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公平”、“正义”的西方媒介为什么不谴责呢？中国在历史上就备受日本和其他西方列强的侵略，今天在钓鱼岛再次遭受欺凌，分明是受害者，却背上“中国威胁”的黑锅；真正的侵略者和强盗却逍遥法外，这算是什么“公平”和“正义”？更奇怪的是西方媒介对台湾的态度。台湾可是被西方舆论认可的“民主社会”。当台湾海峡形势紧张时，西方媒介一边倒地对台湾表示同情和关切；而当台湾岛内舆论也要保卫钓鱼岛时，对台湾的支持就不见了踪影。一位名叫黎阳的旅美学子在互联网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钓鱼岛风云背后》的文章中说得好：

　　为什么在台湾跟大陆闹纠纷时就支持台湾，而台湾与日本领土有纠纷时就不支持台湾了呢？这些人真讲民主、正义和公平吗？答案只有一个：这些洋大人们又对中国人内战有兴趣，只在中国人内部划分是非；一旦碰上日本人侵犯中国权益，他们马上就没兴趣了，大肆宣扬的正义、公平就统统无影无踪了。

　　钓鱼岛事件激得全球华人同仇敌忾，抗日保钓情绪空前一致。西方媒介对这些几乎没有任何报道。有的报刊有所提及，却是在最不显眼的版面。可是，如果这些华人的情绪是针对中国政府的，这些媒介就会不惜时间和版面，大肆宣扬，惟恐中国不乱。对此，一位名叫马修.多林的英国人也有同感， 他通过互联网发出一封公开信，对全球华人的“保钓”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对英国广播公司（BBC）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感到悲哀。多林在信中写道：

　　BBC只对诬蔑中国感兴趣。对西藏的报道已有了一定之规，对内部不和、社会问题及其他任何把中国反映得很糟糕的事也都是如此。但是当中国受了冤屈的时候，就没有报道了。你可以打赌，假定中国侵犯了某个日本的岛屿，那一走会成为BBC新闻节目的要闻。

　　他说：“BBC的路线就是，‘除非我们能够给中国抹黑，否则就别提中国’。”应该说，其他西方主流媒介的方计也是一样的。

　　以这样的方针报道中国，究竟是促进对中国的理解，还是在播种对中国的仇恨，那是可想而知的。

　　◆美国媒介的敌意何来？

　　种种事实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主流新闻媒介，的确对中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敌意。他们对中国的报道，与他们自己的新闻学原则都是违背的，更谈不上客观公正了。

　　那么，他们的偏见和敌意究竟从何而来呢？

　　就美国的主流新闻媒介而言，我以为，这种敌意可谓源远流长。

　　1983年，我在美国进修时，一位美国历史老师向我介绍了美国学者哈罗德.伊萨克为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划分的7个阶段：

　　第一阶段，尊重阶段——从美国建囯前后到1848年， 一个历史几乎为零的国家对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自然产生了敬意；

　　第二阶段，轻蔑阶段——从1848年到1905年， 老大的中华帝国裹足不前，日益衰败，使咄咄逼人、正在扩张的美国满心瞧不起；

　　第三阶段，“仁恕”阶段——从1905年到1937年，义和团起义之后，美囯作为出兵镇压义和团起义的八个列强之一，利用满清政府对美国的庚子赔款，出资在中国办学堂，以为这是对中国的“仁恕”；

　　第四阶段，赞美阶段——从1937年到1944年，这是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与美国的利益一致，美国需要中国的力量，因而对中国军民有过短暂的赞佩；

　　第五阶段，失望阶段——从1944年到1949年，这是由于美国寄予莫大希望的国民党反动政权腐败无能，土崩瓦解，引起美国的极大失望；

　　第六阶段，仇视阶段——从1949年到1972年，因为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并领导着中国，这对于把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美国来说，适不能容忍的；

　　第七阶段，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虽已解冻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由于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美国对中国该采取何种态度，还犹疑不定。

