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大规模组织外国驻京记者采访中国的大学，参加那次活动的外国记者很多。我作为新华社记者，也参加了这次活动。为便于大家采访，在清华大学领导介绍情况之后，记者们被分成若干组，与各系的学生代表座谈。座谈之后，学校准备安排记者去看学生们每夭下午的体育锻炼和其他课外活动。

　　我参加的那个组有几个美国和西欧记者。座谈伊始，这几个记者劈头就问学生：“你们一定是经过挑选来接受我们采访的。你们是怎样被挑选出来的？”“你们对这次采访一定做了精心的准备。你们准备我们会问什么问题？你们认为最难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学生们被这些无礼的问题激怒了，也很不客气地说，我们是为促进理解和交流而来，如果你们对我们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那就不必在这里浪费时间了。你们可以自己到校园里去走走看看，愿意找谁就找谁。一时间，室内的气氛颇有些紧张。后来其他真心要了解情况的记者开始了正常的提问，釆访才又进行下去。结果那几个挑起不快的记者也没有走，他们后来又问起学生们知不知道鲁迅的孙子为和一位台湾姑娘结婚，去了台湾的事。大多数学生都说不知道，少数学生说，听BBC或“美国之音”的广播说过这事。一位美国记者马上抓住这一点，说，这是否说明，你们不能从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介中充分得到你们想知道的新闻信息，而不得不从外国广播中去获取消息。对此，学生们回答说，我们听外国广播，主要是为了练习和提高英语听力。至于你们感兴趣的消息，大家的新闻价值观念不一样，你们认为有价值的新闻，我们并不一定认为有价值。

　　那次活动已过去十多年，我依然记忆犹新，的确是因为那几个西方记者在采访中表现出来的傲慢和无礼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根据我所学的新闻采访原则，记者是不应当轻信。 然而不轻信并不等于可以对采访对象毫不尊重，肆意挑衅。就这次采访活动而言，如果认为安排不当，可以向中国记协和清华大学校方提出意见，甚至可以拒绝参加。既要参加，却又对无辜的学生动以颜色，将对主办者毫无来由的敌意发泄到学生身上，未免也太过分了。我见过不少西方记者对他们本国的各阶层人士进行采访，却没有见过一例诘难被采访对象接受采访的资格的提问，

　　很多访问过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中国人都感到那里的人对中国很不了解。一般西方人听了解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差距之大，往往令我们中国人吃惊，甚至气愤。许多访问过中国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人也感到，他们亲眼见到的中国，与他们在本国媒介中读到看到的中国，大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媒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介出于惯常的敌意，只报道中国负而的、消极的东西，使中国只能以可怜、可笑，乃至可恶的形象，出现在西方公众面前。

　　1995年3月，我和其他几位中同女新闻工作者应邀去美国衣阿华大学参加“世界妇女与传媒研讨会”曁各国非政府组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为筹备95论坛召开的第一次磋商会。东道主安徘我们汸访问了一系列新闻机构，其中有美国广播公司（ABC）、NBC、一些地方电视台，以及一些大学的新闻传播院系。和我们座谈的人，包括不少资深记者、编辑、主持人、教授等，问起中国，他们几乎无例外地只提出两个问题，即所谓西藏“没有人权”和中国政府“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大规模溺杀女婴”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提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后来一听到它们，我们都不怒反笑了。我们问对方：“除了这两个问题，你们对中国还知道些什么？”这时他们很多人就会无言以对。

　　西方媒介对中国这种偏狭的报道，不仅使我们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也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同行非常不满。在衣阿华大学的那次研讨会上，在一场与中国并不相干的专题讨论中，一位美国记者在提问时又突然提出，世界传媒应当对中国所谓的“西藏问题”和“溺杀女婴”问题予以关注。她的活音刚落，未等我们中国人站起来，印度妇女特稿社的社长阿尼达便抢过话简，愤怒地质问：”为什么有些发达国家的记者一提到中国，便只是这两个问题？”他们对发展中国家没有，也不愿有真正的了解。他们同发展中国家的记者和人民有很大的隔阂。

