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在陈云和滕代远、邓发、高自立等的教育下，这批抗联同志的政治理论素质大有提高，特别是对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了相对较为深刻的了解。此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返回延安，在各条战线上为党和人民做出了新的贡献，魏拯民、李延平、陈荣久等则返回东北战场坚持斗争，最后相继为国捐躯。

　　在上述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东北抗日联军对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了明确认识。杨靖宇一直以“朱德的扁担”为榜样，坚持与战士同甘共苦，强调：“咱们领袖都这样做，我又有什么特殊的呢？”[317]，李兆麟也一再向战士们宣讲：“在关内，毛泽东主席正在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为全中国的贫苦农民求翻身解放”。[318]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1936年12月12日给李荆璞的信中，周保中使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体委员，以毛泽东为首名”[319]这一提法，这是周保中乃至整个东北抗联第一次提到党中央领导核心问题，标志着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已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

　　在这一历史时期，东北抗日联军拥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最主要实际行动，就是利用一切可能搜集学习党中央文件和毛泽东著作，和全党一样开始了纠正“左”倾关门主义，贯彻执行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政治路线的历史进程。在这一时期内传入东北的毛泽东著作和党中央文件中，对抗联影响最为巨大的首先是1937年4月15日发布，同年9月1日刊发于《救国时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篇著作（即毛泽东在1937年5月延安全国党代表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和结论）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3篇文献是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政治路线的继续和发展，集中反映了瓦窑堡会议特别是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精神。以学习和贯彻这3篇文献为标志，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开始在政治和思想上接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领导。正如周保中指出的：“看到过‘党中央告全党同志书’，毛泽东同志的路线，被吉东首先接受了，以后转给南满，也表示同意……政治上之所以有信心，主要就是依据这个文件”。[320]北满临时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则结合实际深入学习了毛泽东的两篇著作。李兆麟在1938年2月29日致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率先提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共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这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根据”。考虑到当时东北抗联与中共中央已完全失去组织联系这一历史背景，上述一切就更加难能可贵。

　　在深刻领会党中央精神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基础上，东北抗日联军还力图把毛泽东的论述同东北抗日斗争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贯彻执行遵义会议以来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制订符合东北斗争实际的方针政策。在这方面杨松的作用和贡献最为突出。早在1935年4月8日，杨松就在以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名义致5军党委的信中指出：“关于召集抗日救国的东三省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抗日救国的东三省人民政府问题。据云，有同志意见，以后在夺取城市后，才能建立。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在1928至30年时代，江西朱，毛占领井冈山，徐向前占余家寨（原文如此，疑为金家寨之误——引者注）时，何曾是城市呢？当时也曾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说在山沟内不能建立政权，只有夺取城市后才行。这一观点曾受到中央的严格批评。虽然，目前东三省的形势与南方苏维埃运动是不同的，但是这一建立政权问题之经验是能适用目前东三省的。目前号召抗日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抗日救国的人民政府，这将打破人民不相信自己力量的心理，而对于整个东三省游击运动，在国内国际上之意义，用不着说了”。[321]在当时，尽管杨松还没有读到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经把“有计划地建设政权”[322]作为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方针的重要环节之一，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经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夺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323]“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324]思想。但他已经开始以井冈山和鄂豫皖红军斗争经验为指导，分析研究东北现状，从政权建设入手强调开辟和巩固东北农村抗日根据地，得出了与毛泽东的论述在本质上一致的结论，因而也就在指导东北斗争中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在南满磐石、北满珠河等地建立的游击根据地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不仅在其存在期间对抗日斗争发挥重要作用，而且给人民群众留下了长期深远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抗日根据地和政权建设提供了借鉴，也正是因为杨松在东北宣传贯彻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井冈山经验方面的突出贡献，周保中曾赞誉：“吴平同志是个好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代表者”。[325]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充分发挥东北战场对全国抗战的配合作用，1937年 12月30日至1938年1月5日，周保中以省委代表身份主持召开了吉东省下江特别委员会扩大会议，宣布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吉东党组织和抗联部队的指导方针，指出：“伟大的共产党布尔塞维克的中共中央，由于我党领导一切革命力量运动，做民族革命战争的中心和动力，全国抗日作战就在这个文件发表后三个月实现了。证明中国共产党中央策略路线和实际行动有整体性与估计的正确性”。 [326] 在此基础上，会议分析了东北现状，充分肯定“东北党领导了抗日联军成为东北游击运动一切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327] 同时对“现在还有许多抗日部队不曾把他们团结到整个系统中来，加强其联系性与巩固程度。广大的群众抗日救国运动的枢轴，特别是城市运动还被日贼隔离着，我们并未握住和推动这一枢轴，在抗日军内部与抗日军对民众相互间尚存在相当的矛盾和阻碍。我们党的影响和威望虽然深入到一切群众中，而得到同情与拥护，但还欠缺‘改心’与‘物望’（原文如此——引者注）的普遍性，而成为某些运动发展中的障碍。带有重要意义的在满高丽人少数民族群众运动，我们还没建立开展与巩固基础。在游击运动中，军事上尚有不少主观弱点，在我们党生活与组织内部保存着不健全与各种倾向性”[328] 的缺点错误作了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强调：“我们必须以布尔塞维克的忠诚和坚决斗争的精神，彻底执行中央一贯到底的正确策略路线”。[329]

