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楚国率先称王（周礼天子以下，只能称“公侯伯子男”五爵），韩赵魏三家大夫成功地瓜分了晋国……
　　经常梦周公的孔子之所以一天到晚不爽，就是因为君不君臣不臣，诸侯个个尾大不掉，视破坏周礼为人生一大乐趣（八佾舞于庭）。
　　当修复制度无望时，孔子决定曲线救国，提出了“仁”。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有梯度地爱你周围的人。先爱父母，再爱兄弟，辐射开来，此即为仁。
　　如果说仁爱观是周礼的文化阐释，《春秋》就是周礼的课后练习。
　　但问题是再怎么练习也架不住秦国的暴力。统一六国后，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规范了君主对文官的任免。而在地方，郡县两级行政区划代替了封建，一直延续至清。
　　因此，容闳的讽刺的确很难反驳——春秋都没了，你还研究什么《春秋》啊？
　　儒教不是一天建成的
　　但王闿运也不是吃素的，当场普及历史常识：“东汉的《轻侮法》规定，如果父亲受到侮辱，当儿子的杀了侮辱他父亲的人，可以免除死罪。阳求就是因为杀了一个侮辱他母亲的郡吏全家，才被推举为孝廉。嘉许血亲复仇，主张原心推罪（根据事实推究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的心理。动机邪恶，即使犯罪未遂也有罪。而出于善良犯下的罪行，则从轻发落），乃是《春秋》里的大义，我看一直继承得很好嘛。”
　　的确，始皇再威武，斩不断风俗。秦相李斯，挥舞着韩非的智慧之剑，教嬴政以势立威，以术驭臣，再用严刑峻法威逼，高官厚禄利诱，驱使万民如驱牛羊，不耕则战，战罢又耕，由是并吞天下，包举宇内。
　　然后一个生硬的剪切——不逾二世即亡。
　　何也？贾谊曰：“不施仁义。”
　　翻译成白话文：“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于是，董仲舒吸取“暴秦”的教训，煞费苦心地糅合儒法两家，正是想兼顾法家的效率和儒家的公平。当然，这种公平在孔子那仍然是相对的，仰求明君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毕竟种下了一颗充满可能的种子。
　　这才有了孟子的“民贵君轻”和荀子的“从道不从君”，再恨儒家的人也无法否认贯穿其中充满诚意的民本思想。
　　可惜，先贤的伟岸形象往往都被不肖子孙败掉。先秦儒家从未提过“三纲五常”。“忠君”是法家的私货，在孔子那儿，忠是有条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到了孟子，更是“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众所周知，儒家和法家，就是一对冤家。儒家讲德治，法家讲法治；儒家重教化，法家重刑罚；儒家耻于言利，法家大谈利己；儒家对人性抱有希望，法家对人性充满绝望。
　　韩非在《五蠹》里把儒者归为社会的蛀虫。李斯变本加厉，直接着手操作焚书和坑儒。
　　于是，许多对人治传统深怀不满的人推崇《大秦帝国》，直接把商鞅拔高到孟德斯鸠的高度，似乎只要秦朝不灭，中国早就实现民主法治了。
　　其实，推崇法家不如推崇墨家。兼爱（一视同仁的爱）和利他主义虽然过于理想，却是这个民族的血液中最为缺乏的基因。
　　法家不等于法治，在于君主集立法和司法于一身，而又凌驾于法律之上。
　　董仲舒敏锐地看到，在中国，有些事可以做不能说（法家），有些事可以说不能做（儒家）。既如此，把两者结合到一起不就OK了？
　　当然，标签还是得贴儒家的，体制外给信心嘛！
　　其实，董仲舒最大的理论贡献是“天人感应”。
　　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都是原子，你吸进别人呼出的气，你吃下去的东西排出后化为土壤的一部分，你和山川草木是一体循环的，所以天人合一。
　　而董仲舒倾力打造“天人感应”的主要目的是帮君主建立起“君权神授，不可动摇”的神话。你为什么有喜怒哀乐啊？因为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人体为什么有五脏啊？因为大自然有五行——没辙，封建迷信害死人，汉朝草民就信这个。董老师发挥演绎一下，指导你感应进而顺应，就是让你在对天顶礼膜拜的同时，对天在人间的代理人天子也做到俯首帖耳。
　　人事与自然完美结合，谁也不敢逆天而行。天子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天降灾害时下个罪己诏，用“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糊弄糊弄草民然后该干嘛继续干嘛。
　　三年目不窥园，董老师最大的收获是把“六经注我”练到了家。
　　《春秋》开篇第一句的“春王正月”表面上看只是寻常的时间记载，但在董老师看来，那就乖乖不得了了。
