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2年夏起，我毎年回到北京，在那儿遇到过许多美国同事和朋友。我也听他们说起林培瑞教授在北京办学的事。

　　我和林教授认识有不少年了，只是还没在北京见过他。这次他未能被中国主人邀请，肯定是另有原因。虽然其中究竟有何奥妙，局外人无从知哓，但明眼人只要看看林培瑞教授这些年风尘仆仆，所从事的有关中国的一系列活动，就能把他未被邀清的原因，猜个八九不离十。【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但你不欢迎我也无妨，我仍可以不请自来。此路不通，绕道而行，这正是某些人的智慧。

　　这一回，林教授果然另辟蹊径。他先不慌不忙地飞到香港，然后在香港顺利地办到了旅游签证。这一着的确很髙明。看来，林教授对这一着把握的的确已近乎炉火纯青。

　　不过，他这番“曲线入国”之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不久前发生的吴弘达的故事。

　　我无意把林教授比作吴弘达，但走笔至此，却不由得产生以上联想。吴弘达的故事就发生在1995年，距今时间不长，而且这故事在美国和西方一直被媒体妙得很热，现在依然十分流行。无独有偶，林培瑞教授正是大力支持吴弘达“捍卫人权、反抗暴政壮举”的一位美国权威人士。他在各种不同场合，都不忘提吴弘达的例子。他俩其实也常常在相同的场合出席相同的集会或活动，如在美国国会审批中国“最惠国待遇”和所谓人权、西藏等中国问题的听证会等。

　　很显然，林培瑞是一位在美国社会非常活跃的知名人士。他的知名度来自于几个方面：他是一个有“强烈使命感”的“人权活动家”；他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还是一个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

　　作为同行，我与林教授打过不少交道。坦率地讲，对林培瑞教授的并非来自学术成就的名望，我不抱有任何敬意。

　　当曾在毛泽东身边做过保健医牛的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出版时，林培瑞在《时代文学》副刊上立刻以“中国问题权威”身份发表书评。为这本书做序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魯.内森（Andrew Nathan，中文名宇叫黎安友）。在序中，这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对李志绥的文字大加发挥，把毛泽东描写成一个封建暴君和靑面僚牙的吃人生番，同时又把毛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大大丑化。林培瑞在他的书评中，对大胆暴露毛的私生活的李志绥赞许有加，又特别强调，这书书因为有了黎安友的序文，就“更有权威性”了。

　　林培瑞在其他场合发表的有关中国的言论，大都与所引的上文口吻相差无几，也与美国国会中的反共保守的代表人物赫尔姆斯参议员等的口吻相差不远。他的这些言论的意识形态色彩鲜明，遣词造句中，充满冷战煽动性，听上去非常像一位职业反共政客，师不像一位平和执中的学者。实际上，林培瑞也的确是华盛顿国会山的常客，只要有反华的听证会，他十有八九会出席。可以想象得出，林教授与赫参议员一个台上，一个台下，一唱一和，鼓瑟相鸣，为美国国会近年来一场又一场反华闹剧的上演，一个又一个反华议案的出笼，增添了不少热闹。

　　人们不禁要问：是不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像林培瑞那样？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美国的“中国学”界鱼龙混杂

　　可以说，美国的多数学者、专家和教授，都是“书斋型”的。 他们大部分满足于在学术殿堂的象牙塔之内，潜心钻研学术， 甘居寂寞，很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一般也很少直接介入政治。除了哈佛大学和一些研究所等少数例外，作为“思想库”为政府政策辩护和出谋划策的人并不太多。美国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者）一般以自由主义者自居，对美国政府、美国国会和美国媒体都持有某种批评态度，保持着学者专家的那份“清高”和知识精英们与社会、与现实政治的距离。当然，从事与美国社会的实际运作关系密切的领域研究的学者，如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等学者，情况又较特殊，他们实际问政机会较多。但他们在从事学术研究时，仍非常强调学术性和独立性。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也基本如此。

　　这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大致分为两类：一类研究中国古代，被称为汉学家，他们的学术领域也即通常所说的汉学，主要为历史、哲学和文学等人文学科。另一类以现代和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集中在现代史、社会学、政治学、囯际关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这些学者大都能说流利的汉语，被称为“中国通”，也即本章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

