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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寨长大的袁世凯从未如此真切地耳闻目睹底层的真相。他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驱驰于冰天雪地之中,手足冻裂,毫无懈意,参佐袁保恒办理赈务。
而此刻,堂叔已死,料理后事、交接公务的重担全部落到了不满二十岁的袁世凯身上。
出色的表现感动了新任的河南巡抚徐宗瀛,他决定按月发给袁世凯三十两银子作为薪资,却被大头拒绝了。
“先叔办理赈务,自备斧资,未支公帑,今于身后背之,可乎?”袁世凯那双圆圆的大眼中透露出的真诚让徐宗瀛感佩交加。
诗言志。
“不受金钱不受名,大权在手世人软。”大头的诗早就表明了他求的是什么。
世间求官之人多如过江之鲫,官场上的人情练达袁世凯早已谙熟。也正因看透,他从不指望下面的官员胥吏能实心放赈,宁可自己劳碌奔波,将钱粮亲手送到可靠的士绅府上。
而士绅,这个向来被视为官民之间缓冲带的阶层也正在沦陷。袁世凯亲眼看到,一个家有良田五百亩的地主想低价抛售土地以换取粮食,找了好几个买主,出价都低得近乎白送。绝望之余,他在全家人吃的饭里放了砒霜。
袁世凯不断问自己:为什么?
他瞥见了路边的粮仓,那是政府设在各地的官仓。
自古粮仓系国脉,可眼前这些粮仓,还有几座能承担起救济灾民的重任?倒卖官粮早已司空见惯,硕鼠们为补亏空,在余粮中掺沙子掺石灰;为应付检查,又将粮仓改造成瞒天过海的“夹心仓”。
逐利,成了所有人生命中唯一的主题;逐利,一切无所不用其极。这片土地,似乎早已被上帝遗弃,自生自灭,永无救赎的可能。
于是,全民逐利,全民焦虑,万物扰心,心智俱灭。
以陕西粮道为例。该厅局级每年花在请客送礼上的银子大约五万两,而进项却达六万两,这意味着有一万两可以中饱私囊。
依法收粮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笔横财,但中国历来有法制无法治。于是,无法无天的衙役在收粮时总会变着法儿的多收,简称“浮收”。
关于浮收,苏州府常熟县的一块石碑上有详细的记载,花样繁多,令人叫绝。国人的想象力只有在残害同类时才会被发挥到极致。
这些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活有:淋尖、踢斛(hú)、侧拖、虚推……
以“淋尖”“踢斛”为例,当你交粮时,要把粮食倒进官府准备好的斛里。你倒着倒着,最后肯定有一部分超过斛口吧?超过斛口就呈尖锥形了吧?好,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衙役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斛猛踢一脚!此时超出斛口的谷粒就会震落到地上。当你慌忙去捡时,衙役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
由于常年干这个,衙役都轻车熟路,效率很高,踢出的部分就成了官吏一笔不菲的合法收入。
想逃税漏税?那是不可能的,这玩意儿从古至今都是富人的专利。针对个把实在穷得叮当响以至交不起粮的“刁民”,有知县想出了魔高一丈的损招:将欠粮作为衙役的工资,拿着白条去收租,充分调动衙役的工作积极性。
真可谓同为专制奴,相煎何太急?
当镜头切回来时,画面中的袁世凯披麻戴孝,跪在袁保恒的灵堂前。
日薄西山,吊唁者都已离去,落暮寒鸦平添了几分秋意。孝服宽大的帽子遮住了袁世凯的双眼,却遮不住他心底的万千疑问。
值吗?
堂叔的遗像满脸沧桑,却永远无法回答袁世凯的问题了。
袁保恒无疑是个好官,但好官的标准又是什么?
结果正义?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问手段。问题是如果没有原则,底线一退再退,谁又能保证自己不打着正义的旗号谋取私利?多少以改革面目示人的官员最终锒铛入狱?
程序正义?劣币天天驱逐良币的官场从来与该词绝缘。在中国,有时制定程序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破坏它,每个人都一边咒骂一边百舸争流地挑战着既定规则。
对袁保恒来说,上报朝廷,下济万民就是好官。可这满人的朝廷当真值得一报?
