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转型之难不单体现在要从专制走向民主，一个更大的障碍是，带领众人（还各打各的算盘）完成这项浩瀚工程的是一个先保自己再顾满族最后才考虑国家的妇人。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容闳思想中确有全盘西化的倾向，但不能因此就说人是带路党。毕竟其回国后辞去了在海关收入丰厚的工作，苦思救国之道。
　　诚然，他的某些主张确实过于理想，但不要因此而嘲笑其书生气。这个民族实用理性了几千年，人人都想走捷径，其结果却是整个国家一直在走弯路。
　　《论语》摆出一条条看上去很美的道德教训，凭此就想挽救人心不古，在梁启超看来完全是“只知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的奢望。
　　政治道德化为清朝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德艺双馨的影帝，时不时深情地仰望星空，表演可圈可点，就是跟斯坦尼拉夫斯基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然而，他们到底制定和执行了哪些政策，百姓一无所知。
　　同样喜欢仰望星空的还有康德。这个对欧洲影响极大的哲学家认为有两件事让他越想越觉得神奇，充满敬畏，一个是头顶的星空，一个是心里的道德律令。
　　但就是这么一个把人性解剖到极致、对伦理学研究极深的人，也从不寄希望于人类能够通过提升道德来实现天下大治。毕竟草民君主，皆怀私心，康德认为唯有宪政和民主才会迫使他们彼此制约，难以作恶。
　　当然你会说，人毕竟是感情动物，通过文化来正面引导不是更好吗？的确，宋朝的小孩在听评书时，听到刘备败了便“频蹙眉”，听到曹操败了则“喜唱快”，貌似爱憎分明。
　　可惜，哈耶克道出了真相：“大多数人很少能够独立思考，他们更乐于接受现成的答案。”
　　悲剧的是，这些答案往往是错的，至少是偏颇的。一个天天看《非诚勿扰》的人还会相信中国女人不拜金吗？但现实中爱情至上的女人并非没有。
　　这也是被错误答案给坑了。
　　在一个枪稿软文满天飞的时代，引导之难在于引导者会出于自身利益刻意将受众引上歧路。
　　女人对钻石的喜爱和对其他奢侈品一样，她们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需要别人告知。于是，广告中的明星不厌其烦地引导说你需要钻石，哪怕倾尽家财也要拥有，因为它意味着天长地久。
　　引导之难更体现在人性深处的欲望。如果做爱没有一种让人爽到飞的感觉，谁会乐此不疲地去做呢？而没有了繁殖的冲动，人类不过是地球上众多绝种生物中的一种罢了。
　　对同类的恻隐之心使人类超越了兽性，但欲望又将他们打回了原形。人性之复杂端赖于此。
　　文化依靠制度保障，制度需要文化促进。西汉的路温舒曾在《尚德缓刑书》中提出过一个非常前卫的观点：言论，即便是胡说八道、诽谤朝廷，发言者也不应该被定罪。因为只有在宽松的言论环境下，真知灼见才有面世的机会。
　　由于辞藻过于华丽（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此文还光荣入选《古文观止》。
　　早在汉朝，路温舒就开始探讨言论自由的问题，又比西方早了两千年。
　　可惜，两万年都没用。对一个政府，不要看它说了什么，要看它做了什么。没有用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再美的文化也不过如流星般一闪而过。
　　言论自由得以在美国实现源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长期众口难调的文化氛围又使美国人达成了“中性原则”的共识，即只要是一个人就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和他是好人坏人没有关系，和表达出来的东西是真理还是谬论也毫不相干。
　　于是，一种默契建立了起来：自由的前提是不伤害他人的自由。
　　这种制度与文化的良性互动在古代中国几不可见。其实，稳若磐石的体制或许对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意义重大，但并非不二选择。
　　中国文化的模糊性体现在象形的汉字里，西方文明的逻辑性体现在排列组合的字母中。几千年来，文化的可能性被咂摸透了，却仍未推导出有实质进步的制度。容闳敏锐地看到，再拖下去不过是将今天的问题留给子孙，多几代人受罪而已。变，已成定局，无可阻逆。
　　这场讨论在袁世凯幼小的心中投射下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蝴蝶已轻轻振动了它的翅膀。
　　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事是搞不砸的
　　赴任南京后，袁保庆发现，袁世凯对读书根本不感兴趣，帮他处理起公务来倒是得心应手。
