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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说实在的,关于他处于某种郁闷状态或被施行了催眠术之类的荒谬臆测,纯属最浅薄之误解,有悖于事实。
正在发生这些事的当儿,此公两眼开始显露勃勃生机。即使不比别人更敏锐,至少也跟他同样敏锐。
任何曾经做过相反推测的人,都会立即发现自己搞错了。他朝特伦特河畔伯顿的巴思公司所产瓶装一级啤酒凝望了足足四分钟。
它夹在好多瓶酒当中,刚好摆在他对面,其鲜红色商标,无疑是为了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在方才那番关于少年时代和赛马的谈话后,由于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得最透彻的理由(这一点,后来才弄清楚),周围发生的事被涂上了迥异的色彩。
于是,他就沉浸在两三档子私事的回忆里。对此,另两个人犹如尚未出生的婴儿一般,丝毫也不了解。
不过,他们二人的视线终于相遇。他一旦明白对方迫不及待地想要喝上一盅,便不由自主地决定为他斟上。
因此,他攥着那装有对方所渴求的液体之中型玻璃容器颈部,足倒一气,以致它都快空了,然而又相当小心翼翼地,不让一滴啤酒溅到外面。
随后进行的辩论,其范围与进度均是人生旅途的缩影。会场也罢,讨论也罢,都气派十足。
论头脑之敏锐,参加辩论者乃属海内第一流的,所论的主题则无比崇高重要。
霍恩产院那高顶棚的大厅,从未见过如此有代表性而且富于变化的集会。
这座建筑的古老椽子,也从未听到过如此博大精深的言词。那确实是一派雄伟景象。
克罗瑟斯身穿醒目的高地服装,坐在末席上。加洛韦岬角那含有潮水气味的风;使他容光焕发。
坐在对面的是林奇,少年时代行为放荡以及早慧,都已在他脸上留下烙印。
挨着苏格兰人的座位是留给怪人科斯特洛的;马登蹲坐在科斯特洛旁边,呆头呆脑地纹丝不动。
壁炉前的主席那把椅子是空着的,两边分别为身穿探险家派头的花呢短裤、脚蹬生牛皮翻毛靴子的班农,还有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玛拉基·罗兰·圣约翰·穆利根那淡黄色的优美服装和一派城市的举止教养。
最后,桌子上首坐着位年轻诗人,他逃脱了教师这个行当和形而上学的审问,在苏格拉底式讨论的快活氛围中找到了避难所。
右边是刚从赛马场来的油嘴滑舌的预言家,左边是那位谨慎的流浪者。
他被旅途与厮打扬起的尘埃弄脏,又沾上了难以洗刷的不名誉的污点。
然而他那坚定不移、忠贞不渝的心中却怀着妖娆的倩女面影,那是拉斐特在灵感触发下用那支画笔描绘下来的传世之作。
任何诱惑、危险、威胁、屈辱,都无法消除。开头最好先说明一下:斯·迪达勒斯先生(神性怀疑论者)的议论似乎证明他所沉溺并被歪曲的先验论,与一般人所接受的科学方法是截然相反的。
重复多少遍也不为过分的是:科学乃处理有实质的现象的。科学家正如一般人一样,必须面对硬邦邦的现实,不容躲闪,并须做出详尽的说明。
目前确实可能还有一些科学所不能解答的问题,例如利·布卢姆先生(广告经纪人)所提的头一个问题:即将诞生者的性别是如何决定的。
我们究竟应该接受特利纳克利亚的恩培多克勒的说法,即认为男子的诞生决定于右卵巢(另外一些人则主张是在月经后的时期),还是应该认为被放置过久的精子或精虫乃是决定性别的重要因素?
抑或像众多胚胎学家(卡尔佩珀、斯帕兰札尼、布鲁门巴赫、勒斯克、赫特维希、利奥波德和瓦伦丁)所设想的那样,是二者的混合物呢?
这个论点也许意味着:一方面是精虫的生殖本能,另一方面是被动因素那巧妙地选择的体位——即卧在下面受胎之间的协力(大自然喜用的方法之一)。
同一位问讯者所提出的另一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此:婴儿死亡率。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他中肯恰当地提出:尽管我们诞生的方式相同,死法却各异。
玛·穆利根先生(卫生学兼优生学博士)谴责本地的卫生状态道,我们这些肺部发灰的市民吸进了飘浮在尘埃中的细菌,以致患上腺样增殖症和肺结核等症。
他声称,民族素质的衰退应统统归咎于这些因素以及我们街头上那些令人厌恶的景象:触目惊心的海报,各种支派的教士,陆海军的残废军人,风里雨里赶马车的坏血症患者,悬吊着的兽骸,患偏执狂的单身汉以及不能生育的护理妇。
他预言审美学将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生活中所有的优美事物,纯正的好音乐,令人赏心悦目的文学,轻松愉快的哲学,饶有教育意义的绘画,维纳斯与阿波罗等古典雕刻的石膏复制像,优良婴儿的艺术彩照——只要在这些方面略加注意,就能使孕妇在无比愉快中度过分娩前的那几个月。
J.克罗瑟斯先生(议论学学士)将婴儿夭折的一部分原因归咎于女工在工厂内从事重劳动引起的腹腔部外伤,以及婚后夫妻生活中的节制问题,但绝大多数还是由于在公私两方面的疏忽。
这种疏忽达到极点,便会造成遗弃新生婴儿、堕胎犯罪或残忍的杀婴罪。
尽管前者(我们指的是疏忽)毫无疑问是确凿的,但他所举的那个关于护士忘记点清填入腹腔的海绵数目之事例,太不经见了,不足为训。
其实,当我们仔细调查这个问题时就会发现,尽管有上述种种人为的缺陷,往往妨碍大自然的意图,但是妊娠与分娩却依然在大量地顺利地进行着,诚然令人惊奇。
文·林奇先生(算术学士)提出了富于独创性的建议:出生与死亡,与所有其他进化现象(潮汐的涨落、月亮的盈亏、体温的高低、一般疾病)一样。
总而言之,大自然之巨大作坊中的万物,远方一颗恒星之消失乃至点缀公园的无数鲜花之绽开,均应受计数法则的支配,而这一法则迄今尚未确定下来。
但是这里也有个简单而直截了当的问题:为什么一对正常、健康的父母所生下的看上去健康并得到适当照顾的娃娃,竟会莫名其妙地夭折,而同一婚姻中所生的其他孩子并不这样呢?
