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戌是从一个“文革”的主动参与者的角度，来回忆那段历史往事的。

　　从父辈那里继承的英雄主义理想和无产阶级思想，使她在“文革”之初表现得异常狂热。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后，她的革命理想逐渐破灭，感到迷茫、失落。她在书中表白，自己选择的是一条个人奋斗之路，尤其是个人努力。“我令天的一切，是靠自己得来的。我没有靠党组织，靠人民，靠同志，靠父亲。只有靠我自己。”

　　这一番个人主义的表白真像美国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主人公的独白：“他（盖茨比）在那么多俊男靓女的簇拥下，但我能看出他的孤独。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到今天，是啊，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

　　个人奋斗是西方文学恒久不变的主题。张戎只是将它置于现代中国的环境之下，讲一个中国反传统的女子的孤身奋斗，来博得西方读者的兴趣。张戎用英文写的《鸿》与前几年在中国风靡一时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读者群是那些向往美国财富和浮华的中国人，而张戎则已经与“国际接轨”，打入了美国畅销书市场，吸引了一批西方读者。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可惜的是作者的心态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作者太过相似，一味表白自已的个人奋斗，把好端端的一个真实故事，抹上了太厚的艳妆，反到显得做作和虚假。她的美国读者也许无法察觉到这点，他们也的确喜欢张戎的童话故事般的夸张和煽情。这是美国的畅销书市场所培养出的趣味，一个竭力要与国际接轨的作者，怎么能不全力以赴地奉迎国际市场的时尚呢？【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鸿》有个非常女性化的副标题——《中国的三个女儿》。张戎的外袓母、母亲、她自己的经历，涵盖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从一家三代的经历，来折射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变迁， 这样的大手笔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可惜的是这位作者过于浮躁，缺少历史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就拿她的英文来讲，她虽是英语系出身，但她英文的表达程度远不及功底深厚的巫宁坤。如果说《一滴洎》仍不失为一本文字优美的传记作品，《鸿》的叙事则是像平淡单调的历史教种书。

　　此书的英文直译名字是《野天鹅》。这里面的寓意并不难懂：张戌经过漫长的个人奋斗，从一只丑小鸭变成美丽的野天鹅。然而这不是单纯的童话，这更寓意着她抛弃了代表蛮荒的中国文化，认同了代表文明进步的西方文化。

　　张戎既然选择了这祥一个时间跨度相当大的题材，就应当客观地、历史地看待它。然而她笔下的中国依然是一片荒原，在那里，“个人永远没有成功的机会”，丑小鸭也永远变不了野天鹅。

　　这个“野”字又作何解释？ “野”或许表达了张戎这样的人的心态。张戎定居英国后，“受到中国当局批评”，因为她是公派出国，应该回国服务。因此，她决定不再讲中文，不看中文 报纸，不与中国人来往，以此把“中国统统忘掉”。但是她常有无家可归的感觉，就像一只孤雁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张戎就这样，将自己的举止诗意地化成了异国他乡的一只孤独的天鹅，在中国那个荒蛮之地，得不到赏识，只有在海外，在文明的西方翩然起舞。真遗憾，她无法断掉自己的中国血脉！

　　1985年她母亲首次来伦敦探亲，给张戎讲起了祖母的故事。张戎“突然产生了一种了解中国历史的冲动，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便汹涌而出。我一次次泪流满面，决定写这本书”。

　　张戎的心路历程在海外华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也许是她将该书赋以一个字“鸿”。这只孤雁和野天鹅，是否有一天还会变成一只“鸿雁”，飞回故里？血浓于水，张戎不可能“将中国传统统统忘掉”。希望有一天，她会拿起笔来；写感觉中真真实实的中国，写她的亲人和朋友，而不必取悦她的出版商和西方畅销书的市场情趣。我们衷心地盼望张戎，实现她成为一只“鸿雁”的梦想！

　　◆《新皇帝：毛邓年代的中国》

　　粗粗浏览了几本由新海外华人写的中国的旧故事的书籍，现在再让我们来看一看由美国人讲述的中囯今天的故事。

　　最近几年来，美国陆续出版了好几本由名记者写的有关中国的纪实作品，多半围绕着中国的政治来做文章。这些书早已不具有当年斯诺对中国的政治风云表现出来的真正的敏感和热情，也不具备写出《震撼世界的十天》那部描写苏联十月革命的约翰.里德的诚实和理想主义。

