来，比我大4岁的哥哥成了美联社波士顿分社的一名年轻记者。他的早期生涯对我影响很大，使我也很想当记者。我上了哈佛，那是美国最老的大学，不过那儿没有新闻系。在他们的眼里，新闻的学术性还不足以成为一门学问，而只是一个行业。我就尽量多写。当我在大萧条中期的1936年毕业时，我很难找到一份于报纸的工作。我借了钱，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院。那儿有个为期一年的硕士课程。我于1937年从哥大毕业，经过努力，在我家乡的一家报纸，即《波士顿晚报》，找了 一份工作。【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问：你怎么会成了 “激进派”记者的？

　　答：我在大学时并不很关心政治。我的父母都是立陶宛人，父亲12岁时随我袓母来到美国，母亲来美国时才6个月大。我们家的人都不问政治，但是他们有他们如何为人的伦理价值观念。他们认为人都是平等的，谁也不比谁强。我还记得孩提时代，每当有送货上门的人来，无论是送冰块还是送别的，他们都被请进来喝点什么。他们从来没有被看得低人一等。这给我印象很深。这其实是很政治的。我离开大学时世界上发生的事影响了我的政治观点。那是30年代下半叶，西班牙正打内战。怫朗哥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帮助下，试图摧毁西班牙共和囯。西班牙的内战加剧了法西斯主义和大萧条。我也越来越意识到阶级差异。我开始阅读马克思的书，抟受了 “激进派”的观点。这对我后来筹办《国民前卫》周刊很有影响。但是我还是较有节制的。因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你必须保持中立并且客观。然而作为一个人，你很难没有观点。

　　问：当你1948年离开《纽约时报》创办《国民前卫》时，你是怎样获得资金和召募人员的？

　　答：在一个以“新闻自由”为准则的国家，如果你想创办一份报纸，你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个是钱，另一个是信仰。在创办一份对政府的方针政策持反对立场的报纸方面，这是非常 困难的。如果你想办一份支持政府方计政策的报纸，那倒不难得到资助。此外，还可以得到广告，这当然也会为你的报纸带来财源。但是如果你的报纸是反对政府的方针政策的，那就很难得到资金、财政帮助，也很难得到广告，因为企业和政府一样不喜欢你的政治观点。说到另一个要素，即信仰，我指的是，你和与你共同创办这份新报纸的同事应当相信，在美国，有足够多的人和你们观点相同，会买你们的报纸，甚至会出资帮助你们。可以说，我们创办《囯民前卫》时，我们有很多的信仰，但是没有钱。我们找到了尽可能多的人资助我们，为出第一期找到了大约2.5万美元。我们建立起一个很小的但是业务上很强的编辑部，还找到了一个同情我们刊物的主张的印刷厂主。报纸终于在1948年10月创刊。

　　问：你当时的信仰是什么呢？

　　答：当时确实有很多美国人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正在发展的冷战政策。当时，战争时期与苏联结成的反法西斯同盟瓦解了，对苏联，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的敌意被重新煽起来了。一个新的战争工业正在以牺牲美国人民更幸福的生活为代价而发展起来。钱被花在创造死亡武器上面。我们认为，人民应当能够在和平中生活。应当有一个新的声音向美国人民展示不同于美国的制度。人民应当接受这些差异，而不是试图彼此毁灭。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基本信仰。和我们有同样看法的美囯人大都害怕把他们的想法公开讲出来。我们这样的报纸出现，对他们会是个鼓舞。

　　问：可以谈谈麦卡锡时代，联邦调查局是怎样迫害你的吗？

　　答：对我的迫害，是我在《国民前卫》周刊工作时进行的。迫害有许多形式。比如监听我们的电话。这是一个搞电话技术的朋友告诉我们的。他们不知道我们有一个读者在电话局。他们还访问我们编辑部成员的家庭，定期检查我们的财务，比检查其他人要频繁得多。我们经常收到恐吓信件和电话。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电话钤常在夜间响起来，可是起床去接时，拿起电话来那一头又什么动静都没有了。他们还试图破坏我们的印刷设备，把金属屑扔进印刷机的滾筒，造成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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