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很多美国人当作研究中国的必读书。

　　我也好奇地找了一本来看。但是勉强读了80几页，便读不下去了，因为我感到作者把现实的中国歪曲到了荒唐的地步。尽管他写的可能是事实，但是，在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记者笔下，事实也可以用来歪曲事实——只要你只写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的事实。

　　比如，包德福写了他同一个女研究生的交往如何受到了监视乃至干预，由此来极力显示中国的不开放、不自由。可是，他却对这样一个事实讳莫如深：这个女研究生是“文革”后中国招收的第二批新闻专业研究生之一，她的指导老师也是美国人——这已是在新中国教新闻研究生的第三位美国人。这难道没有显示出中国的开放？包氏还对这样一个事实讳莫如深：即这位女研究生的美国老师及其他在中国教授新闻专业研究生课程的美国老师，在中国的教学除了技术设备差一些外，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我们的两位美国教授都一再说过，他们在中国的教学内容，同在美国没有任何区别。这难道没有显示出中国的自由度？

　　在包的笔下，和这位美国记者交往的中国人，似乎都是对他有所图谋的宵小之辈。有的请他吃过几次饭，便要求他在友谊商店买些不要油票的食用油——当时中国许多主副食还要靠票证供应，食用油属紧缺物资，油票是挺金贵的。包氏对在这些中国家庭做客的描述，简直让人感到他是在做地下工作，而且颇具冒险性——偸偷摸摸地，沿着漆黑的楼梯往上爬，稍不小心就会跌倒……然而，我却为那些同他交往的中国人感到不值。他们可能有的重物质胜于精神上的朋友关系，但是他们更有可能真是把包德福当成朋友，才敢于对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没想到这位“美国朋友”先是对他们屈尊俯就，以后就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他们加以嘲弄，使他们成为他丑化中国的谈资。他根本不会向他的美国读者说明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敢于邀请一个“大鼻子”老外来自己家做客，在仅仅结束才几年的“文化革命”时代还是不可思议的，这件事本身就反映了中国的进步。北京住房条件的确不好，“文革”中又欠账过多，黑漆漆的楼道大概确实委屈了包德福先生。但是，我认为，心地光明的人，真心想同中国人交朋友的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一定会使读者看到的不只是黑暗。

　　更让我无法看下去的是，包氏还将现实的中国与“文革” 时的中国混为一谈，使读者把很多过去发生、已有改变的事误以为是仍在发生的事，对中国的变化则毫不知情。这是一种有意的误导。

　　在美国进修时，一位中国同学耐着性子读完了这本书，写了一篇书评。她尖锐地批评包德福专门在中国捜寻垃圾的作法如同“苍蝇遂臭”。她写道，如果我们报道美国，专门写纽约42街妓女频繁出没的红灯区，能说是代表了美国的现实吗？据说，这位同学将她的书评寄给了《纽约时报》，但却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那之后不久，我在阿伦森教授家做客时，有幸读到《赴华使命》的书稿。从书稿中可以看出，阿伦森教授绝没有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他的确也不是“中国通”。但他有真诚地了解中国、报道中国的愿望。他有他的价值观念，对中国的一些事情，包括政府的一些政策方针，不能理解，甚至不能赞同。但是他并没有以自己的价值观念来作为衡量中国的唯一标准，没有因这些由于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哲学的、政治的背景不同而造成的差异而责难中国。他仍然尽量客观地介绍中国人的立场和看问题的方法，同时坦率地写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他生动地写出了他两度访华之间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1976年1月他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刚刚去世，邓小平面临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险，中国人民沉浸在失去总理的无比悲痛和对祖国前途的极度担忧中；而仅仅3年之后，他竟应邀前来中国帮助培养新闻专业的研究生。从这里，他看到了中华民族能够克服一切灾难，战胜各种忧患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

　　我深深佩服教授的洞察力。他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理解中国或赞同中国，但是他尊重中国。这种尊重使我感动。阿论森教授是在中国的一场大变革开始的历史转折点来到中国并为中国工作的，而且是和在这场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中国新闻界有关。这种独特的经历使他能够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和中国的新闻界，这本身就陚予他的书一种与众不同的价值。

