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成为共产党内两股不可调和势力斗争的抵押品。”

　　“长期以来中国人有着极端的民族骄傲。那些从来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和外国人接触过的人，总是把别的土地上的人看作蛮夷，也就是不开化的有着奇怪习惯的民族，因此他们被称作‘洋鬼子’。”

　　狱中生活的描写颇像美国版的《红岩》，女主人公仿佛是一个机智勇敢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残酷统治，横眉冷对、坚贞不屈。她对红卫兵的无知怀着怜悯，对中国人“盲从”马列主义充满了嘲笑，对整个中国被毛泽东“统治”和“欺骗”，感到深深的惋惜。对于她自己所遭受的虐待，以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极端虐待”，她总是溢于言表。

　　“继续迫害”一章中用大量细节，描写红卫兵对她的惨无人性的折磨。无独有偶，她又一次在审判会上遇见了陶峰，这一次郑念有了丰畜的斗争经验，因此她能把陶峰战战兢兢的认罪态度刻画得淋沥尽致。写陶峰的惨状并不是最终目的，目的在于衬托自己重病在身依然镇静不屈服，如罪恶魔窟中的一位圣洁的使徙。

　　郑念在书中不断地埋下伏笔，终于在“走向十字架”的章节达到高潮。

　　她很早就是基督徒，并且时刻不忘提醒她的美国读者，对上帝的信仰是她与共产党“邪恶势力”斗争的力量源泉。在书中，她大段大段地描写如何靠祈祷上帝和对耶稣基督的信念来度过一个又一个悲惨的日子，在家破人亡和失去女儿的悲恸中有主在冥冥中支撑着她的精神。

　　这是最能引起美国读者共鸣的精彩段落。

　　基督徒与异教徒的争夺早写进遥远的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故事。而《圣经》中基督身陷犹太和异教徒的包围，却不忘自我牺牲，拯救人类，这一切都是美国读者意识深处的文化积淀。20世纪西方国家与共产主义的斗争，延续着基督教与邪教战斗的神话。不管今天的美国人对基督与神究竞有多少虔诚，大众文化的这一神话故事，却永远是反共意识形态和对抗非西方（如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的有力武器。

　　郑念不可能对这些历史事件毫无所知，更不会不了解西方教会在中国传教的复杂而敏感的历史。她看来很懂得历史的回声在读者心目中的无形力量，便倾法了全部心血，来精心塑造自己如圣徒受难般的光彩照人的形象。她在自我塑造的同时，又在赞美主旳光辉，顺带赞颂沭浴着主的恩宠的西方人，也顺带鞭笞着不信神的共产党“邪教徒们”。这一切都做得那么自然，那么真切，不仅引人入胜，更有奇妙的道德说教作用——美国读者读到此，不由得为之感叹，你看在异教徙包围的中国，还有着如此虔诚的使徒，我们美国人因何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主的怀抱？

　　但郑念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不是没有过彷徨，在被关押在黑牢的日子里，她有时无心祷告。“晚上我进入祷告的平静时刻，然而，我觉得失落而不愉怏，仿佛主已经离我远去。”

　　然而，她大难不死，获释之后，深深感激“主的恩典”，让她所期待的事情发生，尤其是“毛泽东的死”。“很多年，我一直在等着毛泽东的死。在狱中的时候，我迫切地祷告着他早些死。”

　　这里，我们的作者也许要表白她作为一个受了冤屈的平常人的心态，但难兔要背离圣徒的形象。基督徒似乎不应当有这样恶毒的报复诅咒之心，《圣经》上写得明明白白，基督徒在受难的时候，应当“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亊盼望，凡事忍耐”。基督徒更应当有坚持真理之心，“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不计算箅人的恶”。但也许面对共产觉“异教徒”的“罪行”，人们不应该宽恕。《圣经》上不也写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吗？作者终于又让她的读者从圣洁的天国回到了充满纷争旳人间，把对神的赞美和与无神论的共产党“邪恶势力”的斗争搀和在一起。

　　中国从前的封闭加上浩浩大洋的隔离，使她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成为美国人眼里的一个谜。大多数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方式是通过新闻媒介，接触海外华人，以及读这些畅销书里的故事。既然是非小说又比小说更精彩的传记，自然让人深信不疑。普通的读者很容易被作者打动，进入故事中并且认同作者的立场，同她一起憎恨一个“过去曾经黑暗，将来也不会光明”的中囯。

