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韩光、钟子云、杨超时等被派到晋察冀和冀东分别组织了东北工作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就地训练和派遣人员回东北进行秘密工作和寻找抗联。这些被派回东北的秘密工作人员在迎接苏军和关内部队、干部进入东北时起了‘满洲通’的作用，例如他们可以告诉我们谁是汉奸特务、国民党，什么地方有什么仓库、什么器材，在那里有什么技术人员等。在延安李延禄、李范五、孙西林、李荆璞等抗联干部在抗大开办一个东北干部训练队招生100多人，准备训练后到前方组织部队‘打回老家去’，1939年底结业后中央考虑到南满地形不利和东北日寇统治严密等情况，未马上去前方，而把这些人送到王震领导的359旅去锻炼，另一部分回国学生到华北一带参加抗战。日本投降后所有散在各地的回国学生全部回东北，在帮助关内来的干部和部队建设根据地等工作上起了‘土地老’的作用。他们在帮助领导上熟悉乡土情况，联系群众和挖掘地下党的工作人员等方面都起了作用，特别是在老游击区及过去有党影响的地方，他们有比较便利的工作条件”。[130]在这些返回延安的抗联干部中，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刘海涛。他在创建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于1934年率部袭击设在哈尔滨东南双城县附近拉林昌东背阴河附近的日军“731”细菌部队分部，营救出暴动越狱的16位同胞。1936年至1938年间，刘海涛赴苏学习，并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背阴河畔的“731”分部情况，从而使日本法西斯灭绝人性的暴行首次大白于天下。1938年回国后，刘海涛在延安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接见，向党中央汇报了抗联情况，后被党中央派往山东工作，任鲁中军区司令员，为创建山东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在反“扫荡”中被俘就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东北坚持斗争的抗联同志恢复了与党中央的组织联系，党中央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功绩，适当安排他们的工作，通过热情帮助和严格要求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1945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指示：“抗日联军过去有长期抗日的历史，与东北人民有密切联系，在关内有相当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充分地利用”，[131]为此要求：“应将抗联各军干部适当地分配在过去抗联各军及其他义勇军活动之地区，各区可根据当地情况，以适当名义组织部队，恢复与扩大抗联与群众的联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132]在考察任用抗联干部的工作中，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深入调查了解，他于1945年10月27日致函彭真等，对抗联干部的整体素质作了全面评价。在信中陈云充分肯定“抗日联军干部有很多长处，例如斗争历史、个人作战技能及小队伍活动之灵活、本地人与群众有联系等等”，[133]同时要求抗联干部克服在长期远离中央和分散游击环境下不可避免的“缺乏较正规建军与大规模作战之经验，现在支持一个县的工作能力的同志不多，缺乏根据地经验”[134]等主要不足，从而为党中央和东北局从总体上评价和使用抗联干部奠定了基础。在领导东北工作期间，陈云一直把重视发挥抗联干部的作用作为基本原则之一，称他们为宝贵的“森林、煤矿”[135]，指示：“对抗联同志要团结爱护，不能和他们争级别”，[136]同时强调提高抗联同志的党性修养，对部分抗联下级干部腐化浪费蜕变的“毒瘤”[137]决不姑息。关于抗联干部的具体工作，陈云指示：“利用你们穿苏军军装的有利条件，控制铁路交通沿线，迎接党中央派驻东北的大批干部的到来。同时，要抓紧对我们已经控制的城市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工作”[138]，要求他们做好“收缴敌伪武装，加紧肃清土匪，发动群众，孤立敌人，彻底镇压汉奸、敌特分子，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把东北变成巩固的根据地，积极发展武装，积极收集资财，准备同前来进攻的国民党军队打仗，在接管的城市中要派人到农村去发动群众，进行反帝反霸、减租减息斗争”[139]等各项工作，特别强调：“东满、北满应以抗联干部为首，在抗联各根据地组成几支标明由其前身抗联发展而来的军队（周保中提议称为国民军是适当的）”。[140]遵照东北局和陈云的指示，抗联同志利用苏军关系这一有利条件，充分借助与东北人民的血肉联系，圆满完成了迎接关内干部和主力部队的任务，在全力清除日伪残余的同时，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实现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原东北抗联同志分布于全国各地，遍及各个岗位。周恩来曾亲自提名冯仲云为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候选人之一，[141]后因本人坚辞作罢。此后，抗联同志担任省部（军）级及其以上领导职务和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除周保中和冯仲云外，还有李范五、赵毅敏、韩光、李延禄、陈龙、姜椿芳、蒋泽民、王效明、王明贵、李荆璞、于天放、彭施鲁、张瑞麟、富振声、邹大鹏、朱光、孙三、王钧、卢连峰、张祥、朱德海、冯铉、林娜等近30人，抗联老交通员李升也一直受到优厚照顾。他们和其他抗联同志一起，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奋斗终生，受到党和人民的肯定和尊敬。

