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让我们浏览一下1996年初秋的畅销书，好有一个较具体的印象。

　　排行第一的是《迪伯特原则》，是一本讲最新的市场和小企业关系的书，是教人发财致富的，排在第一，理所当然。美国微软电脑公司的年轻老板比尔.盖茨的传记也长期名列第一。另一本居首位多时，经久不衰的，是美国黑人将军科林. 鲍威尔的自转《我的美国之旅》。这几本书都是讲如何成名、如何发财的。

　　名列第二的是《无限制的通道》，讲的是白宫里面的美国联邦调査局情报人员的活动，是一本暴露政坛秘密和侦探类的纪实文学。这种书永远都是最受欢迎的，要想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列居首位，耸人听闻和时效性最要紧。像《无限制的通道》，讲的就是最近一两年内在白宫发生的故事。

　　第三本是克林顿为竞选连任所写的半政论、半自传、半预言性的《希望与历史之间》，但这本书实际上也许比不上第四本更受美国读者欢迎，那就是一本关于肯尼迪夫妇的书《过于人性——杰克与杰姬的爱情故事》。像写“杰克与杰姬”各自风流故事的畅销书最近还出了许多本，好像有越出越多的趋势。美国人现在对政客们冠冕堂皇的说教越来越丧失兴趣和信心，倒是对他们“过于人性”的一面，即爱情、浪漫风流的一面更感兴趣。当然所谓“过于人性”的说法值得怀疑，因为这里面的“人性”无非是政客们的婚外情、多角恋、风流事，给畅销书作者们大加渲染一番，“人性”是多了不少，但道德和法律观念也越发淡薄。克林顿的共和党对手多尔，一向以自己洁身自好，无风流丑闻而自豪，并时时不忘扮演道德卫道士的角色。但美国人很多都觉得多尔这个老头子，太一本正经，毫无风趣可言。相比起来，风流丑闻不断的克林顿，却更可爱些。弘扬道德对多尔竞选反倒成了不利因素。

　　美国畅销书多数是讲美国的人和事的，但也有相当多是讲外国的故事的。最近的畅销书里，有前智利总统阿连德的女儿的自传，很受欢迎。阿连德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后来被军人政变推翻、杀害。美国主流社会当然不喜欢他这祥的人。他女儿的自传，就是揭露她父亲独断专横的，颇像斯大林女儿的自传，在西方读者中，走红了许多年。讲外国的畅销书，也大多离不开一般畅销书的主题。但有一点与讲美国故事明显不同的，就是讲外国的书，大部分以暴露所写的国家的黑喑、恐怖面为主，以描写这些国家和文化的异国情调、奇闻怪录为主。所以，冷战结束前，大多讲外国的畅销书，都与苏联有关，把苏联和东欧，描写成暗无天日的“邪恶帝国”。

　　◆关于妖魔化中国的畅销书

　　我们说了这么多似乎是题外的事，现在终于讲到本章的主题——美国的关于妖魔化中国的畅销书了。不过，这些题外话，也许不多余，多少可以给大家一点儿美国畅销书的总体印象，了解美国畅销书的主题和趣味。关于中国的畅销书离不开畅销书的一般主题。模式和趣味，书中的中国形象，首先要符合这些基本条件。就像美国多数中餐馆里做的中国莱一样，要符合美国人的口味，至于是不是像真正的中国菜，并不重要。

　　关于中国的畅销书，过去并不多，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不大。我们都知道，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曾是一本有关中国的畅销书。不过，斯诺的书在几十年中间都没再重印、再版，在美国早已时过境迁。一直到尼克松 1972年访问中国，中美关系开始了新阶段，美国几十年间，几乎没出版过什么讲中国的畅销书，就连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也引不起畅销书商和作者的兴趣。“文革”结束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中美之间的交流也日益增长，畅销书市场上，也开始出现有关中国的书。这些开始是一些去过中国的记者和在中国生活过的美国人写的中国印象等。如有个叫威廉.兴顿（William Hinton）的美国人，在中国住过多年，他60年代写过一本《翻身》，讲中国农村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变化。80年代他又写了一本《深翻》，作为前一本的续集，接着讲中国农村的六七十年代到“文革”结束时的故事。兴顿的书，写的都是他在中国生活的所见所闻，较为平实。美国人对开放后的中国感到好奇，所以比较喜欢他的书。