　　当然，美国也有不少学者，对中国古代和现代都有深厚的了解和情感，对西方文化有长期切身的体验，他们中间不乏出类拔萃之辈。

　　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John Fairbank），不仅对中国历史有深刻认识，又亲身深深卷入了美中关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中，在美国上层对华政策的漩涡里，身世浮沉。他对美中关系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对美国的中国学或现代中国研究来说，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开拓者。50年代初，美国的反共冷战呼声甚嚣尘上，美国对华政策又处于“失去了中国”和朝鲜战争的对抗、沮丧局面。费正清也受到牵连，在接踵而来的反共恐怖症的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里，备受迫害和冷落。

　　但难能可贵的是，费正清这么多年来上下起伏，却始终坚持了对中国的清醒务实、友好同情的立场。他除了后来对尼克松改变对华政策起了积极作用外，一直在学术领域里不断开拓，在现代中国研究或中国学的学科创立上，功不可没。

　　另一位哈佛的历史学家雷文森（Joseph Levenson），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有独到的创见。他与费正清有学术争论，又行师生、朋友之谊。雷文森1969年才47岁，就意外身亡，但留下了一批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极有分量的学术著作，至今还令学术界争论不休，兴味盎然。

　　现在还健在的哈佛退休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学家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也是位严肃而执着的学者，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学术著作，成为西方汉学学术界的经典。

　　我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数次与史华慈教授相遇。有一次在华盛顿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还跟他作过一番不长不短的争论。他虽有翩翩长者之风和谦谦君子之气，但争论起来，却非常认真，而且思路极为敏捷。记得我们争论的话题是近来在西方学术界走红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化理论。这些理论多半来自法国，也正是我在美国读书时所学到的“看家本领”。加上我当时年轻气盛，便拉开阵势，与他舌战唇枪。不料这位一辈于钻研中国史的老先生，对当今的法国时髦理论如数家珍，一番论述有褒有贬，而且深有见地，令我倾倒。我虽然不同意他的现点，但的确为他学识的渊博和辩论的逻辑所折服。会后大家坐在一桌吃饭喝酒，他又完全恢复了忠厚长者的风度，与我相谈甚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另外还有许多美国学者（包括了众多华裔学者），在学术领域里多年来孜孜不倦，勤奋耕耘。他们学风严谨，花费大量的精力，捜集和整理资料。最有价值的是，他们把近现代中国的问题，放在世界的宏观框架中来思考，提出了许多精湛和发人深省的学术观点。这些学者坚持学术至上、知识至上的理念，追求知识方法和构架的完善。对于中国研究这门大学问，的确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世界各国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学者们，包括中国学者在内，对于这些美国学者的成就，是由衷地钦佩的。

　　中囯自改革开放以来，与美国的学术界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大批留学生来到美囯，除大部分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外，其中也有一些学习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包括笔者在内）。中国社会科学界也接触了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这种接触，打开了中国学术界的眼界，开拓了视野。

　　中国学者们对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和世界的发展是充满着热切关怀的，对西方、对美国、对世界各国的现代思想和学术观点，又是敞开胸怀，热情欢迎的。在中国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中，美国学者的学术观点和成果被广泛借鉴和讨论，大大活跃了中国的学术气氛。如中国社会的“现代”与“传统”关系、西化和“体用之争”、儒学和新懦学、对“五四”新传统的评价和众多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学术问题的讨论中，费正清、雷文森、史华慈以及邹谠、杜维明、林毓生、张灏、黄宗智等美国学者的意见，受到广泛的重视。

　　在这样的全方位的思想开放和借鉴过程中，也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许多的混乱和迷失。同时也有像黎安友和余英时这样的反华反共的意识形态牛上，甘愿充当华盛顿的 御用文人，把他们的反华私货用学术外套包装起来，一时也曾 迷惑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像佘英时这位念念不忘反华反共的人物，一面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教授，一面担任李登辉的顾问和海外“民运分子”的高参，无时无刻地在诅咒中国政府，在鼓吹推翻和颠覆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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