　　在全面抗战爆发的新形势下，东北抗战和东北抗联的工作任务必然要发生重大转变，其肩负的责任也更加重大。吉东下江特委扩大会议紧紧把握中央精神和实际状况，及时布置了吉东抗日斗争工作格局，指出在军事上要以“抄袭日贼的后路，促成日贼主力瓦解” [330] 为基本方针，坚持“必须加紧主要铁路干线航运交通以及新的道路与其他军事建筑的破坏、袭击，对薄弱市镇与守备空虚的封锁线集团部落，加以突破攻袭。夺取可能占领之粮食区及便利进出之地点，组成游击队较巩固的军事根据地” [331] 的游击战略，在条件不成熟时避免与敌决战以保存有生力量；在政治上加强抗日宣传，改善军民关系，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敌伪组织，注重策反伪军，发展抗日群众运动，促进同朝鲜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团结，“要号召许多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学生参加抗日军，并给以革命教育”；[332] 在党的建设上坚持“无论客观环境如何困难，我们在观念上、政治上、组织上、日常工作上，必须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和原则”， [333] 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组织，注意培养干部特别是青年、少数民族和妇女干部，严肃党纪，反对和清除“左”倾关门主义，同时警惕“离开民族革命中无产阶级原则立场的尾巴主义、投降主义”，[334] 特别强调：“我们要在民族解放战斗中，吸收工农成份及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的革命分子，成千成万的加入党，充实党的力量到群众斗争的各方面，保证无产阶级对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政治领导，争取最后的胜利”。[335] 实践证明，上述所有主要论述和工作格局，不仅在抗联斗争高潮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奠定了吉东长期坚持抗日斗争的思想理论基础。【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东北抗联贯彻执行遵义会议以来中央政治路线、把毛泽东的重要论述同东北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和全党一样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过程。在这方面，北满党组织和抗联部队的工作尤为显著，李兆麟、冯仲云、张兰生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遵循“毛泽东同志在中共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这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根据”这一基本原则，在李兆麟二月意见书的基础上，1938年4月底5月初，北满临时省委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内巴兰河上游大青山召开了第七次常委会议，在由冯仲云起草、张兰生宣读的会议报告中，北满临时省委指出：“我党伟大的中央，在马克思、昂格思（即恩格斯——引者注）、列宁、斯大林学说陶冶之下的中央，能够迅速的及时的根据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力量，决定了自己的斗争的主要的方向，规定革命力量的配置，而定出革命现阶段的战略是，联合全中国人民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麻痹其他帝国主义的动摇性，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实现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以取得中华人民的解放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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