　　在扬州拜会退休的前云贵总督张亮基时，袁世凯的机敏深受其喜爱。
　　张亮基做了一个后来让他悔恨不已的决定：留下袁世凯，同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
　　袁保庆同意了。
　　张亮基聘请的名师叫王伯恭。于是，在王老师悠久的教学生涯里，第一次领略了什么叫霸气外露。
　　本来，王伯恭布置的课后作业题目很和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知第二天收作业时，映入眼帘的却是杀气腾腾的文字：东西二洋，欧亚二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士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五四先声？）。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稽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无赦。
　　王伯恭震惊了，登时许劭附体，针对袁世凯发表了一通清朝版月旦评：不以杀伐定国，就以杀伐乱世。
　　袁世凯见王伯恭对他有了成见，愈发不想读书，找到张家一个亲戚，和他打赌比食量，输者给钱。
　　袁世凯一口气吃了十个馒头、二十个鸡蛋。对方认输，但不愿付钱。大头不依，硬逼他吃了等量的食物，结果导致其大病一场。
　　袁世凯还觉得不过瘾，索性唆使张亮基的儿子偷了家里的钱一起去嫖娼。
　　张亮基发现后，把袁世凯赶回了南京。这倒正合他意，早就待得不耐烦了。
　　秦淮河、莫愁湖，这些酸腐文人们欢天喜地期期艾艾的场所袁世凯一般都是拉帮结伙骑马闲逛的，偶有所感也不拘韵律，写些豪气四溢的打油诗：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销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羽毛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虽无韵味，但粗砺之中英雄之态毕露。十二岁的袁世凯未必明确人生的目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想当人，只想当神。
　　1873年，袁保庆因患霍乱，在盐法道任上去世。治丧委员会中，两个重量级的人物走到了台前——淮军名将刘铭传和吴长庆。
　　当年吴长庆他爸在安徽庐江办团练，被太平军包围，生死悬于一线。正好世交袁甲三就在邻近的淮北镇压捻军，吴长庆缒城而出，单枪匹马去求援。
　　谁料袁甲三长子袁保恒不同意分兵去救，侄子袁保庆倒是力主救援，数日议论不绝，庐江城破，吴父败死。吴长庆痛感袁保恒顾己不顾人，与之绝交。对袁保庆却感激不尽，与之结义，交情日深。
　　袁保庆死时，官居从一品提督的吴长庆早已为淮军打造了一支劲旅，名为庆军。
　　在长辈的帮衬下，十四岁的袁世凯办完丧事，同养母牛氏扶柩还乡。
　　一年后，生父袁保中的死给袁世凯带来更为沉重的打击，要不是堂叔袁保恒回乡省亲，认定世凯是可造之材，将他带在身边悉心指点，大头的童年铁定悲催了。
　　1876年（光绪二年），袁保恒升任刑部侍郎，袁世凯同三哥袁世廉一道，随堂叔入京。
　　北京。
　　袁保恒与任内阁中书（内阁大学士的属官）的弟弟袁保龄共同担负起“世”字辈的教育责任。
　　尽管师资队伍堪比乾元国学班，袁世凯花在研究兵书上的时间还是远远超过了读四书五经。不仅如此，关心国家大事的他还经常写杂文讽刺时弊，显然是受了容闳的影响。
　　袁保龄给多动而勤奋的袁世凯下了“中上美材”的评语，袁保恒更是“手批嘉勉，喜其留心时事”，一直带在身边帮他上传下达。
　　袁世凯思维敏捷，逐渐对官场的游戏规则了然于胸，不免有些沾沾自喜。袁保恒却给侄儿敲响了警钟，指出他性格上的弱点：思虑太多，防患太深，日后遇大事恐难立断。
　　袁保恒的眼光是极准的。他曾痛心于《南京条约》签订时，清朝官员连香港在哪都不知道就割了出去，未雨绸缪地建议清廷在台湾设置巡抚，并得到采纳。
　　然而，袁世凯究竟善谋还是善断，仍言之过早。
　　十七岁那年，大头回老家参加乡试（此前已花钱捐了监生，跳过考秀才这关）。名落孙山的结果原在意料之中，也不丢人，毕竟举人考了一辈子的大有人在。不过你非要跟十六岁就中举的梁启超比，人生还是挺幻灭的。
　　鉴于古代交通落后，回趟家比较折腾，落了榜至少把婚姻大事解决了也算不枉此行。于是，陈州大户人家的于氏成了袁世凯的发妻，后来为他生下著名祸根袁克定。
　　于氏虽是富家小姐，但不懂礼数。头几年感情尚好，有一次她穿着红色绣花缎带进出，袁世凯还跟她开玩笑，说穿得像“马班子（妓女）”。
　　于氏觉得受到嘲弄，反击说：“我是有娘家的人，不像姨太太。”
　　袁世凯的生母正是姨太太。
　　因为这句话，夫妻反目，感情日渐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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