　　伊萨克对今天的中美关系如何看法，我没有去了解。但是 根据美国政界和舆论界的现实表现，人们不难看出，当今美国政界和新闻界决策层有相当多的人，对中国仍是敌视的。同时，按照伊萨克划分的这7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从1848年以来将近一个半世纪中的绝大部分时间，美国对中国都是轻蔑的、仇视的，即使是“仁恕”，也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性质。这一切，都是从“美国中心主义”出发，对中国没有平等可言。要知道，“人人生而平等”，可是写在美囯《独立宣言》里的。为什么对中国人，就不讲平等了呢？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威廉姆斯在他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悲剧》一书中指出，许多美国人认为“其他国家的人民除非走美国的路，否则就不能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把创造出并欣赏着一种不同（于美国）的生活方式的外国人视为低下、落后，应当按美国模式来教育和改造”。可以想见，在这样一种“美国中心主义”的影响下，美国人对世界的看法，该会多么偏颇。

　　历史是美国新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我在美国进修时，专门学过美国外交史。当时的第一感觉是，美国这方面的专著种类之多，确实令人惊讶。无论是研究的题目还是观点，各种各样，所依据的材料来源似乎也十分丰富。然而时间稍长，我便感到在那众多的史书中，缺了点什么。因为那些教科书、参考书，都是美国历史界和政界人士撰写的，尽管他们彼此观点不同，有些甚至对美国政府抱有相当激烈的批评态度，但终究都还是从美国人的立场、角度来看待问题，解释问题的。非美国人的著作极少见到，更不要说用做教材了。像中国人、朝鲜人、 菲律宾人、越南人、墨西哥人等等，对他们各自的国家在历史上与美国的冲突是什么看法，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很少能得到真实完整的反映。而这些国家的人在历史上，有的现在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牺牲品。受着这样一种历史观的陶冶，美国新闻界对中国的态度，怎么能做到客观公正？

　　从“美国中心主义”出发，美国主流媒介有着强烈的泛美主义思想。这一点，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被视为美国统治阶级最有权威性的代言人之一、对美国政治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的新闻类周刊《时代》的创办人之一亨利.卢斯。卢斯于1898 年生于中国的山东烟台，父亲是一位传教士。卢斯成长的时代，正是美国开始在世界扩张，一步步走向帝国主义的时代。可以说，他是和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一起长大的。卢斯全身心地支持这个政策，是最先提出“20世纪是美国世纪”的人之一。早在1920年，22岁的卢斯就在给耶鲁大学校刊写的一篇文章中激励他的同龄人“燃起民族自豪感，振奋民族精神”。他在文中写道：

　　当我们在20年后讲到“美国”时，愿这伟大的名字在全世界至少意味着两点：第一，美国利益应当受到尊重，美国公民有权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贸易和生活，无论美国的商人走到哪里，他们的经济理想都要得到承认；第二，但凡发生国际争端，都可指望美国来协助解决……

　　从这一立场出发，卢斯和与他共同在1929年3月创办《时代》周刊的布里顿.哈顿在创刊号上直言不讳地宣布：

　　在公共问题和重大新闻上，不可能有完全的中立，也不应当持完全中立的态度。因此，编辑不能没有某种偏见……

　　出于这种“理想”和“偏见”，卢斯对凡是阻碍美国的“经济理想得到承认”，也就足说阻碍美国在世界扩张的国家，当然抱着敌视的态度。妖魔化的工作早在30年代就已开始了，不过那时首当其冲的对象是苏联，是斯大林。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尽管后来成为独裁者、法西斯头目，但由于他被卢斯视为反苏盟友，《时代》周刊仍不惜笔墨，为他粉饰。而对斯大林，则是另一种态度。且看当时《时代》对这两个人的形容：墨索里尼一出现，总是“面色红润”，“愉快”，“笑逐颜开”；斯大林则“面容露出残忍的神色”，面孔“俨然是东方人无倩的坚硬面罩”。墨索里尼“着装整洁”，斯大林是“衣冠不整”，讲起话来，墨索里尼是“宣布”，“命令”，“说”，而斯大林只要一开口，就是“吼叫”，“历声喝道”。大群人的出现，在意大利是“群众”，在苏联就成了“暴民”。就连天气和景物，苏联的也必然是“凜冽”，“单调”，“荒凉”；意大利则是“湿暖”，“明朗”，“亲切”。【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卢斯早已作古，苏联也已经解体。但是，美国主流新闻媒介在冷战时代形成的思维定势却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改变，卢斯的阴魂不散，他的手法仍在被沿用了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介一直在按照东西方对峙的框架理解并解释世界的冲突，追随他们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将共产党领导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一概视为对手或敌人。在他们的字典里，共产党、社会主义，就是“极权”、“专制”、“反民主”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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