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婚后，袁世凯赴京继续攻读。
　　行尸走肉
　　学海无涯的生活也曾让大头萌生退意，想回河南官场谋个饭碗。每有此念，都被袁保恒严厉制止。在堂叔的言传身教下，大头猎取功名的志向日渐高涨。
　　镜头中的大头以各种姿势在各种场合专心苦读，直到光绪三年（1877）的到来，快速剪辑戛然而止。
　　史称“千古奇灾”的“丁戊奇荒”爆发了。
　　饥荒持续四年，囊括五省，波及亿人，死亡千万。
　　历来灾荒，至次年夏收前达到高潮。赤地千里的河南属于重灾区，人相食是必备曲目。据大头家信上记载，人肉明码标价，二十八文一斤。
　　饥民们扶老携幼，组团逃荒。结果跑到陕西，发现同样无以为生，不得不又逃回本土。辗转流徙之中，冻饿交加，死尸盈路。
　　作为河南籍的官员，袁保恒被任命为帮办赈灾大臣，赴河南赈灾，袁世凯随行。
　　随行的结果是大开眼界。各州县官要么遇灾不报，要么借口赈灾加重科派。碰到几座敷衍了事设的粥厂你也不要过于兴奋，锅里熬着的永远是清汤寡水。
　　这要搁清宫戏里，没准刘统勋大人还能从天而降，高喊着“筷子上浮，人头落地”斩杀几个贪官墨吏。
　　可惜，生活不是电视剧，是比《隔山有眼》还血腥的B级片。袁世凯看到，灾难打开了人心深处的潘多拉魔盒，天灾很快演变为人祸。
　　一群妇女占领了一个大户人家，在里面生火做饭，吃个精光后又转战下一家。男人们见效果不错，纷纷组团，挨村抢粮。一个知府因此被就地罢免，下面的知县维稳压力陡增，为保顶戴，只好将为首的“暴民”抓起来关进笼子里活活饿死。
　　一个姓丘的男子，十多年前作为当地四十个村的首领，曾率领众人抵抗太平军。此刻，他又被推举出来，饥饿难当的村民希望他能带头造反。丘同学拒绝后逃跑了，愤怒的村民像“愤怒的小鸟”一样冲进他家，杀死了六个家属。
　　在这片绝望的废土之上，还行走着一个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此人后来创办了山西大学堂，活跃于晚清政要之间，被清政府赐予一品顶戴。
　　此时的他从太原出发，边走边看，越走越惨，为我们忠实记录下了比弗拉哈迪的《北方纳努克》还鲜活的第一手资料：1月29日（1878），太原以南140里：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碰到了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儿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最后她把孩子放在了雪地里。
　　1月30日，太原以南290里：
　　随处可见肥胖的野兔和狐狸，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骡子和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碰到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
　　看到有人磨一种软的石块，像做石笔的那种材料，磨成细粉后卖出，每斤三文钱。掺上点儿杂粮和树根，可以做成饼。我尝了一口，味道像土，事实上这也是它的主要成分。吃了这种东西，许多人死于便秘。
　　有兄弟三人相继死去。他们都是煤矿工人。第一个被葬在两个缸里，一个装上半身，一个装下半身。七天后，另一个也死了，却再也没有缸了，尸体被放在地上。第三个非常虚弱，当我们给他埋尸体的钱时，他都下不来炕。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洪洞县，我见到了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人的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另一边是一堆女尸，她们的衣服都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不远处，男尸和女尸被分别扔进了两个挖好的大坑。
　　在这个地区，路边的树皮自十到十二尺以下都被剥去吃掉了，漫漫长路一片惨白。我们路过的许多房子没有门窗，因为都被当做木柴卖掉了。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没有动，只是因为不能变现成钱。主人已经逃走或死掉了。
　　2月3日，太原以南600里：
　　今天只见到七个人，都是男的。这很好解释：我们每天都碰到满载妇女去外地贩卖的大车。也有步行的旅客，都带着武器自卫，即使未成年的孩子也是一样。有的扛着梭镖，有的带着闪闪发光的剑，有的则背着已经生锈的刀。这正是他们悲惨处境的写照。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断有反动村民的代表找到李提摩太，劝他率领大家去抢大户，抵抗来自官府的镇压。
　　百姓洋人官的游戏的确是现实最好的缩影，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生生相克，循环不息。