顺治十二年(1655),清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跑的问题,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顺治当场发飙:“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康熙子承父志,隔三岔五地敲打臣工:“子母炮”这种先进武器属于八旗军专用,其他人一概不得铸造。
政治高压使百官噤若寒蝉、浑浑噩噩,宁可阿弥陀佛,绝不冒犯天颜。
一直到曾国藩这代,闭着眼睛混不过去了。身处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一句“孔子不会打洋枪”让儒生们无言以对。
外部的压力促使权力从满人转移到汉人,中央下放到地方,但谁都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
满族统治者从不代表汉人利益早已老少皆知,问题是它连普通满人的利益都不代表。因为不准经商的规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被活活饿死的旗人不知凡几。
而指望根本没有国家概念的亲贵们代表国家利益就更不现实了。
总而言之,是“三个不代表”。
摊上这样的国策,百姓之苦,苦不堪言。
袁世凯发现,中国农民的生活似乎已经凝固了上千年,农具是世代相传的犁耙,衣服是家纺的土布。住宅则一律由泥土筑成,铺上一层高粱秆抹上泥浆就算是屋顶。
而当你采访那个满脸憨直的农民,问他的人生理想时,他会告诉你:像皇帝一样每天都有大饼吃,吃饱了就休息……
不是顺民便是暴民,就是没有勇于承担责任的公民。千人一面的生活规律、思维方式固化在每一个基因的碱基对当中,不愿妥协、拒绝双赢让历史只有成王败寇一种轨迹,政治文明制度建设则裹足不前。
当张献忠得知李自成称帝时,立刻在四川大开杀戒,其行为逻辑是:我做不成皇帝,你也甭想做得安稳。于是,一个个充满了小聪明的中国人组成了一个奇缺大智慧的民族。
闷雷轰鸣,震得袁世凯微微扬起了头。
脸色依旧阴沉。
外面传来“下雨了”的人声,兴奋中透着惊诧。
秋风秋雨愁煞人,此刻带来的却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袁世凯缓缓起身,踱至门前。
大雨溅起的泥水阻挡不住人们的热情。戏水的儿童,跪谢上苍的老人,喜极而泣的妇女……
而同时,他们又是失去亲人的孤儿、鳏寡和遗孀。
遥远的时空,隐隐传来陶渊明的歌声:“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死去的人们啊,早早安息吧,因为亲人的悲痛也不会持续太久。活在中国,是一种修行。佛曰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再深沉的苦难也只能化为前行的动力,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草民或许不懂那些高深莫测的道理,但心中一定都装着一个书名:《活着》。
而从全知视角看,那些怀揣着自私与虚伪,在荒漠中自相残杀的人们又是何等的可悲可怜!
雨水模糊了袁世凯的双眼,眼前出现一幅幅亦真亦幻的画面:一个知县,把锁链戴在手腕和脚踝上,步履艰难地穿过县城,去城郊的龙王庙求雨。庞大的人群默然无声地跟在他后面,每个人的头上都戴着柳条帽;一个二十出头的少妇乘坐渡船,犹豫着要不要把怀里的婴儿扔进河里。最终还是母爱占了上风,她神色悲苦地将婴儿紧紧搂住;几天后,又是这个女人,在一个妇女买卖市场。买主都是从灾情较轻的地方来的男人,对“商品”的唯一要求是不能带孩子。女人被一个光棍相中,喂完最后一次奶,难舍难分地搁下了孩子……
饿殍千里。
惨象,使袁世凯目不忍视。狂风暴雨中,已分不清哪一滴是雨哪一滴是泪。
亡了清廷,给人民一个交代
脚下的土地,是地球上唯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即使强大到让整个世界都颤抖的蒙元,也未曾撼动其文化根基。然而,这一切的代价是它的苦难从未中断。
一个国家,最为深重的苦难莫过于易子相食,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人伦悲剧却屡见不鲜到让国人可以视生死如儿戏。
紧闭的双眼终于屏蔽了幻觉,袁世凯的耳边又荡漾起幻听。
在这片法度凌夷道德沦丧理想崩溃真爱无踪的大地上,祈祷已是惘然。每个人,每条生灵,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丛林法则的指引下,汲汲于争得宿命之外和生存之上的些许幸福。
反抗、呐喊、讽刺、诅咒都已徒劳,罪恶的体制造就了罪恶的虚无。它像黑洞一般,如泥淖一样,你越是挣扎越是沦陷。它吞噬的何止是对正义和良知的信心,简直就是你的灵魂——如果还有的话。
你曾经如此坚信光明,正如你现在如此笃信黑暗。
千古一夜。
黑暗的时代是漫长的,当我们极目远眺,会因为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夜而沮丧绝望,失去方向。走出隧道、沐浴光明的征途,似乎只能用岁月,用无数老年、青年、少年的生命去一点一点地填充。
堆砌的过程中,大人无德、中人无耻、小人无赖。各种荒诞不经的剧目每天都在上演,每个人既是灾难的制造者,又是痛苦的承受者。岸,在哪里?
袁世凯伸出手去,举过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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