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我们的印刷工人每天早上都仔细检查机器。最厉害的是把我们召到国会去作证，那是一种政治迫害的歇斯底里。参议院有全权对我们的社会关系和主张提出各种问题。我们只有根据国会无权践踏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这个理由来拒绝回答这些问题。参议员麦卡锡当时是个很有势力的人。由于麦卡锡委员会的迫害，我的朋友吉尔法拉格被捕入狱。政府企图以他威胁了美囯的安全为由，将他驱逐出境，强迫他回英格兰去。因为我是美国公民，所以他们不能逮捕我或驱逐我。从1953年到1955年，经过两年的迫害，吉尔法拉格终遭驱逐，在这两年中，他两度被捕，其余大部分时间，他的活动范围不能超出他居所的25英里。这是我们因出版了一份反对资本主义的报纸而遭到迫害的一个实例。

　　问：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答：总的说来情况是大大改善了。再没有去作证的事了。但是我认为，监视在很大程度上以老练得多的方法继续进行着。我们称之为电子监听。现在没有什么公开的行动是因为美国的反对派势力很小，也不团结，政府即使有心，也用不着采取这样的行动。

　　问：在中美敌对20年之后，你作为第一个应邀来中国教新闻的美国教授，对中美关系的前最有什么看法？

　　答：两国之间的敌对是强加于美国人民的。美国人民在根本上从来没有敌视中国人民的情感。我很清楚所谓的“援华院外集团”（即为台湾国民党在美国国会游说旳团体或个人）。他们有巨额资金，在美国作宣传。我还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有些美国记者拿了“援华院外集困”的钱，专写对国民党有利的文章。我相信，两国之间的关系会继续改善，虽然总会有可能出现这样那样预料不到的事件，会干扰这种改善。必须记住，美国是一个从来没有摆脱过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超级大国。这个制度很强大，可以引起政策的转移。我相信中囯政府了解这个悄况。中国人民应当对美国采取友好的但是现实主义的态度。

　　问：在你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报刊应当是什么样子？为达到这个目的你想怎样提供帑助？

　　答：我对中国的兴趣可以追溯到30年代我的大学时代。在现代化的努力中，新闻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它是这个国家的人们了解现代化进程的手段。在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大国，它是人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手段。由于这一责任，新闻必须在生产技术和记者的培养方面实现现代化。其内容应当把反映人民要求作为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民主的愿望，也要鼓励人民讲话。我在这里起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协助培养满足这方面要求的记者，二是帮助他们了解国外的新闻媒介和记者的情况。

　　问：你认为中囯有没有开放到可以采用西方式的新闻的程度？

　　答：我认为中国的新闻工作者非常愿意变革他们的方法。 在这里，我必须强调，全盘釆用西方式的新闻可能并不是最明智的办法。我倒要建议，应当根据中国的需要和实际情况选用西方新闻中的最佳做法。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是有区别的。这很重要。你们可以现代化，同时保持着中国的特点。

　　问：在新闻方面，西方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答：我需要仔细地研究过中囯的新闻界之后，才能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西方新闻在技巧方面有很多值得提供给中国的地方。像新闻写作的速度、更有进取精神的报道、对世界各地的消息的报道面，等等。不过一切都要按照中国的习惯和需要来加以调整。千万不要忘记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其实，美囯或西方并没有完全的新闻自由。不错，宪法是要保障新闻自由的，但是存在着自愿的新闻审查。因为这是与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相一致的。

　　问：这是不是说，新闻自由是虛伪的？

　　答：在很大程度上，是的。

　　这番问答是在1979年3月进行的。当时中美两国的关系经过20多年的敌对，可以说正在进入“蜜月”时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阿伦森教授提醒我们，“总会有可能出现这样那样预料不到的事件，会干扰这种改善”，“美国是一个从来没有摆脱过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超级大囯。这个制度很强大，可以引起政策的转移”，“中国人民应当对美国采取友好的但是现实主义的态度”，“全盘采用西方式的新闻可能并不是最明智的办法”，“应当根据中国的需要和实际情况选用西方新闻中的最隹做法”。今天发生的事，再次印证了阿伦森教授的预见性，更使我怀念这位中国的真朋友。对于最后那个“新闻自由是否虚伪”的问题，我认为他是以毕生的痛苦经历作答的。

