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小说:中国误会了袁世凯(出书版)作者:吕峥字数:3524更新时间 : 2017-07-31 16: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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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闳接过话头:“想从《春秋》惜墨如金的字面洞穿孔子的真义,何异于缘木求鱼?那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解读,同孔子本人并无多少联系,只是何休版的孔子、郑玄版的孔子以及孔颖达版的孔子。《春秋》是死的,人却是活的。时代在变,课题在变,经典也被赋予了种种新义。可悲的是,深挖狠刨《春秋》义理甚至不惜曲解误读的真正动因,恐怕只是为了给不断翻新的权力体系寻找理论上的合法性吧。”
  黎庶昌:“诚然如此。皇帝想削藩,下面的人挖出‘专断于外’的案例,惩处了好几千人;皇帝想打匈奴,有‘《春秋》九世复仇’;想搞妥协?有‘温柔敦厚,《诗》教也’;想削弱权臣?‘《左传》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刚好合适。看来《春秋》和三传真是无所不能啊!”
  王闿运不睬黎庶昌,对容闳道:“据我所知,在你容达萌的第二故乡美国,宪法也是不断翻新,修正案迭出啊!”
  容闳:“问题是所有修正案都是建立在宪法的基本精神‘对公民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保护’之上,补充说明而非推翻宪法的。比如第二修正案赋予公民携带武器的权利,虽可能引发种种治安问题,但由于其符合宪法对人身自由的保护,至今未见后续修正案将其否定。相比于《春秋》的语焉不详、任人发挥,美国宪法确凿稳固,在每一个公民的心中神圣不可侵犯。”
  容闳还没戳到要害:修正案主要针对政府,且必经国会表决,多数通过后方才生效。而国会又分参议院(精英色彩更浓)和众议院(平民色彩更浓),议员既有民主党又有共和党,制衡之下,避免了独断专行;而《春秋》在庙堂上讨论,何时守常经,何时尊权变,弹性空间大不说,最后的定论仍需服从权力。
  曾国藩饶有兴致道:“你说洋人为什么鼓捣出宪法这么个东西?”
  容闳:“因为自然法。不同民族的文化固然不尽相同,但终有一些核心价值是人类所共通的。比如,没有人愿意被杀被抢,没有人愿意被无辜地抓进监狱,这种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隐含了生命权、平等权以及人身自由权。维护自然权利的法,就是自然法。在此基础上,自由人相约联盟,达成契约,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管理者,于是有了政府(宪法赋予政府权力);另一部分自己保留,成为国家机器不能侵犯的个人权利(修正案限制政府权力)。在这种共识共循的社会契约下,宪法和法律不是胡编乱造、生搬硬套,而是对自然法的发现和阐述。”
  王闿运:“哼,说得倒好听!殊不知制度设计得再好,还是得由人操作。要想在实践中不出纰漏,仍需正心诚意,回归孔孟之道。历朝历代,为治理黄河设立了多少机构?出台了多少办法?然而治水官员谁拿防汛当自己家的事?甚至,他们会故意疏忽对河坝的保护,以使其垮得更快,从而领到更多的拨款。可见,欲使天下不治而自治,唯有推行良知,正人心而化风俗。”
  容闳摇了摇头:“两千年以降,无论高估人性还是低估人性者,到头来都失望地发现,人性其实是复杂的。先圣对君子的要求‘慎独’(在无人监督时谨守道德)并不难,难的是当一群人集结成派,将各自的私心藏在看似正义的旗号下,相互鼓噪中还能保持个体的理性和原则。对此,解决之道绝非‘君子不党’,而是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西方历史上,许多专制暴君都是以最合理的方式开始其统治的。而事实的走向却是,这种邪恶的权力既腐蚀了人心,又毁灭了良知。”
  容闳停了停,一字一顿道:“因此,宁可相信十个恶魔互相制衡,也绝不要轻信一个圣人乾纲独断。”
  斩钉截铁的话语在袁世凯幼小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直到生命的尽头,他都忘不了容闳说这句话时无比坚毅的眼神。
  久未言语的吴汝纶忽然若有所思道:“也许我们真的错了。”
  袁世凯一惊,目光随众人一起投向了他。
  不怕酣睡,只怕永远也叫不醒的假寐
  吴汝纶:“历史上每一次政权的建立,无不伴随着血腥和杀戮。我国更是在以暴易暴的轮回中挣扎了两千年。也许,美国的出现代表了一种依靠理论而不是武力协商建国的新模式。这种统治者执政合法性源自契约(宪法)的历史趋势恐将无法阻挡。”
  曾国藩颔首不语。
  薛福成叹道:“怕只怕百年之后,就算有了宪法,也是一纸空文啊!”
  吴汝纶学而不厌:“英式的君主立宪和美式的民主共和在实际运作方面有何差异?”
