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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小说: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作者:李希光等字数:3543更新时间 : 2017-07-30 21: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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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返归袓国,应邀任教于燕京大学。巫宁坤放弃在芝加哥大学就要拿到的榑士学位,回国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拳拳赤子之心,不可抹煞。

  当年他回囯时,为他送行的是日后享誉世界的李政道。他们同是芝大的博士生,也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书中记述了这段历史性的告别。

  巫宁坤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国去为建设新中国出力呢?”李“脸上带着一丝会心的微笑”,回答说:“我可不想回去让别人给我洗脑”。

  就这样,巫冒着“被洗脑”之险,回到北京,任教燕京大学。燕京很快在全国高校调整中被撤销,教员并入其他各大学中。巫宁坤因“表现不够积极”,被调离首都,来到天津南开大学英语系。生活的折磨从此开始了。

  在天津的4年中,“没有可以促膝谈心,一道品咖啡的朋友,生活单调而枯燥”。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又被怀疑为“潜伏的反革命分子”。

  在这段黯淡的日子里,他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了终生相伴的爱人。1956年初夏,对巫宁坤的审查终于不了了之,他奉调回北京,任教于中央党校。妻子也辞别了故乡和亲人,随夫赴京。这时,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国内政治气氛较为宽松。巫宁坤与钱钟书、卞之琳等著名学者,被调去翻译中共八大文件。接着就是“大鸣大放”,一向不谙世故的巫宁坤真诚地向党提了意见。在不久到来的“反右”运动中,首当其冲被打成“右派”,并同当时很多的知识分了一道,发配到北京郊外的半步桥农场劳动改造。

  1958年,他在劳动改造的时候,女儿降生了。父为“右派”,母为基督徒,这个孩子从降生起,就受到“特别待遇”。后来,巫又被遣送大兴安岭兴凯湖农场。远在千里之外的妻女被迫“响应党的号召”,去到安徽大学教书。在东北正赶上3年自然灾害,巫在这穷乡僻壤所受的饥饿寒冷和劳苦,胜过苏武牧羊。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饥饿寒冷一阵阵袭来,我的耳边便会响起莎士比亚剧中凯撒大帝的声音‘我来了,我胜了,我要征服你们’。”真不愧为英美文学教授, 一生中最艰苦的时候想起的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名词,这样的写法真是精彩。

  终于回到家中,后又在安徽大学执教。安定的生活刚刚开始,就来了“文革”风暴, 一家人又陷苦难之中。巫这一次又变成了“牛鬼蛇神”。牛棚的磨难,使他更加成熟起来,“这一次,莎氏的台词被改作‘我来了,我受苦,我活下来了’。每天在心中一遍遍默念,用这样的‘精神胜利法’度过难关”。

  “牛棚”与“兴凯湖”是全书最为感人的篇章。出身于书香门第,留学海外,一直在大学任教的书呆子,就这样被命运捉弄,处境维艰,心灵震荡,不难想见。难怪国内资深翻译家董乐山先生在一篇书评中说:“每一个有着相似经历的中囯知识分子,读到这里都会掬一捧同情泪。”(《读书》1995年第10期)

  “四人帮”倒了,巫宁坤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舂天”。他重新整理翻译了曾被批判为“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而作为他“毒化青年”的罪证的《了不起的盖茨比》,1986年赴剑桥大学 讲学,了却多年夙愿。“半步桥到剑桥”——巫宁坤用这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一生。

  《一滴泪》在语言和写法上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巫宁坤凭着深厚的英美文学功底和30年人生酸甜苦辣的深刻感语,用饱蘸深情的笔触讲述了一个归国知识分子在中国30年历史变迁中的经历。他的英语十分流畅优美,满是英美典故成语,有些段落读来让人忍俊不住,可谓“含泪的笑”。与郑念的《上海生与死》相比,文采要好多了。不过,《一滴目》成为美国畅销书的奥秘,仍在于它的完全西化的叙述方式。巫对西方文学经典,信手掂来,甩西方读者熟悉的意向、典故、成语、格言、警句,将一个处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的中国,写成美囯人熟悉的地方,例如半步桥和剑桥的对比。又如对中央党校的描写:

  这个地方原来是大太监李莲英的住宅。短短的―条主干道通向一座面色铁青的四层灰楼。我刚到的那一天,有人告诉我说,文革期间,有一位女学生受不了无止无休的审讯,从这里跳楼身亡。主楼后面的灰色砖楼,看上去不像是师生宿舍,到像是士兵的营房。校园里没有花草树木,只有两三座李莲英时代留下的古典建筑,使它不显得过分凄凉单调。阉人的阴魂依旧游荡在充满着神秘气氛的校园。(第344—345页)