　　接替阿伦森教授来教我们的劳伦斯.平卡姆教授也是一位很正直、很讲职业道德的新闻工作者。他和阿伦森教授是校友，但是年轻得多，1951年才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后毕业。以后他先后在罗得岛一家报纸和《华尔街日报》工作过，又在美国第二大通讯社合众社（即后来的合众国际社）当了4年记者。他曾告诉我们这些中国学生，麦卡锡主义盛行的50年代的美国，就像“文化大革命”搞得最厉害的时候的中国，人们彼此之间都有顾忌，不敢讲话。很多人被扣上“通共”的帽子而丢了饭碗，甚至妻离子散。他说，后来我发现，我竟也成了毁灭他们生活的一个帮凶。一方面，我不能指出，麦卡锡是个骗子；另一方面，我们习惯于遵循只要引用一个人的话，就要说明出处的规则，无意中使这些人因此丢了工作，而且再也得不到雇佣。”

　　于是，平卡姆教授坚决离开了合众社，回到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任教。他和几个年轻教师试图在教学中做一些改革，对主流媒介更多地带有一些批评性，课程也不要与主流媒介的是非标准联得太紧，同时给学生更多发言的机会。但是，他说：“我们没有走多远。他们只让我们浅尝则止”。1968年5月，哥大的学生为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升级，进行大规摸抗议示威，占领了学校，在他们占的好几幢大楼顶上升起了红旗。学校当局叫来警察，驱散学生。平卡姆教授回忆说： “我们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教师们召集会议，讨论该怎么办。我们很多老师决定挡住警察，不让他们进学生们占领的大楼。 我们站在警察和学生中间，把他们隔开。最后大家都累了，也放松了警惕，这时警察冲了进来。虽然没死人，但那场面却是血淋淋的。我恰好没在场。那天晚上我以为不会出事，就回家了。没想到我判断失误。我们系18位教员，卷入此事的只有我们3位教师和5个学生。其余同事都认为新闻记者决不能卷入冲突。我们的责任只是报道冲突，他们认为我们树立了很坏的徬样，本可以为此开除我们，尽管我们已是终身教授。不过他们还是没有开除我们”。然而，裂痕已经形成。再有辩论时，新闻系的学生们也不超脱了，也分了派。这时平卡姆教授觉得不能再留在哥大了，便辞职去了马萨诸塞大学，仍在新闻系执教。

　　平卡姆教授讲的这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从这些事情上，我看到了正直的美国新闻工作者立身处世的原则，也看到了标榜“自由”的美国新闻媒介的局限。平卡姆教授是在麦卡锡时代认识阿伦森教授的。他说：“他对我影响极大。我开始认识到，被指控为社会主义者的人，是最好的人”。他特别指出，由于那些主流媒介的歪曲报道，“美国人总以为中国是个监狱。要改变世界，你不得不首先改变人们的观念”。

　　阿伦森教授，平卡姆教授，还有“三S”，都不是只对中国说“是”，从不说“不”的人。他们在不少问题上同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的观点意见相左，并且常常直言不讳地提出他们的反对或批评。但是他们从不因此贬低、丑化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他们的反对、批评有时是很尖锐的，但绝对没有恶意。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使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他们的意见不一定百分之百得到采纳，可是他们百分之百地蠃得了我们的尊敬。

　　我以为，他们，才是真正的新闻记者。

　　◆公正的美国记者出不了书

　　阿伦森教授在那次接受我们的课堂采访时透露，他问美国后，将以他作为新中国邀请来教新闻的第一个美国人这一独待经历为基础，撰写一部介绍中国现状的纪实著作。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将可能出现在他的书中。

　　我曾读过阿伦森教授与他的战友吉尔法拉格共同撰写的记载《国民前卫》周刊奋斗历程的著作《关于前卫》，他的观察力十分敏锐，观点很客观，文笔也非常好。我盼望着教授的新书早日问世。

　　1979年夏，阿伦森教授结束了在中国6个月的教学工作。到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一边继续执教，一边开始了这部新书的写作。他曾来信告诉我，他已将此书命名为 《赴华使命》（Mission to China），写作进行得很顺利。【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然而，直到我1983年第一次赴美进修，教授的书仍没有出版。倒是与教授差不多时间来到中国、当时已经任满回国的前《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包德福（即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出了一部关于中国的大部头书，即《苦海余生》（From Bitterness of Sea），（关于该书，请参见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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