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实施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教育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教育，使人民革命军的战斗员和指挥员了解其民族的阶级的政治责任，与敌人战争的意义，以及对于地方民众之民族的和阶级的友爱与仇恨，使每个战斗员成为最有纪律的自觉的阶级战士”。 [26] 在部队中党务工作部分，条例草案规定：“支部是党在人民革命军中的基本单位组织，每连中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得成立支部。在独立连中成立支部，在团中成立总支部”。 [27]

　　本月  李延禄在上海与毛泽民见面。李延禄是于1月入关求援并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因中共中央已迁入苏区，李延禄未能实现此行目的。

　　本月至8月  在筹备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由季米特洛夫主持，开始纠正“左”倾关门主义、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对王明等坚持“左”倾错误的共产国际领导成员进行了批评。当时，“在讨论过程中也表达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一些委员会的成员——贝拉·库恩、洛佐夫斯基、克诺宁和王明——起初还捍卫过时的指导方针，仅仅同意对策略作一定的修改。他们要求对革命高潮的成熟程度作更高的估计，使共产国际陷入不现实的预测之中。他们起初坚持说，社会民主党仍应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支柱，右倾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革命工会应该保持独立，等等。①但是，在深入的讨论过程中，这些观点逐渐被克服，主张这些观点的人也承认要修正自己的看法。1934年6月至8月预备委员会的讨论，奠定了共产主义运动新政治方针的基础”。[28]

　　7月  杨松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以满洲省委巡视员身份返回东北，在穆棱县筹组中共吉东特委。

　　9月16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提议为避免发生策略分歧，将东北党组织交由代表团直接领导。

　　10月初  滕代远、高自立抵达莫斯科，准备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工作。滕代远并曾参加起草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稿。[29]

　　10月10日  由杨松起草的《中共吉东局致饶河中心县委的信》指示：“只有队员和政治指导员作政治工作，这是完全不够的。要利用南方朱毛的经验，在每个分队内应有五个徒手的宣传兵，三人作口头宣传，两人为粉笔队写标语口号和散发传单，此外在队伍中提出‘每个反日的游击队员都要成为反日群众的宣传员和组织员’，随时随地在群众中都要尽宣传工作的责任”。

　　同日  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

　　11月5日  中共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吉林临江县四道二岔（一说二道阳岔沟里的四岔）举行，杨靖宇以满洲省委代表资格在会上作了国际国内形势报告。在杨靖宇主持下通过的决议要求：“各参谋部根据‘游击战术的小册子’和自己宝贵的经验，来经常研究讨论在归大屯附近活动的新的游击战术”。

　　12月20日  中共宁安县委在杨松主持下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及目前工作任务的决议》，会议以杨松的论述为基础，强调在东北抗日武装的政治工作中要注意运用井冈山经验。【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本年  东北各地流行《流血纪念》歌，歌词中有：“八月流血在南昌，武装反对国民党，资本家地主大联合，革命工农死无数。九月流血在汕头，贺叶军队被倾覆，反动方奏得胜曲，暴动又起海陆丰。十月流血在南方，秋收暴动遍粤赣，土地革命旗高举，游击运动势伸张。十一月革命在南方，秋收暴动遍湘鄂，地主官僚尽杀绝，死伤同志千与万。十二月流血在广州，苏维埃红旗飘远东，虽然公社只三日，意义伟大确无穷”。[30]

　　●1935年

　　1月15至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举行，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形势下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本月  杨松、周保中在吉林宁安老爷岭与率部进行北满远征的金日成会谈。金日成从杨松处看到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金日成晚年回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反映着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帝国主义公然以中国的保护者自居，企图用武力强占华北，蒋介石又对工农红军开始了第五次‘围剿’的情况下提出的反帝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革命中，共产主义者的志向也归结为最大限度的团结和动员民族的力量。因此，我认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是切合时局的文件。我们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同吴平广泛地讨论了许多问题。通过同吴平的谈话，我了解到，中国共产主义者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冲破蒋介石的包围，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国革命因第一次国内革命的失败而退却，现已转向部分进攻，正在扩大成果，这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中国共产主义者北上抗日的滚滚洪流，在中国大陆蓬勃开展的抗日救国运动，也为包括东满在内的满洲地区朝中两国共产主义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4月8日  杨松为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起草《给第五军党委的信——关于队伍经济和队伍活动等问题》，指出：“关于召集抗日救国的东三省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抗日救国的东三省人民政府问题。据云，有同志意见，以后在夺取城市后，才能建立。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在1928至30年时代，江西朱、毛占领井冈山，徐向前占余家寨（原文如此，疑为金家寨之误——引者注）时，何曾是城市呢？当时也曾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说在山沟内不能建立政权，只有夺取城市后才行。这一观点曾受到中央的严格批评。虽然，目前东三省的形势与南方苏维埃运动是不同的，但是这一建立政权问题之经验是能适用目前东三省的。目前号召抗日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抗日救国的人民政府，这将打破人民不相信自己力量的心理，而对于整个东三省游击运动，在国内国际上之意义，用不着说了”。

　　5月11日  东北抗联第1军第1师师长李红光在桓仁、兴京（今新宾）县境与日军交战中负重伤，次日牺牲。

　　6月3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听取赵毅敏等抗联同志的汇报后，以王明、康生名义发出《给东北负责同志的秘密信》，史称六三指示信，抗联文献中又称王康指示信。滕代远等前来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国内同志参加了起草工作。[31]信中对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都作了基本切合实际的指示，具体分析了“目前游击运动的特点，其优点是：（1）相当的扩大了工人、农民的参加，使游击队的成分发生改变，旧的领导的变更，新的领导的产生；（2）新的队伍不断的产生与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队伍的形成与扩大；（3）一部分山林队和义勇军与民众的关系有了相当的改善；（4）国民党的影响减少，共产党的影响扩大，许多的队伍在我们影响下初步联合。其弱点与困难是：（1）没有统一的军事上与政治上的领导，存在着散漫与自发的性质；（2）政治上的薄弱和组织形式的复杂，一部分山林队和义勇军与民众关系的恶劣；（3）党与其直接领导下的游击队的薄弱，未能结成广大的统一战线；（4）武装与给养的困难；（5）强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残酷进攻”。指示：“目前在东北的游击队主要的是应该有两种组织形成，一种是现在这类已经脱离生产的经常与日帝及‘满洲国’作战的游击队（如现在各地游击队的形式），一种是游击队退走后，由地方革命团体组织半脱离生产或不脱离生产的，只是在一定条件下行动的游击队”。特别强调：“政府的所在地，主要的以游击队的活动为前提，不一定是死守一城，如果游击队为了战略的或经济的关系，或为活动的便利，尤其是实力的保存而离开原来的地方，则政府亦应随军而迁移，不要死守根据地而损失反日的武装实力”。

　　6月下旬  在率部进行第二次北满远征中，金日成一直注重以长征精神激励战士。他晚年回忆：“当我们翻越老爷岭的时候，在中国关内，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突破蒋介石军队的重重封锁，正在胜利地进行历史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5月30日，红军来到大渡河，经过激烈的战斗，抢占古老的铁索桥——泸定桥，为数万长征勇士开辟了前进道路。5月30日，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石达开曾试图强渡大渡河的日子，也是上海五卅惨案十周年的日子。就在这历史性的日子，英勇无比的红军敢死队飞夺泸定桥，这实在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有关贵州战役的报道和强渡大渡河的消息接连传到间岛（即吉林延吉地区——引者注），大大鼓舞了我们。泸定桥战斗后，红军接着克服了长征路上最难克服的障碍大雪山、夹金山等天险，进入了甘肃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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