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银行、矿山、交通工具、海关及其他企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财产，作为反日军费及分配给一切反日战士、雇农、贫农和救济灾民、难民。（3）武装民众并予以民主权利(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二八分粮的自由)（4）造成民族统一战线，彻底进行反日反帝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5）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6）建立东北民众选举的人民革命政府。（7）拥护对日宣战和争取全中国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8）拥护正确坚决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中国共产党。（9）中、韩、蒙被压迫民族亲密联合起来，打倒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政府。（10）拥护世界反帝大本营苏联和苏联的亲密友谊联盟”。 [18]

　　10月  李兆麟在担任满洲省委训练班主任期间，向张瑞麟等讲述了“我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的斗争情况，中华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劳苦大众的生活和打土豪田地的情况” [19]

　　11月18日  毛泽东著《长岗乡调查》，书中记述了中央苏区互济会员和群众为东北义勇军募捐情况，即：“援助东北义勇军（也是榔木乡时，那时人口二千九百，会员约八百），捐了四十多串。捐款五个铜片起，一百的、二百的、一串的都有。一百的多数，约占会员百分之六十。五个铜片的，一串的，各只几人”。

　　11月24日  中共满洲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后任满洲省委书记）率东北代表团前往瑞金，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本年  毛泽东军事思想开始传入东北，并与东北地区斗争实际相结合。据韩光回忆：“1933年至1935年之间，我参加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曾经得到一本中央苏区传来的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讲的是朱、毛领导的红军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如何进行游击战争，根本点是真正依靠人民群众，密切军民间的鱼水关系，游击战就是人民战争。当时我任中共满洲党、团省委特派员，经常到各地巡视工作，看到杨靖宇、赵尚志等著名抗日游击队领导人都把这本小册子带在身边，学习苏区游击战争经验，使用于抗日战场。从这时开始，我就日益加深地产生了向往朱、毛领导的红军的心情，设想如果能见到他们，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

　　本年  在详细调查研究东北实际的基础上，杨松撰写《满洲事变与满洲的中国共产党》、《满洲工人阶级的情形与革命职工运动的任务》两篇文章。指出：“东三省革命职工运动的基本任务就在：在发动和组织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与反日民族革命斗争中，把赤色工会变为群众的组织。只有在造成广大无产阶级的群众的组织（如赤色工会、反日会等）条件之下，才能保证广大反日民族革命解放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骨干，并且顺利地争取无产阶级在反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内领导权”。 [20]

　　●1934年

　　1月18日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将王明“左”倾错误推向顶点。决议中关于东北的部分虽然重申了以《一·二六指示信》为代表的一些正确论断，但却再次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混淆起来，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些义勇军的部队必须将反日斗争与发动土地革命联结起来，消灭在自己行动的区域中的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民众的政权”。 [21] 实际上复活了北方会议的错误指导方针。

　　1月22日至2月1日  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以何成湘为首的东北代表团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提出了收复东北的议案。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听取了何成湘关于东北斗争情况的汇报。杨靖宇在大会上以化名张冠一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月22日  毛泽东在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说：“我们许多同志……在东北领导反日游击战争，被日本强盗杀害了。这些同志中间如……童长荣、伯阳等等，他们是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地牺牲了，我提议我们静默三分钟向这些同志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敬仰”。全体代表起立为童长荣、金伯阳、罗登贤等先烈静默三分钟致哀。同日，毛泽东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名义，向东北人民革命军及抗日义勇军致电称：“大会向你们英勇抗日的战士致热烈的革命的敬礼！大会对你们坚持进行着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表示无限的同情。大会代表苏区与白区数千万革命民众和红军欢迎人民革命军派到大会的代表及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订立共同作战的协定。大会并向一切抗日义勇军提议，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宣言的三个条件下，订立反对日本和国民党的作战协定”。

　　1月24至25日  毛泽东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高度评价东北抗日斗争说：“在这种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全国革命民众的反帝运动便极端猛烈的发展起来，东三省几十万义勇军的奋斗，上海十九路军兵士和工人群众的血战，普及全国的反帝运动，曾经达到了空前的高涨”，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各省苏维埃，必须把自己的眼光放大到广大的国民党区域去，不但要领导每一个群众自发的反帝运动，而且要在广大工农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利用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投降卖国的每一具体事实，启发民众的民族觉悟，号召他们组织与武装起来，为驱逐帝国主义保卫中国领土而斗争，特别在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华北等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地带，组织人民革命军义勇军，领导旧有的义勇军，使之脱离国民党的反动影响，而与日本帝国主义坚决的作战”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

　　2月21日  遵循《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杨靖宇在吉林省临江县三岔子附近的城墙砬子（今属江源县）主持召开抗日义勇军首领会议，以“（1）不投降，坚决抗日到底，如有勾结敌人叛变等事情，一经察觉，经由总指挥部下命令解除该队武装，以军法行事。（2）在各队游击区内，反日群众或反日工作人员可任意进行工作，队伍应给以保护。（3）允许并帮助反日群众武装起来，并帮助进行反日斗争” [22]为基础，成立了以杨靖宇为总指挥的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下辖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及由义勇军改编的8个支队，共4000余人。会议通过的抗日联合宣言宣布：“我们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日主张，不分见解、信仰，枪口一致对外”。[23] 从这时起开始使用“东北抗日联军”的名称。

　　2月22日  中共中央向满洲省委发出指示信，信中过分夸大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矛盾，要求东北党组织贯彻六届五中全会的“左”倾方针，“满洲党在为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中，必须把反对反革命派的斗争在思想上和实际上都提到重要的地位上来。首先在党内克服对反革命派的欺骗估计不足的倾向，在工人农民中，义勇军中，反革命军队的士兵中和一切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对于任何一个小的欺骗的事实，都要努力去揭破”。指示信还对杨靖宇进行了不点名的错误批评，称“磐石人民革命军与宋司令毛团组织的联合军总司令部，其结果是上层勾结代替了下层统一战线，而至于完全破产。这些错误，都必须迅速的纠正过来” [24] 使东北抗日斗争再次受到“左”的严重干扰。

　　4月20日  由中共中央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发表。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胡汉民及原东北义勇军领导人李杜等1779人签名。纲领主要内容为：“（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及卖国贼财产以解决抗日军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友军，与一切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25]这一纲领的发表，给予东北抗日斗争以巨大鼓励，受到东北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的一致拥护。

　　6月16日  中共满洲省委颁布《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草案以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斗争经验为基础，指出：“东北人民革命军，为完成其历史上的伟大任务，必须接受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彻底执行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纲领，人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就要巩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在人民革命军中的领导，使之不仅成为反日反帝民族革命，而且是将来苏维埃革命的强有力的武装力量。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巩固人民革命军的战斗力，扩大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人民革命军战斗力的巩固和加强，不仅要依靠军事技术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要靠他的民族革命的决心和阶级的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和配合广大工农民众斗争，与瓦解敌人的军队，获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在人民革命军中，无论政治的、军事的、党的和团的组织，都应当向着这唯一目的来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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