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打在掌心，像是和天一起共鸣。
　　“大野龙方蛰（蛰伏），中原鹿正肥。”（作于十三岁）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作于十四岁）
　　如果你觉得反意森然，那是因为不了解大头。
　　多少先知早就看出，寄希望于一个由异族统治，上层故步自封中层百般渔利下层愚昧无知，根本无法达成任何共识的君主专制国平稳过渡到民主共和国，何异于痴人说梦？
　　即使清廷出于维稳压力，做一些零敲碎打的改良，那些新颁的法令也只会沦为官员盘剥民众的新式武器，从而陷入到“立法越峻，索贿越多”的怪圈之中。
　　内忧外患下，最坏的结果是爆发革命。从汤武革命开始，中国就不缺革命，缺的是建设。
　　托尔斯泰评价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时说：“它宣告了无可置疑的真理，但真理一旦被诉诸暴力，便都成了谎言。”
　　自由的口号成了杀人的理由，专制的暴政变为革命的暴政。
　　怎样才能在避免革命的前提下一剑封喉地杀死清廷，缔造共和？
　　顶层亡清。
　　当这四个字在袁世凯脑海中闪现时，一道闪电划破了黑云笼罩的天空。
　　他微微颤抖，胸口起伏，直至放声大笑！
　　袁世凯，先知看到的，你看到了。先知做不到的，你替他们先行。你说过，要是你手上有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我知道你不想立言只愿立功，你的志向是“万里江山眼底横”。
　　然而，这毕竟是一台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庞大且黑暗的政治机器。“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作于十二岁），怎么办？
　　黑洞吸纳一切，将万物碾成齑（激）粉。我却要与黑洞同黑，融为一体。在遵循其运作逻辑，从内部窥测到全貌，纤毫毕现后瞄准破绽，一击毙命！
　　这是肢解清廷的不二法门，用大头后来的话说，类似于拔树：专用猛力，拔不出树根；过分去扭，树根又会折断。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把树根的泥土松动后，不必用大力气便可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两百多年的老树，拔起来不容易。闹革命，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等到泥土松动，自然会被拔出来。
　　雨停了，云开见日。
　　阳光把袁世凯的脸庞映得绯红，他终于明白，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无黑暗的时刻，而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无卑下的情操，而是永不被卑下所屈服。
　　转身时，目光又和堂叔相遇。
　　四目相对中，静谧被隐隐传来的吟唱声打破：为什么要苦苦去挽救黄昏呢？
　　那只是落日的背影。
　　也不必吸取大泽与长江，
　　那只是落日的倒影。
　　与其穷追苍茫的暮景，
　　埋没在紫霭的冷烬。
　　何不回身挥杖，
　　迎面奔向新绽的旭阳？
　　“求官建功，拯救天下”。这是袁家陈陈相因的祖训，而直到袁世凯的出现，才被赋予了新义。
　　“以杀止杀，而杀杀人者，杀即止矣。”（作于十六岁）
　　杀人者，满清也。
　　死者的名单，罄竹难书！
　　孙承宗、史可法、张煌言、刘宗周、倪元璐、施邦曜、陈子龙、夏完淳、黄道周、李定国……
　　在明末所有名将里，只有李定国的军队敢和八旗铁骑打野战；只有李定国击破了“女真满万不可敌”的神话；只有李定国能一条道走到黑，在崇祯吊死煤山二十年后还同满清缠斗。
　　南明“监国”无数，朱由崧朱由榔朱由榛，都是浮云，只要李定国还有一口气在，大明就一息尚存。
　　可惜，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战至山穷水尽的李定国最终死在了中缅边境，临死前仍不甘心，焚表告天：若明祚未绝，乞赐军马无灾，俾各努力出滇救主。若天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
　　每每读此，袁世凯都热泪盈眶。
　　然而，在一个目力所及皆是蹒跚学步的鹅的国家，当英雄，代价何其高昂。
　　灾难降临时，只有跪下来顺服的，没有站起来抗争的；灾难过去后，只有站起来控诉的，没有跪下来忏悔的。
　　英雄，不死于殉道即死于献祭。
　　可不当英雄，便不是你袁世凯了。
　　为天下人复仇，既非出于私愤，也无文人之酸腐。
　　一切，都正如他儿时立下的那个鸿鹄之志：
　　愿流芳百世，毋遗臭万年。
　　徐世昌的《烧饼歌》
　　袁保恒的死意味着中流砥柱的坍塌。
　　精神大树倒下后，经济上，袁家也开始面临拮据。
　　袁保龄继承其兄遗志，回乡赈灾，被朝廷授予三品顶戴，擢为道员。但每月一百两的俸禄仍不足以负担整个家族的开支。
　　于是，按照“保”字辈的人数，袁家分了家。
　　袁世凯继承了养父袁保庆的一份遗产——三顷土地和一些积蓄。看似很多，但得养活七八口人，异常艰巨。
