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语：治军严肃，调度有方。
　　于是，大头捞到了一个从五品的同知衔，成为他亡清霸业的起点。
　　开化党成员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见闵妃倒向中国，逐渐蜕变为“带路党”。他们天真地以为，把日本人带进汉城，高丽就能获得“解放”。
　　李舜臣泉下有知，估计得气活过来。
　　事实上，在李鸿章的筹划下，清廷的对朝政策早就升级为以扶助朝鲜实现独立自强为主要目标。要不是日本事儿妈一样地找茬儿，假以时日并非没有可能。
　　现在两军对峙，清廷再也不敢掉以轻心，对朝鲜政局，以控制和稳定为要。改革陷入了停滞。
　　开化党当然不甘心，一面勾结新任驻朝日使竹添进一郎，一面把宝押到了李熙身上。
　　李熙不是康熙，但这不影响他思想进步。金玉均和朴泳孝利用李熙爱听外国新闻的喜好，经常跑到宫里纵论国际形势，力主改革体制，得到了李熙的支持。
　　于是，巡警局、邮政局先后成立，并开办朝鲜最早的报纸《汉城旬报》。十天才出一期，跟已发行了十二年的日报《申报》比起来不可谓不寒酸。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编练新军。袁世凯常年钻研操典战术积累的心得此刻派上了用场，为李熙训练出一支标配来复枪和开花炮、整整一千精锐的“新建亲军”。
　　同时，也提高了自己在朝鲜军队里的威信。
　　1884年初，中法摩擦不断，大清的宋晓军们敏锐地捕捉到新的热点话题，将昨天还恨不得千刀万剐的日本抛诸脑后，调转枪头，集中火力猛攻法国。中法战争一触即发。
　　丁忧期满，复任原职的李鸿章将庆军六个营一分为二，命吴长庆率三个营撤回山东，防备法军从海上进攻。
　　当然，要说此举没有任何削弱庆军的私心在里头，也不客观。但年初吴长庆去天津会见李鸿章时，后者就已觉察到他咳喘气短，重病缠身，恐命不久矣。
　　把吴长庆从天寒地冻的朝鲜调回，于公于私都说得过去。
　　可底下人不这么想。两个月后，吴长庆在国内去世，被好事者煞有介事地解读为“含恨而终”。
　　吴长庆死后备极哀荣。袁世凯送了一千两银子的奠仪，差不多是他一年的俸禄。李熙也下令在汉城为他修建靖武祠。然而，驻军走了一半，狼子野心的日本又怎么可能对此天赐良机熟视无睹？
　　汉城上空，黑云密布。
　　当然，李鸿章敢弄险撤军，也是低估了“带路党”的活动能量，以为李熙和闵妃既已俯首称臣，陈树棠派往朝鲜任商务总办（最高民事长官），穆麟德（德国顾问）代管海关，分别从民政和关税两方面牢牢掌控了朝鲜，便万事大吉。
　　而留驻朝鲜的三个营，统帅也皆非等闲之辈。吴兆有和张光前都是征战多年、官居总兵的二品大员；袁世凯仅仅二十五岁便独领一营，可谓火箭速度，但其军事才能和外交手段的确令人不得不服。
　　如果说庆军里还能找出一个人，可以把李熙哄得团团转，那非袁世凯莫属。
　　最让吴兆有和张光前眼红的还是营务处总办（参谋长）一职。有实权，大肥缺，吴长庆临终前也交给了袁世凯。如此超擢，瞬间击碎了吴张二人的心：装了那么多年孙子，还没学会兵法。
　　的确，爷爷都是从孙子一步步走过来的，但对袁世凯而言，当官只是他亡清伟业的第一步。为了迅速扶摇直上，不得不扬才露己。
　　当然，头角峥嵘总是容易激起庸人们的不满。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吃皇粮，混日子，你那么积极赶着去投胎啊？
　　张謇虽说是干实事的，但也小肚鸡肠。一开始大头跟他不熟，又执弟子礼，有点放不开，他就写信给袁保龄告黑状，说大头世故客气，很做作。
　　好吧，打成一片是吗？那我们丢掉那些繁文缛节，有事说事。
　　结果张謇又受不了了，觉得大头随着地位的提高，越来越不尊重他。这主要体现在对他的称呼上，从“先生”到“某翁”到直呼“张兄”，“愈变愈奇”，让他难以接受。
　　最不爽的是吴兆有。
　　吴长庆走后，他是“朝鲜防务总办”（最高军事长官），袁世凯只是“会办”，二把手。可李熙跟吃错药了似的，把总办晾在一边，啥事都找袁世凯商量。
　　再加上整饬军纪时被袁世凯打压的那些兵油子，一帮人天天凑到一起就合计着怎么“倒袁”。
　　过过嘴瘾罢了。
　　袁世凯的职务是北洋大臣任命的，只要人不反党反社会，吴兆有就是恨死，也只能自己做个小人在家扎着玩儿。
　　甲申政变
　　关键时刻，还是文人阴损。
　　张謇汇总了一下民愤，开始写那封晚清著名的骂书。
　　从陈琳骂曹操到骆宾王骂武则天，骂体文总是不缺文采，张謇也不例外。卓尔不群的是，他没有止步于谩骂和嘲讽，在一逞口舌之快的同时，狠狠地抓住了袁世凯的把柄：妄称钦差。
　　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晚清，这可真是一个滔天的罪名。