　　诚然，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加上中国和西方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本来是客观存在。我以为，正因为有这些差异存在，人们才需要彼此了解和沟通，以求同存异，使我们共同生存其间的这个世界大环境能够和谐一些。新闻记者和媒介，本应是这种沟通和理解的桥梁。【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既要沟通和理解，那就有个怎样对待这些差异的问题，也就是怎样对待别人与自己的不同的问题。就拿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来说，中国有12亿人口，是美国的近6倍，而耕地面积只有美国的1/2。我们现在已经在消耗下几代人的资源。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今后的生存质量，中国的人口当然不能没有计划、没有节制、没有控制地增长。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因而得到了全国大多数人民的理解和拥护；而且这个政策在实行中是按照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的原则，尽量做到合情合理，但是，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干部的水平素质良莠不齐，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难免有一些偏差和失误。这些消极的东西，决不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主流，更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正是在不断克服这些偏差和失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的。但是，西方媒介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报道，专在溺杀女婴上做文章。专门把个别地区个别人的偏差和失误说成全局性的、受到政府肯定的行为，导致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误解极深。

　　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前不久，西方媒介又在中国的粮食自给问题上大做文章，宣扬中国在下个世纪将不能养活自己，会大量进口粮食，从而对世界的粮食供应造成“威胁”。这也是他们宣传的“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他们却没有想一想，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正是为了确保能够养活自己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这不仅是对中国的未来，也是对世界和人类的贡献。西方媒介对这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的报道如此顾此失彼，恰恰说明他们对中国的报道缺乏实事求是的诚意，而是出于偏见和敌意。

　　美国新闻界和政界似乎很在乎他们所谓的中国最近出现的“反美情绪”，尤其是年轻人中的“反美情绪”。几个年轻人写的《中美较量大写真》和《中国可以说不》，引起了他们相当的重视。然而，他们在对这两本书的报道和评论的字里行间，往往透出这些书是“有背景”、“有来头”的意思，好像中国民间不可能自发地涌起“反美情绪”，这种情绪必定是来自政府的煽动。就连远在海外的中国学生和学者抗议NBC在奥运会报道中诬蔑中国和其他国家运动员的活动，也被他们说成是有中国宫方组织的因素。

　　其实，这个结论仍是出自他们的偏见和敌意。第一，无论写这些书的几个年轻人，还是广大的中国老百姓，都不存在什么“反美情绪”。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国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我自己的老师中，就有两位美国人，很令我敬重；我还有不少美国朋友，待人都很真诚，我很喜欢他们。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接受美国政界和主流媒介对中国的那种傲慢、偏见和敌意。难道对这种态度表示反感，就是“反美情绪”？难道只许美国对别的国家颐指气使，别人对此只能逆来顺受，却不能有所不满？中国的一句古话说得好，“不平则鸣”。对中国充满偏见和敌意的报道，影响了美国舆论对中国的看法乃至对华政策，令一些中国人愤愤不平，他们把这种不平表达出来，乃是埋所当然，谈不上什么“反美情绪”。第二，如果说所谓的“反美情绪”有什么人煽动的话，那么煽动起这种情绪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人自己。若不是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媒介在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问题上搞小动作，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的内政，若不是美国的主流媒介总是那么起劲地诬蔑攻击中国，中国人怎么会有“反美情绪”呢？与其抱怨别人“反美”，何不检点检点自己的言行？只可惜美国的政客和主流媒介，太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了。

　　1996年年初，中国在自己的内海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引起西方媒介一时哗然，谴责之声不绝于耳，美国更是十万火急调兵遣将，竟派了两个航空母舰作战群来威慑。然而仅仅数月之后，日本仗着新签订的美日安全体系撑腰，先是首相带头参拜靖国神社，继而一笔勾销当初与中国达成的对钓鱼岛“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默契，派人上岛立标，公开吞并钓鱼岛，居然出动军舰、飞机驱赶中国船只，毫不犹豫使用武力。对日本的这等海盗行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媒介及其政府竟然装聋作哑，一声不吭。要说威胁，日本人以武力强行解决领土争端，比中国人在本国领海内演习，是不是更具威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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