　　美国记者们的政治嗅觉，从导致了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起，就集中于各式各样的政治丑闻上。随着敏感媒体和大众文化的日益商业化，记者们的政治趣味也日益变得庸俗低级， 他们挖空心思，寻找甚至编造耸人听闻的故事。美国媒体的这些变化，当然影响到了他们对外国的报道。

　　美国人写有关当代中国的畅销书模式，一是来自新闻媒体趋之若鹜的丑闻与耸人听闻这两“闻” ；二是来自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固有偏见，即抽着鸦片，留着小辫，与昏庸的帝王和官僚狼狈为奸的“中国佬”形象；三是来自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某些御用“中国通”对中国的评判。这些“中国通”的学问多半是冷战与反共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对此有专章讨论）。

　　这种靠“三结合”产生的中国当代纪实，除了满足畅销书商和消费者共同的猎奇和低级趣味之外，便是在公众與论和大众文化的层面，制造和加深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

　　曾写过《长征路上前所未闻的故事》的索尔斯伯里，近年来也热衷于写诋毁和诬蔑中国政治领袖的书籍，来顺应美国媒体和大众文化日渐低下的趣味。他1992年出版了《新皇帝：毛邓年代的中国》，这是一本按照“三结合”原则炮制出来的书，通篇充斥着对中国政治家的谩骂和嘲弄，也流露出强烈的种族主义偏见。

　　索尔斯伯里本不是一个极端的种族主义分子和狂热的反华分了。他当年也曾沿着红军长征的道路寻踪，写出了上述那本内容严肃翔实的报告文学作品。但90年代的他，却好像换了一个人。

　　也许索尔斯伯里还是索尔斯伯里。

　　但在近些年来，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媒体报道日趋负面和否定，美国自身的整个文化氛围也日趋商业化和低级庸俗，像索尔斯伯里这样的记者，又如何会不去随波逐流，以对中国不负责任的谩骂，来赚取名利呢？

　　在《新皇帝：毛邓年代的中国》的扉页上，作者煞有介事地把这本书献给“中国的年轻人，他们的手里握着将来”。他献给中国年轻人的，又是什么样的礼物呢？

　　全书共八章，“新中国诞生”、“中南海的秘密生活”、“独裁者的争斗”、“登上龙位”、“动乱”、“地球的中心”、“小皇帝”、“动摇的命令”。

　　作者写这本书的用意在引言中最清楚不过：“成千上百的人有过皇帝的头衔，然而很少有人像毛泽东和邓小平这样有着真正政治大权的真皇帝。”20世纪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两位政治家，在索尔斯伯里笔下，都成了旧世界或中世纪的帝王。

　　这不仅是西方汉学界对现代中国政治的一贯看法，也是美国大众文化对非西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长期偏见。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永远不能进入现代世畀，永远被帝王和部落首领统治。这些国家的政治充满了诡秘的宫廷政变和部落间的互相残杀。这既为畅销书提供了耸人听闻的绝佳故事情节，又深深地满足了西方和美国读者的文化优越感。

　　索尔斯伯里要读者相信，毛泽东始终在做着“皇帝梦”。他的根据是毛泽东本人对两个算命者的预言一直真信不疑。据说有一个湖南农村的年轻村妇，她告诉年轻的毛：“你将来要做大官，你会杀人不眨眼。”另一个是陕北黄河边上的一个道士，他跪倒在毛的脚下，宣称：“你是真命天子，一个真正从天而生的龙子”。

　　作者还有一个他自认为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毛泽东在香山小住的时候，随身总是带着《史记》和《资治通鉴》。即使在晚年视力减退的时候，毛泽东还是在孜孜不倦地阅读中国的史籍。他一定是在不停地学习古代帝王统治中国和掌握天命的方法！

　　在作者笔下，新中国的建立不过是千年不变的中华帝国又一次更换了皇帝而已。他把毛泽东对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的委任，比作罗马帝国任命大将军。开国大典比成了拿破仑加冕。

　　总之，现代中国的领袖们完全继承了从远古传下来的皇朝专制，他们生活在一个与现代文明社会（即西方）完全隔绝与脱离的、封闭的、中世纪或远古的世界。在极其隐秘和诡诈的“中南海新皇宫”的禁宫深处，充满着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更为荒涎不经、神秘莫测的“政治阴谋”和“荒淫无耻”。这些都是非常能够激发读者想象的噱头，尤其是有关宫闱内部的性爱香艳故事。

　　对此我们的大记者不惜笔墨，充分发挥他的想象力，着力渲染“中南海秘密生活”的男女间的故事。他追溯到延安时期，认为那时“男女关系就是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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