　　第三章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努力恢复与抗联的组织联系，总结抗联经验教训

　　在与抗联长期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恢复中共中央和关内主力部队同东北抗联的组织联系。同时，对东北抗联在斗争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教训，党中央一向关注和重视。毛泽东等多方收集资料，分析研究东北抗日斗争状况，初步总结了东北抗联的经验教训，同时在这些方面，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和在延安的一批由苏联返回的抗联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节 致力恢复党中央同抗联的组织联系

　　自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起，中共中央就同东北抗日联军失去组织联系，1937年下半年后，东北抗联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也完全断绝。中共中央同一个战略区在如此长期的时间内失去组织联系，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因而给东北抗日斗争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大量史料证明，这一状况的出现决不是中共中央和东北抗联所愿意看到的，而且正与此相反，中共中央和东北抗联都曾竭尽全力恢复双方的组织联系。就中共中央而言，在1935至1938年曾力图派遣关内主力部队中的一部分挺进东北，1938年后也曾多次派遣联络员前往东北，并把寻找和联系抗联作为东北地下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1）筹划主力部队相机挺进东北

　　早在“九一八”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反蒋革命斗争时，就曾考虑过主力红军直接对日作战的问题。虽然这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包围的险恶形势下显然不可能实现，但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意义，向全国人民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坚定决心。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化，也由于主力红军距离抗日前线东北和华北更加接近，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由土地革命战争向全民抗战转变的同时，也把关内主力部队向东北挺进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1935年12月23日，瓦窑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开始部署“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方面）”。[142]1936年2月至5月的红一方面军东征，就是实践这一战略目标的具体行动，虽然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斗争全局的要求下，东征红军于5月撤回陕北，未能挺进到华北及热河，但已在精神上给予日本侵略者巨大威胁，甚至引发了日本关东军兵力的重新部署。据1936年3月23日《时事新报》专电，红军东征后，“又长城线日军已增多，系关东军部队，据称目的为防共匪”。[143]倘若的确如此，那么主力红军东征引发的日军兵力调动，也就在客观上为吉东和北满的斗争多少减轻了一些压力。【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全面抗战爆发后，遵循“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的原则，毛泽东于1937年7月至9月间曾数次致电前线八路军领导同志，部署组建部队挺进热河事宜。7月16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叶剑英、刘伯承、张浩（即林育英），要求：“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余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冀间”。[144]电文还特别指出要“多派红大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145]8月4日，毛泽东又和张闻天致电出席南京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提议将属于或靠近东北的热河、察哈尔等地划入红军（即八路军）作战范围，以便发动游击战，威胁敌后方。[146]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情况下，毛泽东于9月25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告林彪，提出了组建一支包括八路军115师、东北军何柱国骑兵军、“桂军或中央军有力步兵一万五千至二万人”[147]的部队，在朱德、彭德怀指挥下，在华北举行大规模侧后袭击战和开辟抗日根据地，“如此着成功，还可用相当一部进出热河方向，如此或能造成华北战争的新局面，支持相当时期的持久战”[148]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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