  容闳:“在英国,首相(行政)和议会(立法)的关系更近。选举方式是两党竞选议会的席位(选民投票),再由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选出执政的首相(议员投票)。而在美国,则先由两党分别推出本党总统候选人,在各种演说和辩论后,由选民直选。”
  吴汝纶:“两党轮执,三权分立,毕竟还是美国走得更远。”
  容闳:“行政(总统)、立法(国会)、司法(法院)三套系统彼此独立,相互制衡。国会可以立法,但最高法院可以宣布法律违宪;法院独立判案,但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由总统提名;总统可以否决国会议案,但国会可以启动程序弹劾总统……”
  王闿运:“荒谬!如此掣肘,成天扯皮,什么都不要干了!”
  容闳叹了口气:“还需要干什么呢?在效率和公正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因为前者如同吸食鸦片,虽有一时之快,却终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后者循序渐进,通过立法日臻完善,利用轮执消解民怨,避免了政权的动荡和推倒重来,社会稳步向前,公民日趋理性。”
  王闿运:“哼,什么民主,不过是暴民做主罢了!”
  容闳:“的确,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了‘多数的暴政’的问题。而在建国之初,杰弗逊(《独立宣言》作者,第三任美国总统)就颇有预见地看到‘权力由多数人行使而不是由一个人行使,并不能减轻暴政的程度。一百七十三个暴君肯定会和一个暴君一样富有压迫性’。”
  吴汝纶:“可现实却是,从总统到平民,无不充满了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除了制度的约束外,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吧?”
  容闳:“有,权利和责任的对等。自由不是无偿的,民主更是通过将公共生活的重负压在每个个体的肩上,挑战每一个人的心灵和大脑。如果说专制社会给个体提供了一个隐身于群体之中的机会,那么民主社会则鼓励每个人成为他自己。因此,民主并不轻松,它强迫你独立思考——这是一种区别懦夫和勇者的生活方式。”
  黎庶昌:“人人都能做出自己的判断,也就不需要一个宵衣旰食的君主了,可谓两厢欢喜。”
  袁世凯忍不住笑出了声。
  容闳:“事实上,美国的司法权进一步一分为二。法官只管量刑,而认定有罪无罪则交由陪审团的十二个公民来表决。这是每个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必须履行的义务,随机抽选,可谓最好的普法教育。超越了利害关系的审判往往使人尽量做到公正,因为有一天你也可能坐到被告席上,接受别人的审判。于是我们看到,几乎每一项推动了社会变革的重大立法,都是从一件微乎其微的小案子开始,上诉到最高法院,直至引起各行各业的参与、全国范围的讨论。这不是劳民伤财,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进步,从制度到人心。”
  王闿运:“让不懂法的平民靠直觉来断案,这不是原心推罪是什么?”
  容闳:“关键在于谁来‘原’!世宗(雍正)在位时,有一年黄河水清,各地官员纷纷上表颂德。这些折子里,有两份在格式上于礼不合,一份是鄂尔泰的,一份是杨名时的。可结果却是,世宗皇帝原谅了前者,惩罚了后者。由此观之,没有公正的执法程序来保障,原心推罪只能是诛心之论,而论心世间无完人啊!”
  容闳的勇气深深地感染了袁世凯。很多年后,当他回想起儿时这段插曲时,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其实,容闳想驳倒王闿运,只需搬出《春秋》的中心思想、写作初衷,四个字“夷夏之防”即可。
  中原地区,尊崇周天子(哪怕是口头上的),文明程度较高(如齐鲁)的国家被称作“诸夏”;边远地区,文明程度较低(如吴楚)的国家被斥为“蛮夷”。
  《左传》也跟着敲边鼓,用“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定义了“华夏”的概念,以区别夷狄。
  是“夷”是“夏”在孔子笔下泾渭分明。《春秋》里提到吴国时,一般都会说“吴如何如何”,非常轻蔑。但在叙述吴王帮助蔡国伐楚一事时,却罕见地用了“吴子”的尊称。《公羊传》解释说,改称“吴子”是因为吴人虽属蛮夷,但此次出兵却是替中原(蔡国)分忧,所以要夸上一夸。
  更势利的是,表彰完这次军事行动后,孔子立马翻脸不认人,又恢复了对吴王的旧称“吴”……
  由此不难想见《春秋》在清朝的尴尬。即使文官集团对“华夷之辨”三缄其口,异族统治的心结还是顽固地缠绕在帝王的心头。而容闳等人在曾国藩面前绝口不提这茬,也是彼此默认的避祸之道。
  其实,帐下人才济济,容闳所论,曾国藩又何尝不知?可惜,理论上的无懈可击在神州这片波云诡谲的大地上往往意味着处处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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