　　王道之端在于“正”，而按“春王正月”的顺序，“正”次于“王”，“王”又次于“春”。为什么？
　　因为春是季节，天之所为；正是人事，王之所行。所以这句话是孔子在教育君王要效法上天，端正自身，走上正大光明之道。
　　这扯淡的功夫真是堪比豆瓣的文青。
　　可见，汉承秦制不假，但官方意识形态已从法家转型为打包上市的“儒教”。
　　此教从一阴（法）一阳（儒）两个方面为君主集权提供舒适便捷的服务，春秋时贵族共治天下、士民百家齐放的美好情景从此一去不复返。
　　当然你会问，原本冰炭不容的儒法两家，咋瞬间就水乳交融了？莫非董老师是502胶？
　　事实上，作为一介儒生，言必称《春秋》的董仲舒还是希望汉武帝能够推行仁政的，将“原心推罪”引入司法审判也自他始。但问题是，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激进还是保守，德治还是法治，一旦走入专制权力，最终只会变成同一个样子。
　　两千年历史告诉我们，是权力选择了思想，而非思想改造了权力。
　　于是，一幅吊诡的画面呈现在世人眼前。
　　《世说新语》记载了一则大儒范宣儿时的窘事。范同学八岁那年在后园挑菜，不小心弄伤了手指，当即号啕大哭起来。有记者自作多情地采访他：“小盆友，是不是很疼啊？”谁知范宣当场正色道：“我不是因为疼才哭的，而是因为想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丝毫损伤’的祖训！”
　　这条祖训是《孝经》的中心思想。伪书《孝经》是后儒假托孔子之名撰写的，将“孝”发挥到了变态的境界。
　　在孔子那，孝比较正常，主要是用来论证“仁”的。在他看来，孝（敬爱父母）和悌（友爱兄弟）是人天生就有不证自明的情感，而将这种对亲人的爱推及到朋友乃至众生，就是“仁爱”。
　　问题是再正常你也是始作俑者。“孝”就这么一路狂飙，飙到了《孝经》的高度。
　　当所有人都被《孝经》洗脑后（以满清入关时汉人“留发不留头”达到顶峰），律法却故意和“身体发肤”作对，陆续出炉了黥（刺面）、劓（割鼻）、刖（斩足）、宫（阉割）等独具匠心的体罚手段，力图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彻底击溃犯罪分子，使其在乡党面前抬不起头，从此自绝于人民。
　　于是，就像咖啡速溶了咖啡伴侣一样，儒家的“提倡孝”和法家的“被不孝”诡异地缠绕在了一起。
　　孝父（儒家）是虚的，是民间基础；忠君（法家）是实的，是最终目的。为了使父权转化为君权，历代统治者无不标榜“圣朝以孝治天下”。毕竟，先圣们早就做过社会调查了：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春秋大义
　　这笔文化烂账，王闿运门儿清。他避实就虚道：“‘修身（士）、齐家（大夫）、治国（诸侯）、平天下（天子）’，先秦儒家确实处处比照周礼的封建之制。周礼有何不好？一个天子，多个诸侯，看似等级分明，实则天下是一个松散的‘联邦’，远较后世郡县制民主。董子之后，一经三传（《春秋》和对其最经典的三部解释《公羊传》《榖梁传》和《左传》）地位愈隆，周礼的贤君政治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庙堂。皇帝每遇事不决，只要臣子援引《春秋》的案例，圣裁往往遵循不二。”
　　容闳：“周礼好不好姑且不论。它好，也回不去了；它坏，就更要审视一下这本传之后世奉为圭臬的《春秋》了。”
　　王闿运：“哼！孔子作《春秋》，申明大义，裁定正邪，万世取信，一人而已。有何必要审视？有何必要立宪？《春秋》就是我华夏之宪法！”
　　半晌未言的张裕钊突然发话：“这倒不假。汉景帝时，窦太后偏爱景帝之弟梁王刘武，欲立其为储君。袁盎明确反对，引用的例子便是《春秋》对宋宣公的责备。”
　　王闿运见有人帮腔，颇为得意：“宋宣公死前没有遵循周礼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他的弟弟，后来的宋穆公。穆公死前，心怀感念，把位子又还给了宣公的儿子，即宋殇公。殇公即位后，穆公之子子冯不服，起而争之。宋国之乱，自此延续五代不绝。《春秋》因此推本溯源，认为‘宋之祸宣公为之’。而窦太后也被袁盎说动，打消了立梁王为储的念头。”
　　薛福成迟疑道：“如果我没记错，‘宋之祸宣公为之’语出《公羊传》。而《左传》的立场则相反，认为宋宣公‘知人’。”
　　王闿运的确是有意疏忽，但《春秋》不满宋宣公的做法却是事实（显然《春秋》除了喜欢吓唬乱臣贼子，更好吹毛求疵、责备贤者）。
　　黎庶昌显然站在容闳这边：“宋宣故事，《春秋》尚有定论。郑伯和共叔段的是非恩怨，孔子却只有一句‘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在鄢地打败了段），爱憎褒贬，并不明显，以至于‘三传’便各主其说，后世更是歧说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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