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被他们敌视的国家扣上这些帽子，似乎就显得他们的敌视“合乎情理”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的垮台，被他们视为“民主”的胜利，因而他们对仍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愈发不能容忍。他们不理解，也根本不想理解，这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的考验，做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抉择；他们不明白，也不想搞明白，中国共产党与东欧很多国家共产党的区別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特色。

　　其实，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已感到这种思维定势已经落伍。1993年，美国大西洋委员会两主席之一罗萨恩.李奇微针对一些人主张美国的外交政策应从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为主题转向以“推进民主”为主题提出怀疑，说：“推进民主给了我们一个目标，但是不能给我们一个对世界的理解。它不能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在海外卷入（他人的事）。”

　　可悲的是，美国新闻界总是乐此不疲地向全世界推销空泛的美国式“民主”，即使那种“民主”已在不少地方引起长期的动乱。然而，他们却很难纠正他们“从针眼里”看世界，以至于在他们的报道中常常歪曲世界的狭隘。

　　从另一方面来说，敌视中国，也是出于美国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冷战期间东西方的对峙，造就了美国庞大发达的军火工业和战争机器。如今虽说冷战已经结束，但他们仍然需要有一个敌人，以为自己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中国的社会制度、地理位置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他们很方便地找到了敌视中国的口实。此外，他们把中国看作敌入或潜在的敌人，还出于他们制止亚洲崛起，维护美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的霸主地位的需要。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告诫美国改变心理状态，容忍亚洲的崛起。但是美国根本不能允许这种局面发生。而制止亚洲崛起的关键便是遏制中国。美国媒介紧跟这一方针，尽管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妨碍任何人，尽管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他们仍然要制造“中国威胁”的舆论，散布对中国的敌视情绪。

　　另外做“秀”的心理，也影响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媒介对中国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有些西方记者与其说是在中国采访，不如说是在做戏，在显示他们的“英明”与中国人的“愚昧”和“丑陋”，以博得他们主子的赏识。也有些记者生怕被人说成“被洗了脑”，因此不敢实事求是地做与中国有利的报道。

　　凡此种种，造成了一种“舆论一律”——在西方的主流媒介中，对中国只能说坏，不能说好。这是在标榜“新闻自由”的原则下的舆论一律。这是打着“民主”招牌的舆论一律。这种與论一律，封堵了真理的声音，阻碍了西方公众对真实世界的正确了解。新华社前驻华盛顿首席记者李延宁曾经说，比较一个月美国报刊对中国的报道和中国报刊对美国的报道，你会感到中国媒介比美国媒介客观得多。我对此深有同感。

　　我曾经在中国的研究生院跟美国的新闻教授学过新闻，又在美国学习过美国历史，也访问过不少美国新闻机构。我仍然认为，美国新闻界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同时，我也认为，这世界在变，而这变化并不一定是按照美国人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人的意愿来的。他们需要对世界有正确的了解，而媒介在这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为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介如不改变他们的那种偏狹和对中国等国家毫无道理的敌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唾弃。

　　（本章作者：熊蕾）
   
第三章 美国的御用“中国通” 

　　◆一位不受北京欢迎的“中国通”

　　1996年8月8日，熙熙禳攘的北京机场又有一架来自香港的大型波音747客机降落。在纷纷涌向机场海关的人流里，匆匆走着一位身材瘦高的美国人。他风度翩翩，衣着讲究，50来岁的年纪，在许多旅客中，并不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这位旅客排队走到验关窗口，交上自己的护照。窗内年轻的中国警察彬彬有礼地回答了他的问候，便仔细地验看护照和签证。护照上有中国驻香港领事机构的最新签证。

　　警察一手伸向入境许可图章，同时又习惯性地翻到护照前两页，再次检查核对旅客的照片和姓名。这一次，他的眼光在姓名处停了下来，又抬头仔细看了看旅客。

　　“对不起，先生，能否请您先等一下？”警察面带微笑。

　　“没问题，您看仔细了。”瘦高美国旅客也面带微笑，用非常纯正的北京口音回答。

　　警察拨通了电话。不一会儿，就有另外两个警察走过来。

　　“先生，对不起，我们要麻烦您去一下那边的办公室，跟您谈一谈。”，一个警察客气而不失威严地说。

　　瘦高美国旅客仍面带微笑，点点头，便随着两个警察向办公室走去。后面的旅客马上接上来，把自己的护照递给坐在验关窗口的年轻警察。瘦高美国旅客走进了办公室，门随后关上了。外面热闹的海关通道依然忙忙碌碌，没有人注意到刚才短暂的瞬间发生的事。没有喧哗，也没有争吵，有某个旅客到办公室去一趟，这在机场实在是十分正常的事。