　　但《上海生与死》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故事。

　　一个对中国不怀太多偏见的人，也许不急于同作者一起来谴责她深恶痛绝的袓国，而是会因过头来细想一想郑念真正的自我形象。这不过是个充满怨毒、自以为是、喋喋不休的老妇人的形象，她成日怨天尤人的主要原因，不过是她过去养尊处优、高人一等的生活受到沖击。站在人性的角度，对任何一个受过迫害的人，我们也许都应该宽容和同情。但对于整日哭丧自己的损失并因此诅咒整个世界的人，我们却很难发出赞美之声。

　　“文革”本身是个极为错综复杂的政治运动，并不像郑念所述那样简单。打开了个人历史的窗户，你要认真想一想，无论如何你自己曾经是个中国人，你所讲述给西方人的不仅仅只是你小小阁楼的旧事。所以这本书出版后，在畅销书商们的一片叫好声中，在西方也有不少批评意见。德国汉学家马汉茂就撰文批评郑念对“文革”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过于狭隘的表述。

　　这本书中另一个有趣的话题是中国妇女，在女权主义思想和妇女解放运动盛行的西方，关于中国妇女的写作总是会像一道大餐，使西方人对东方女性的好奇心得到满足。

　　书中的郑念是一个绝对独立勇敢的职业妇女，她镇定从容，独挡一面，走过干难万险，流亡到美国这个“国际难民收容所”之后，就猛烈斥责中国几千年前的历史，以及中国“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

　　“一个独立的女人会使中国社会反感和尴尬。”

　　审判人指责她不守“妇道。”郑念说：“我认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鼓励妇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参与政治。我只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因为中囯妇女是被共产党解放的。”

　　关于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是西方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是社会主义解放了妇女？还是社会主义压迫了妇女？

　　“毛泽东挂着解放妇女的招牌动员中国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实际是对妇女劳动力的绝妙利用。”

　　“毛在性别问题上并没有陚予中国妇女权利，而是削弱了她们的权利。对妇女劳动力的剥削适应了国家紧张时斯的需要。无论何时劳动力短缺出现，妇女对生产活动的参与被当作一种性别平等来大力提倡。”

　　西方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如此说。

　　有一本叫作《狐狸精》的书，1992年在加拿大出版，是“文革”时代一位女知识分子的自传。书中满是“文革”时的受苦受难气息，与《上海生与死》大同小异。有趣的是，书的题记中有对“狐狸精”精神的大加捍卫。

　　“‘狐狸精’是被中国男性主导社会扭曲的性格。真正的‘狐狸’精神，内心装着反叛，使用她的魅力和智慧，在错综复杂的生活道路上奋斗，并且真实地面对自己。”毛泽东时代的妇女似乎都要过得像“狐狸精”一样，才能在中国的父权社会中保全自身。

　　亊实上，已经有不少海外学者对这些激进女权主义的说法提出质疑。

　　客观地看待中国妇女状况，就会发现，中国妇女在实现经济独立方面，比西方妇女要进歩得多。西方的女权主义者们忙于打激烈的语言、文化的性歧视仗，并且因立场不同而争斗不休的时候，中国的妇女们已经取得了政治经济上相当多的平等权利。在妇女就业和政冶参与等关键方面，她们的现状要远比西方的情形进步得多。正如一位美国女学者卡罗琳.布朗（Carolyn Brown）近期所言：“在今后的历史阶段，中国妇女的能量和她们的解放联合起来，将成为民族革命的巨大的政治因素，并且随着革命的胜利取得实质性的成功。”【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当然，像布朗这样的学者的声音，在美国是微乎其微的，而郑念的书，才会成为畅销书，因为她迎合了美国畅销书市场的趣味和需求。从这一角度看，郑念也是一位成功者，但她的成功是和妇女的解放风马牛不相及的。

　　◆《一滴泪》

　　巫宁坤的《一滴泪》和张戎的《鸿》两本书，都是90年代出版的，两位作者也都是从中国到了国外，写他们在“文革”时那段难忘的经历。两位作者都亲身经历过“文革”，加上他们大学 英文系的出身和在海外受教育的背景，使他们能够用远比一般中国人流畅的英语写作，更易被美国人认同。他们所用的自传体也颇似中国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但叙事的模式又是与郑念的书相似，是非常美国式的扬销书文体。

　　巫宁坤曾经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教授，在国内算是颇有影响的学者和翻译家。《一滴泪》是以他1951至1980年的个人经历为素材的。作者40年代就学于西南联大，曾为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空军“飞虎队”作翻译。1946年就读于美国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后转入芝加哥大学英语系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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