　　张謇称，袁世凯在行文发函时，经常落款“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办营务处”。
　　这句绕口令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亲，我是皇上任命的北洋大臣哦。同时，我还兼任“朝鲜防务会办”和“营务处总办”，真是艺多不压身。
　　张謇所言，查无实据。
　　从当时流传下来的公函看，大头署名均为“钦差大臣”，空格，“奏派”，然后才是后面两个职务。意为“我的任命是由李鸿章上奏委派的”。
　　当然你会说，直接写自己的职务不就得了吗，干吗要拉大旗作虎皮，还让猥琐男张謇抓住把柄借题发挥？
　　这实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陈树棠的“商务总办”沿袭的是宗藩体制，各国驻朝公使均不承认，因为认了就等于承认清廷是“天朝上国”，自己的国家和朝鲜都是藩属。
　　洋人们吵吵着“商务总办”就是个商务代表，不具备使节的地位。于是，陈树棠在各种场合都受到蓄意的怠慢和轻视，“卑亢俱难”，几乎无法开展工作。
　　对此，袁世凯的解决办法是在名义上做些文章，唬住外国人，这样既防止了窘辱，又有利于推进各项工作，换做李鸿章，也一定会这么做。
　　果然，李鸿章并未深究此事，张謇败给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而清廷，则败给了疏忽大意。
　　“带路党”昼夜不停地修路，终于感到胜利女神在向他们招手。
　　袁世凯明显觉察到李熙对他的态度日趋冷淡，和亲华派大臣金允植、闵泳翊聊天时，两人也是怨声载道。
　　他预感将有大事发生，吴兆有又一副“对不起我是局外人”的模样，便只好越级去函给李鸿章。
　　信中，对朝鲜版刘禅李熙，袁世凯怒其不争，抱怨“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并提醒李鸿章，李熙托庇列强、图谋自立的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自己则“日夕焦灼，寝食俱废”。
　　李鸿章接信后下令朝鲜驻军坚守镇静，密切关注局势变化。
　　可惜，再密切，也赶不上变化。
　　1884年12月4日，甲申政变爆发。
　　当晚六点，开化党骨干、邮局总办洪英植以邮政大厅落成为名，邀请陈树棠、穆麟德、闵泳翊以及各国使节赴宴。
　　日使竹添毫无悬念地托病不出。
　　席间，开化党党徒在厅外纵火，宾客们纷纷跑出去观赏。
　　结果，闵泳翊被一拥而上的党徒砍成了重伤，宾主哗散。
　　开化党成员金玉均趁机入宫，谎称清军作乱，砍伤了闵泳翊。李熙、闵妃当场就被吓傻了。
　　在金玉均的恐吓下，李熙手书“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开化党成员朴泳孝拿着，引日使竹添带日军进宫。
　　李熙、闵妃和王子被迁往景佑宫，遭到软禁。
　　金玉均矫诏宣亲华派大臣闵泳穆等入宫，进来一个处死一个。
　　次日上午，开化党通告天下，宣布政变成功，党员们坐地分赃，各履新职。
　　亲华派领议政大臣（相当于军机首辅）沈舜泽带着印鉴文书，哭哭啼啼地和金允植跑到清军军营，要求发兵救主。
　　吴兆有与张光前均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敢妄动，陈树棠也认为朝鲜国王又没主动求救，师出无名。
　　请问被软禁了怎么求救？又不是拍《红岩》，关渣滓洞还能往外递纸条。
　　北洋的命令？对不起，邮政局刚成立，电报线还没铺好，真要等上面的命令，袁世凯脑中只能浮现出这样一组画面：一个骑兵高喊着“八百里加急”来到马山浦，累死了一匹马；北洋兵船从马山浦离港，函送天津的北洋衙门；李鸿章写信给总理衙门，奕譞（xuān）上报朝廷；军机处讨论出结果汇报慈禧首肯后，相反的次序再来一遍。
　　等接到命令，黄花菜都凉了。
　　程序要走，但袁世凯力主出兵，旗号就打“应朝鲜文臣之首沈舜泽的请求”。
　　吴张二人继续装局外人，袁世凯怒了：“如果因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担，绝不牵连诸位！”
　　吴张二人这才勉强答应。
　　关键时刻，新建亲军派上了用场。由于袁世凯利用当教官的机会广植党羽，此刻又舍得割肉，发上等成色黄金六百两，新军三个营都甘为袁世凯用命。
　　于是，大头率己营和新军自任中路，吴兆有、张光前各领己部为侧翼，分三路攻打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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