用诗人的话来说,这确实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我们确信,大自然不论做什么,都自有充分而中肯的理由。
这样的死亡很可能是某种预测的法则所导致的。据此法则,病原菌所栖息的生物(现代科学毫无争论余地地显示:只有原生质的实体可以是不朽的)越是在发育初期,死亡率越高。
这种安排纵然给我们的某种感情(尤其是母性)以痛苦,然而有些人认为从长远来看是有益于一般人类的,因为它保证了适者生存。
斯·迪达勒斯先生(神学怀疑论者)发表意见(或者应该说是插话)道,患黄疽症的政治家和害萎黄病的尼姑自不用说,由于分娩而衰弱的女癌症患者和从事专门职业的胖绅士总是咀嚼形形色色的食品,下咽,消化,并以绝对的沉着使其经过通常的导管。
当这些杂食动物吃小牛息肉这样好消化的食品时,大概会减轻肠胃的负担吧。
这番话从极其不利的角度无比透彻地揭示了上述倾向。这位有着病态精神的审美学兼胚胎哲学家,尽管连酸与碱都分不清,在科学知识上却摆出一副傲慢自负的架子。
为了启发那些对市立屠宰场的细节没他那么熟悉的人们,也许应该在此说明一下:我们那些拥有卖酒执照的低级饮食店的俚语小牛崽肉,指的就是打着趔趄的牛崽子那可供烹调食用的肉。
在霍利斯街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号国立妇产医院的公共食堂里,能干而有名望的院长安·霍恩博士(领有产科医生执照、曾为爱尔兰女王医学院成员)最近与利·布卢姆先生(广告经纪人)之间举行了一场公开辩论。
据目击者说,该院长曾指出,一个女人一旦把猫放进口袋里(这大概是对大自然之最复杂而奇妙的作用——交媾的雅喻),她就非把它再送出去不可;或赐与它生命(用他的话来说),以便保全自己的命。
他的论敌富于说服力地驳斥说:这可是冒着自己丧失生命的危险!尽管说话的语调温和而有分寸,仍然击中了要害。
这当儿,医生的本领与耐心导致了一次可喜的分娩。不论对产妇还是医生来说,那都是令人厌倦、疲劳的一段时间。
凡是外科技术所能做的,都做到了。这位产妇也极为勇敢,她用坚韧不拔的精神加以配合。
她确实这么做了。打了一场漂亮仗,而今她非常、非常快乐。那些过来人,比她先经历过这一过程的,也高高兴兴地面带微笑俯视着这一动人情景。
她们虔诚地望着她。她目含母性之光,横卧在那里,对全人类的丈夫——天主,默诵感谢经。
新的母性之花初放,殷切地渴望摸到婴儿的指头(多么可爱的情景)。
当她用那双无限柔情的眼睛望着婴儿时,她只盼望着再有一种福气:让她亲爱的大肥在她身边分享她的快乐,把天主的这一小片尘土——他们的合法拥抱之果实,放在他怀抱里。
而今他上了些岁数(这是你我之间的悄悄话),双肩稍见弯屈。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厄尔斯特银行学院草地分行的这位认真负责的副会计师已具有了一种庄重的威严。
“哦,大肥,往昔的恋人,如今的忠实生活伴侣,遥远的过去那玫瑰花一般的岁月再也不会回来了!”她像从前那样摇摇俊美的头,回顾着那些日子。
天哪!而今透过岁月之雾望去,那是何等美丽呀!在她的想像中,他们——他和她——的孩子们聚拢在床畔:查理、玛丽·艾丽斯、弗雷德里克·艾伯特(倘若他不曾夭折)、玛米、布吉(维多利亚·弗朗西丝)、汤姆、维奥莱特·康斯但斯·路易莎、亲爱的小鲍勃西(是根据南非战争中我们的著名英雄——沃特福德与坎大哈的鲍勃斯勋爵而命名的)。
现在又生下了他们二人结合的最后的象征,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里福伊,长着真正的普里福伊家的鼻子。
这个前途无量的婴儿,将以普里福伊先生那个在都柏林堡财务厅工作的有声望的远房堂弟莫蒂默·爱德华而命名。
光阴茬苒。然而时间老爹轻而易举地就把事情了结啦。不,亲爱的、温柔的米娜,不要从你胸中叹气。
还有大肥,把你烟斗里的灰磕打掉吧。通知熄灯的晚钟已敲(但愿那是遥远的未来的事!
),你却还在摆弄着使惯了的这只欧石南根烟斗。用以读《圣经》的灯也给熄灭了吧,因为油已剩得不多了,所以还是心情平稳地上床休息吧。
天主无所不知,到时候就会来召唤你。你曾打了一场漂亮仗,忠实地履行了男人的职责。
先生,请握住我的手。干得出色,你这善良而忠实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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