　　80年代以来，有不少美国记者访问、派驻中国，写了一些书，颇为畅销。这里有哈里逊.索尔斯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写的《长征路上前所未闻的故事》，讲红军长征的传奇故事。再有就是写当代中国的，如包德福的《苦海余生》。从书名就可看出，这本书的作者眼中的中国充满了苦难。这是一本完全按照冷战时期的描写苏联“邪恶帝国”口吻和模式写出来的畅销书。这位记者一句中文也不会说，在中国的一些城市转了一圈，道听途说一些“文革”时期的事件，回美国后，又凭某些西方人转来转去写的关于中国的“共产共妻”的故事，匆匆炮制了这本书。由于太粗制滥造，这本书在美国并不畅销。80年代初期，海峡两岸的敌意仍相当强烈，包德福的书在台湾译成中文，大受欢迎，成为台湾反共宣传的工具。这位作者跑到台湾访问，自然被奉若上宾。

　　这时，从中国已经有许多留学生来到美国，美国人去中国的也多了起来。渐渐地，美国关于中国的书籍里，开始出现了来自中国大陆作者的作品。较早的一本书是梁恒和夏竹丽（Judith Shapiro）合著的《革命之子》（1983年出版）。梁恒是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夏竹丽是个美国女青年，到中国去当英文教师，正好去了湖南师范学院。这本书主要讲梁恒这位中国大学生和美国女教师夏竹丽的恋爱故事，由于背景是中国刚改革开放不久的70年代末，这样的异国情恋，难免惊世骇俗。男主角“文革”结束时上了大学，“文革”中他十来岁年纪，虽没真正当过红卫兵，也多少经历过那个惊心动魄的时代。异国鸳鸯、革命加恋爱，该有的调料都有了，加上故事真挚，文字清新，两位作者都是文学青年（梁是中文系学生，夏是美国大学英文系毕业），可谓珠联璧合。书出版后，很受美国读者的欢迎。【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80年代后期以来，在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上，逐渐有一些有关中国的书出现，作者也分为从中国来的人和美国去中国访问、短期居留的人。有趣的是，从中国来的作者一般写的主题是他们个人的“文革”的苦难经历，而美国人多半写他们眼中所看到的今天的中国。中国作者写的书是有一定的模式的，那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斯大林女儿和阿连德女儿回忆录的模式。这种模式颇有点像中国当年的“伤痕文学”，以揭露黑暗和恐怖为主，重点是倾诉个人的不幸和痛苦，文字当然是越煽情越好。

　　但与中国的“伤痕文学”不同的，是这些写给美国读者看的书，必须要照顾到根本没有经受过“文革”苦难的美国人的趣味。换句话说，就是要把那么多的苦难和悲伤，写成能够赚取美国读者同情的眼泪和好奇心的感人故事。结束时，更要让读者感受到一点，就是“还是生活在美国幸运，美国是多么伟大啊”，而这些，是中国当年的“伤痕文学”、“大墙文学”作者们不会想到的。中国关于“文革”的文学作品，从70年代末以来出版了许多，但很少有被译成英文出版的。少数译成英文的，在美国也根本不会成为畅销书，只是有时被大学东亚系研究生课的教授用来作指定教材。而在美国写的书，尽管作者可能是中囯人，但眼光、趣味、文字表述和叙事模式却都是美国式的。这就是在美国写中国“文革”的畅销书的奥妙。

　　最近几年来，由来自中国的作者写的书在畅销书榜上频频出现，快要有赶上和超过苏联和东欧国家作者的趋势了。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形象在西方媒体和大众文化中的“出场率”渐渐增加，从中国来的不少人也跃跃欲试，想打入十分诱人的美国畅销书市场。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几本在美国畅销书市场上红了一段时间的关于中国的书。

　　◆《上海生与死》

　　郑念写的《上海生与死》是比较早的一本书，1986年在纽约出版。出版后不久，就列入《纽约时报》书评的畅销书排行榜，并引来一批书评家和美国大学里的中国专家的纷纷议论。作者郑念不但拿到一笔非常可观的版税，并且大大出了一番风头。六七十岁的一位老太太，坐着飞机，在美国到处宣讲游说，兴致勃勃。

　　《上海生与死》讲的是郑念自己的故事，是她一家人在中国共产党统冶下的悲欢离合。

　　1949年前，郑念一家人在上海过的是相当优裕的上流社会的生活。她的丈夫是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的高级职员，相当于今天改革开放年代大都市“外企”里的“白领”。1949年之后，外国的在华企业被清査改造。郑念的丈夫因是难得的技术人才被留用，处理英国公司遗留的业务和其他事务，并靠自己的技术专长为国家服务。他们身份特殊，虽不再享受旧时高等华人的特权和地位，但与芸芸众生相比，生活仍然十分优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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