　　大约1小时之后，这位旅客又走出了办公室，还由那两位警察陪着，绕过海关通道，走出了机场大厅。

　　依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

　　1996年夏天的北京机场，就像纽约机场、东京机场和巴黎机场一样喧闹匆忙。旅客们一批又―批地走下一架架接踵而来的飞机，匆忙涌向海关通道，再走出机场。没人会特别留神这位瘦高美国旅客，更少有人会停下步子，观察到他依然风度翩翩，但笑容退尽，面露愠色的表情。

　　即使有人注意到了，又怎么样呢？

　　北京机场的拥挤和嘈杂，在炎热的8月只能使急忙赶路的旅客们更加烦躁。越来越多的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越来越多的人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而北京机场，的确是太小、太拥挤了。

　　但这是不是让我们这位瘦高美国旅客不高兴的原因？

　　5天后，美联社电讯稿有一则发自北京的消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记者署名查理.胡茨勒（Charles Hutzler），他是这样写的：

　　【美联社1996年8月13日北京电】在北京机场，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位一向批评中国人权纪录的人被拘留，并被阻挠进入中国。

　　培里.林克（Perry Link）是一位研究中文和中国历史的学者，他说（中国）边境管制官员上星期四将他带到一边，同他谈话一小时后，把他带到机场附近的一家旅馆。

　　他在旅馆里被禁止使用电话。当晚与一个警察在同一间旅馆房屋中过夜，第二天一早，即被置于一架飞机内，飞往美囯。

　　“他们对待我并不坏。他们虽粗暴地对待我，但并未对我推推搡搡的。”林克本周二从他新泽西州家中的电话里告诉记者。

　　……

　　美联社电讯稿接下来就发表评论，认为这位普林斯顿教授北京机场“被拘留事件”表明中国政府有一个“不友好”外国人的黑名单，并引了教授本人的话：“名单肯定是有的。”美联社记者还详细介绍了这位大名鼎鼎的教授。这位能说一口流利北京话的汉学家，中文名字叫林培瑞，不仅在美国汉学界和美囯国会颇有知名度，就是在中国，也有不少人听说过他。美联社记者是这样介绍这位著名学者的：

　　林克（即林培瑞，以下用中文名——译注）是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亚洲观察的理亊，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和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的文章。

　　至少从1989年始，林培瑞对于北京来说就是个麻烦人物，那年2月，他陪同中国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前往美国驻北京使馆，参加来访的布什总统举行的宴会。这时，中国警察阻止方进入使馆赴宴。

　　1995年9月以来，林培瑞为美国之音和BBC的中文广播揭供了10余次评论，批评中国政府的政策。其中有一次，他猛烈抨击中国再次在1995年12月审判民主斗士魏京生，并重判魏14年徒刑。

　　除了担任亚洲观察组织的理事之外，林培瑞还担任了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的理事和普林斯顿中国创意项目的理事。这一项目的成员包括了流亡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

　　当然，作为教授，林培瑞还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担任中文教学任务。他最近几年来常到北京，参与普林斯顿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中文暑期班的教学与管理。不过，1996年的北师大，却不再向他发出访问邀请函。没有正式邀请，他到中国驻纽约领馆申请签证，也碰了壁。

　　如同美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对于某些它认为不友好的人士保留拒绝入境的权利。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今天中国的国境线又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的。去中国办中文培训班、暑期班，近年来蔚成风气。成干上万的美国的、 日本的、韩国的……老师和学生纷至沓来，北京、上海、南京……各地名牌大学的国际学生汉语学习中心均已接近饱和。

　　正巧，笔者本人在美国大学任教多年，也负责管理宾州大学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文暑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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