  这样的描写,很容易让人想起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攻击苏联和斯大林的政治讽剌小说《一九八四》。巫宁坤用“兵营”、“太监”等意向,以及“凄冷”、“单调”、“灰色”等形容词,来营造了与西方读者头脑中相契合的共产党国家的气氛。虽然他并不完全是在刻意编造,但他的记忆却太片面了。他该不会看不到,他所在的中央党校,在他离去时,早已是草木繁盛、亭台楼阁。中国与《一九八四》所预言的共产党国家的面貌,相去甚远。但遗憾的是,巫宁坤眼中和他的美国读者们想象中的共产党国家,就应该是那副阴冷萧杀的样子。我们不是经常看到,西方记者照相机里捕捉的中国,多半是残破不堪的落后的景象吗?

  前文所提及的在兴凯湖农场和牛棚诵莎翁之台词,可谓神来之笔,很像《天云山传奇》中男主人公罗群在劳改期间,朗诵盂子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肌肤……”

  西方人听巫宁坤念莎士比亚,很容易引起感情共鸣。《一滴泪》终归是写给西方人看的“文革”旧话。然而,反思“文革”不能离开中国5000年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社会背景。巫宁坤完全用西方的文化意象和西方人的眼光来看“文革”,的确是迎合了美国畅销书读者的趣味,但却与中国的“文革”相距甚远。尽管莎士比亚的作品有着超越时空的恒久魅力,但它毕竟不能表述21世纪中期的中国的人与事。

  在这方面,也许当年的伤痕文学更有表现力。伤痕文学现在看来有些幼稚肤浅,艺术上也比较粗糙,但那些作家毕竟是以一片真挚的情感来写他们的时代的故事,而不必费力地讨好、迎合一个与他们的时代和社会截然不同的商业文化趣味。

  对此,巫宁坤应当是深有体会的。当年他回国时,好友李政道亲自送行。28年后,这对老友在北京饭店重逢。

  他当时是芝大中国研究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我们都叫他小弟弟。如今他年已50,看上去仍然很年轻,皮肤细嫩,还是那张娃娃脸,只是略微有些谢顶……我谈起我自己和朋友们这些年的经历,他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或是异样。我蓦然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中,其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愉快而安定地生活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里,现今更是头顶“爱国科学家”的桂冠,住宾馆坐轿车,与高级领导人会面,而我呢?听从“党的召唤”,千里迢迢回来,却被当作“人民公敌”,在劳改农场、饥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苟延线喘……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在旧金山那个7月的午后,是我送他回国,那么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扶手椅里。不,不会,我不愿用接受“再教育”时品尝的苦洒,去换那些掌握着无产阶级专政大权的老爷们为他敬上的一杯杯美酒……如果有一天,他读了我的自传,或许会说:“这不是真的,宁坤又在那里编爱国的故事了。”(第341——342页)

  是啊,也许“天真”的李政道博士读不懂《一滴泪》这么复杂的故事。如果这本书译成中文,一定会有不少中国读者对其中的丙西方意象“大惑不解”。这也许真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幸运的是,巫宁坤教授终于在西方找到了知音,博得了喝彩。正如登上剑桥讲坛是他平生夙愿,《一滴泪》在西方的出版并使他名利双收,也足以让历尽艰辛的他欣慰了吧。

  ◆《鸿》

  《鸿》的作者张戎是与巫宁坤教授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她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高干子女”,当巫宁坤被打成“牛鬼蛇神”在牛栅里罹难的时候,14岁的张戎从故乡成都来到“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作为红卫兵的一员,接受伟大领油的检阅。随着“文革”愈演愈烈,她的父亲因支持陶铸被打成反革命,送进山区劳改。张戎因此丧失了她原来的优越生活,开始了她的“苦难历程、先是到农村插队,后又到喜马拉雅山麓的藏族村落当赤脚医生。

  1971年林彪摔死,她父亲的状况有了改善。张戎也返回成都,进工厂当了电工。由于“表现积极”,被推荐到四川大学英语系学习,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后留校执教。1978年,当中国政府决定派遣“文革”后首批留学生时,她经过刻苦努力再次来到首都北京,登上了去英国的班机。1982年,她在约克大学取得语言学博土的学位,并自称成为英国“第一位来自红色中国的博士”。毕业后,她决定在伦敦定居,执教于伦敦大学东方学系。可以看出,作者其实是一个运气不错的人,和成千上万的同龄人相比,她的经历谈不上轰轰烈烈,更不箅什么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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