　　教授的写作态度极其认真。手稿一改再改，材料务求准确。除了给我们写信查核一些事实，又第三次访问中国，更有计对性地做了一些补充采访，充实书的内容。可是，这样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直到教授1988年10月去世，仍未能出版。因为阿伦森教授希望首先在美国出版这部著作，而那些美国的出版商却认为这部书“虽然很有意思”，但是“太向着中国了”，要求他增加对中国的“批评”。教授无论如何不能昧着良心丑化中国，也就达不到那些出版商的要求。所以他的书就得不到出版。对此，教授曾在1985年11月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仍然找不到出版商出我那本关于中国的书。最近出了好几部有关中国的书，其中有一些并不好（我应当说很糟糕）……我恐怕，对于有利于中国的书仍然存在着偏见，就像我这本书一样，尽管我对中国新闻的某些方面是抱批评态度的。”

　　《赴华使命》和《苦海余生》是两本关于中国的同时代的书。它们代表了对待中国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中国，介绍中国，不以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是非标准影响对事物的看法，尊重别人与自己的不同。另一种则毫无了解中国的诚意，以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是非标准为唯一的标准，别人如有不同，就“罪莫大焉”，要加以嘲弄；为了嘲弄中国，可以不顾事实地将中国过去的失误当作现实来描述并攻击，可以只写一部分事实而隐瞒很多事实。

　　这两本书截然不同的命运，使我对美国的新闻自由和出 版自由有了新的认识。片面陈述事实，误导读者，给中国抹黑的书，可以被捧为了解和认识中国的“钥匙”和“必读书”；而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的书，尽管确有价值，却仅仅因为“向着中国”被打入冷宮。这样的“自由”，封堵了美国公众认识一个不同于那里的主流媒介向他们描述的中国的渠道，实际上使他们闭目塞听。

　　◆播种仇恨的美国媒介

　　从1993年9月1日起，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做了改革，取消了英语翻译，问答完全用中文进行。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却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些驻京记者的不满。有的说这表明中国的开放政策“有所改变”；有的说这是中国新近涌现的“反美情绪”的一个体现；美国《新闻周刊》甚至以漫画嘲讽这一举措。

　　我不知道这些记者有没有在他们本国的政府机构采访过。我访问过的欧美国家，新闻发布会一律用本国语言问答，决没有任何外语翻译。有的北欧国家至多提供一些译成英文的文件。但是外国记者若想提问，对不起，你只能讲驻在国的官方语言。至于美国，新闻发布会不仅没有外语翻译，而且在白宫和国务院之类的部门，只有本囯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才有座椅，并且谁坐在哪里都是固定的。外国记者要经过严格的报批手续，才能进来旁昕，还只能“打站票”，连提问的资格都没有。1988年，我和其他几个亚洲国家的记者作为美国东西方中心的“杰斐逊学者”访问白宫时，曾就外国记者不能平等地参加白宫新闻发布会的问题，向接待我们的白宮新闻办公室官员表示过不满。那位官员却不在乎地说，外国记者有外国记者中心嘛，他们可以在那里通过闭路电视看到白宫新闻发布会的实况。

　　按照对中国外交部的改革感到不满的那些西方记者的逻辑，白宫新闻发布会如此安排，是否表明了美国政府的“闭关自守”呢？是否表现出美国的“反华情绪”或反对其他国家的情绪呢？为什么西方记者对此不置一词呢？最起码，中国还没有将外国记者排除在新闻发布会之外，用“外国记者中心”来打发他们。如果中国完全按照美国的方式行事，不知那些西方记者又会作何感想？英文本不是中国的官方语言，更何况中文还是联合国的五种工作语言之一。中国的外交部在中国首都使用中文来开新闻发布会，既顺理成章，也符合国际惯例。可是，在这种问题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那些记者就不做横向比较了，非把这么一件自自然然的事说成是“反美”。

　　这仅仅是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就是这件小事，也可以反映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介对中国抱有多么大的偏见。他们很少能做到“换位思维”，即从他们的报道对象，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处的实际情况，来认识和理解别人面临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他们一味从自己的价直观念出发，几乎对中国的一切都抱有怀疑或敌意。

　　这种怀疑和敌意，有时简直不可理喻。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亊，可以说就很典型。那是1982年10月，全国记协邀请中外记者参观采访清华大学，了解当时中国高等学校如何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培养人才。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www.llskw.org。来奇网电子书手机版阅读网址：m.llskw.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