　　生活是一具埋在你家后院的尸体，逃也没用。
　　而束手就擒显然不是袁世凯的风格，他从项城搬到了陈州。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而大头已经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要知道，多少人耄耋之年也未必能活明白，未必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裘马轻狂的袁世凯，脱离了长辈的管束，经常“驰骋郊原，日饮数斗”，又因慷慨乐施、打抱不平，寒门士子多依附为生，推其为首领。
　　对袁世凯而言，“金银散而人心聚”不是权术。散尽家财，结交好友是他内心深处最热切的渴望。那些一边表演大方一边辱骂大头的伪君子不明白的是，人心都是肉长的，智商是差不多的，能让一群喜欢内斗精于算计的中国人对你心服口服、爱戴有加，若没有《非常嫌疑犯》里的凯文·史派西的演技，你就实心实意待人以诚吧。
　　毕竟人情不是一锤子买卖，靠演戏，很快会体力不支的。
　　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勿欺山房）在袁世凯的资助下建立起来，盛名远扬，连陈州知府吴重熹都经常到此诗酒流连，将大头引为至交。
　　可惜，人生如戏，总在NG。当年秋闱，雄心勃勃的袁世凯再次铩羽而归。
　　大头怒了。
　　有范进垫底，落榜两次只是起步价。平心而论，科举其实很公正。袁世凯阅读量大，见多识广，但文字功底不行。风遗尘整理制作。
　　现实感很强的他决不会像洪秀全那样三次不中还去考，生生把自己考成一朵奇葩，最终祸乱天下，害人害己。
　　当你下定决心转变时，上天都会为你安排一个转折。
　　于是，在“火烧诗文”这场戏中，大头遇到了对他至关重要的一个人。
　　徐世昌。
　　老戏骨徐世昌年长袁世凯四岁，活了八十五年，差点能看见八年抗战取得胜利。信奉道家的徐世昌深谙进取退守的节奏，在乱世中若危若安、凌波微步，其屹立不倒的身姿令时人常怀“冯道转世”之感。
　　徐世昌对袁世凯影响之深，不下荀彧之于曹操，张良之于刘邦。
　　初次邂逅，大头留给徐世昌的印象是“状貌伟然，殷勤接语”。袁世凯的豪言在逻辑上自洽，在感情上诚恳，深深地打动了徐世昌。
　　没有多余的语言，两个青年当场结为生死之交。
　　徐世昌对“顶层亡清”不置可否，却和盘托出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以曾国藩为“阳”的一端，李鸿章为中点，“阴”的一端虚位以待，可以勾勒出一幅太极图。
　　咸丰即位之初曾开过一个神仙会，让列位爱卿讨论“用人行政”之道。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嫌他迂腐，批了个“名虽甚善，实有难行”。
　　曾国藩比较实在，提出用人有“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偏废”，咸丰高兴地批了个“切中情事”。
　　声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的曾国藩代表了那个时代最理性的思考。然而曾几何时，曾国藩也是个血气方刚、黑白两分的热血青年，敢上疏骂皇帝“徒尚文饰”。直到在军营里待上几年，才真正明白喇叭是铜锅是铁。调兵拨饷、察吏选将全靠应酬，不问情势，有圣旨也没用，基本属于“苟无人情，百求罔应”。
　　且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一串钱”的概念永远不是你预想的“一百文”。在陕西是八十三文，在直隶是三十三文，从无一定之规。
　　清亡之后，古城北京开始现代化的改造，需要建设用的工程蓝本和施工程序，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只找到一本《大清会典》。
　　这是记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权威的书，其中建筑规范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的几十页，所有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为什么官府不记载这些技艺？朱启钤说：“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都删汰了。”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实权便落在书吏手中，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不务实，可乎？
　　实事求是让曾国藩出类拔萃，但到底还是难以超越其所处的时代。于是，传世的文字百万言，却终归跳不出程朱理学忠君孝父的窠臼，意在扶清也就不难理解了。
　　李鸿章则不然。他继承了老师现实的态度，却摒弃了过时的教条，乃能轻装上阵，辗转腾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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