　　之前，李提摩太曾带着两千两白银拜访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要赈济灾民。曾国荃对他怀有戒心，处处设防，气得李提摩太在日记中吐槽道：如果中国政府不那么自负，声称只有自己是文明的，从野蛮的西方人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数以百万人应当能够得到拯救。
　　愤怒没有使李提摩太变成阿拉伯的劳伦斯，而是默默地开展自己的本职工作——传福音。
　　几周前还流传着关于天主教诱拐小孩的谣言似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一帮生下来就给佛祖磕头的村民争相砸烂了家里的佛像，改信上帝。
　　独裁的艺术
　　袁保恒开始同情因赈荒不力而被罢免的前任河南巡抚。
　　允诺拨给的钱粮迟迟不到位，每提出一笔筹款都要专门拜折请求，旷日持久的“部议”后还得看户部书吏的脸色，好不容易批准了一笔等不到发放灾民早就不知死了几拨人，你叫我怎么赈荒才算力？
　　授命伊始就有人劝他推掉这费力不讨好的活，袁保恒凛然道：“事君致身，蹈白刃亦不敢避，岂以艰危所阻？”
　　袁世凯清楚地记得，那天，堂叔以庄严的形式对天起誓说：“倘保恒玩视赈务，有款不思力筹，有弊不思力革，神明殛（jí）之。”
　　袁世凯清楚地看到，堂叔确实鞠躬尽瘁了。作为赈灾的帮办，比总办河道总督李鹤年还尽心。他辗转奔波，多方筹措，见动员富人捐输已无人响应，便以个人名誉作保，以一分的高息借贷，却仍所获无几。
　　各地粥厂请求接济的公函堆积如山，袁保恒无言以答，终日枯坐，三个月里，眠食俱废。
　　袁世凯不禁想问：如此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若神明仍要殛（杀）之，要此神明何用？
　　可惜老天真的抽了风，袁保恒感染瘟疫，死在了开封的赈务公所。
　　对于这种兢兢业业死在任上的劳动模范，政府当然不会放弃树典型的机会。“文诚”的谥号不可谓不尊。
　　有清一代，“文正”为文臣最高谥号，只有曾国藩、刘统勋等八人。
　　“文忠”次之，如李鸿章、林则徐、胡林翼。
　　“文襄”再次，如左宗棠、张之洞。
　　剩下的文端（鄂尔泰）、文恪（高士奇）、文恭（翁同龢）、文诚（丁宝桢）等也都根据其生前事功（如谥文端的一般是理学名臣）严格论给。
　　总之就是俩字：稀缺。没当过翰林就甭想了，除非你有左宗棠那样的如天之功，才可能打破常例，凭借举人的身份捞到一个文襄。
　　然而，对现实感极强的袁世凯而言，文什么都不过是文过饰非。
　　他彻底心凉了。
　　接连失去养父、生父和叔父，再坚强的人也拔凉拔凉了。
　　赈灾五个月，袁保恒廉洁奉公，自己和随从的餐旅费均从俸禄中支取，未敢动一文赈款。可惜，他的以身作则没能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任何官员的准则。
　　自古赈灾有多黑，现在的国人都可以想象。而袁世凯在基层看到的，却是一幅远比贪墨赈款更为复杂，更令人绝望的画面。
　　晚清没有非政府组织，像李提摩太这样漂在中国实心救人顺便传教的牧师还有很多，究竟是不是像愤青所言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不好说，但人都要饿死了，你草菅别人的性命成就自己的“大义”，这不是爱国者是爱国贼。
　　时任河南学政的瞿鸿禨就上奏朝廷，指责洋人热心赈灾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买人心。
　　迂腐果然不是一天练成的。
　　清廷接到奏折后，立刻指示受灾各省，如遇洋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河南尤其保守，官民上下一心，不准洋人逗留，更不许涉足赈务。开封市民还自觉张贴告示，声称“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义正词严地绑架你爱国。
　　且慢嘲笑这自上而下脑残加自残的举动，它是有其内在逻辑的。
　　作为一个部门主管，当他面临团队成员的信任危机时，最好的办法便是塑造一个外部的、迫在眉睫的假想敌——当有危险逼近时，人类总是容易尽释前嫌携手与共。
　　哈耶克也持同样观点：把“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是将群体步调一致地团结在一起的最佳方案。
　　善于制造敌人和营造紧张气氛，是每个立志成为杰出独裁者的政客的必修课。
　　于是，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却没有激起大规模的民变，传教士的“转移视线”功不可没。
　　铁打的仓鼠流水的朝
　　每天都是炼狱般的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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