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襄公再不济也能以“替天子行道”的名义伐纪，刘彻征匈奴喊喊“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没问题，搬出《公羊传》则显得生拉硬套。
　　公羊三世说
　　如果和萧望之的故事对比着看，更显荒谬。
　　汉宣帝时，匈奴发生内乱。朝臣议论纷纷，都主张趁此良机狠狠地教训一下这帮蛮夷。
　　宣帝拿不准，请教御史大夫萧望之。萧是海内名儒，按理说打击落后文明，维护华夏正统应该责无旁贷，没想到他抛出三个字：打不得。
　　萧望之引述的是《春秋》里关于士匄（gài）的一则事例：晋士匄帅师侵齐，至榖，闻齐侯卒，乃还。
　　晋国的士匄率军攻打齐国，行至穀这个地方，听说齐侯翘辫子了，于是收兵回国。
　　表述非常平静，《公羊传》却又不淡定了，说《春秋》在表扬士匄不攻打正在办丧事的国家。
　　以当孔子肚子里蛔虫为荣的公羊氏振振有辞道：“玄机就在那个‘还’字里。这是个好字眼啊，真是寓褒贬于一字之中。”
　　品不出“还”字隐含了什么爱憎情绪，你也只有怪自己眼拙。《公羊传》上的是公开课，不是家教，不会等你揣摩清楚了再往下讲。人扯完历史，图穷匕见，马上抛出一句“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
　　这才是要表达的主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萧望之以“不能趁人之危”劝阻了皇帝打匈奴；汉武帝用“世仇不共戴天”论证了必须打匈奴。同一本书里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看来对汉朝人而言，学好《公羊传》，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论只是一张皮，真相往往出自现实的考量。正因为有刘彻的穷兵黩武打下的基础，汉宣帝才敢言“王霸杂糅”。
　　汉匈之争延绵一百多年，双方都已打疲，亟须一个转机。就在萧望之借公羊之酒浇汉家块垒的二十年后，昭君出塞，汉匈结好。
　　如果只因为“能不够”，“发展”了一下《春秋》的义理倒也罢了。更严重的问题是，《公羊传》为了服务于政治，时不时还夹带私货，曲解经义。
　　比如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从《春秋》里“发掘”出来的这八个字，前四个确实贴合周礼以及宗法制的社会现实。
　　如果你的母亲是国君的正妻，其他兄弟的母亲都是侧室，那他们会很自觉地退避三舍，不与你争储君之位。
　　像《宫》那样一群阿哥为了抢皇位打得头破血流，在《春秋》看来就是没文化真可怕的样板。
　　关键是后四个字。先秦时代根本就不存在“母以子贵”的现象，这是汉代公羊家为了迎合权力，在《公羊传》付梓时添加进去的。
　　当春秋时，诸侯满街走，大夫多如狗。只要你是“士”以上的贵族，找个门当户对的女人当妻当妾都很容易，犯不着去强抢民女。
　　到了汉代，社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异姓诸侯如韩信等早被剪除殆尽，同姓的藩王又不能通婚，皇室需要大量的后宫佳丽，除了去民间海选，别无他法。
　　这就给了许多原本出身低贱的女人以机会。
　　例如刘彻的生母王娡。
　　王娡的父亲乃一介平民，王母倒是名门之后，但所谓的“钟鸣鼎食之家”早已是遥远的回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王娡进宫前是结过婚的。
　　考虑到《甄嬛传》里后宫争宠的明刀暗枪，刘彻母子受到的非议不难想象。
　　直到一天，从众口铄金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的刘彻终于手操权柄、口含天宪。这时，董仲舒拿着一本《公羊传》跑来告诉他：皇上，母以子贵。
　　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真是一言难尽……
　　《公羊传》的衰落，标志性事件是东汉的一场辩论。结果是，主治公羊、人称“学海”的何休败给了《左传》专家、有“经神”之称的郑玄。
　　意料之中。
　　今文家的阅读量总体上不如古文家。口才再好，没有论据作支撑，也只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两相对比，《公羊传》重政治正确，轻事实考据，严定纲纪，爱憎分明，具有强烈的法家意识；《左传》正好相反，重史实而轻义理，小心求证，客观陈述，罕见偏激的情绪。
　　因此，今文学家攻击《左传》的说辞是：它不过是一本史书，孔子的精神一点没宣扬，不配称“经”！
　　古文家的回击不甘示弱：那也比你打着红旗反红旗，穿凿附会，篡乱《春秋》强！
　　事实上，像羚羊一样好斗的《公羊传》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在复古传统严重的中国提出了震撼的“公羊三世说”。
　　在研究《春秋》时，公羊氏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孔子也怕文字狱。
　　根据怕的程度，《公羊传》把《春秋》记载的十二位鲁国国君的世代由近及远地划分为所见世、所闻世和所传闻世。
　　董仲舒解释说，所见世就是孔子出生后的襄公、昭公、定公和哀公四个他亲身经历的时代。
　　所闻世是从襄公上溯的四个时代；所传闻世是再一次上溯，直至隐公的四个时代。
　　董仲舒指出：对所传闻世的坏人坏事，孔子批起来不留情面；对所见世则含蓄委婉。
　　并流露出变态的欣赏，说这是一种谨慎的处世态度，进能安邦，退能全身。
　　何休见董仲舒睁眼说瞎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貌似恶人最多的所传闻世定为“据乱世”，恶人稍少的传闻世定为“升平世”，无比和谐的所见世定为“太平世”。
　　这就指鹿为马了。
　　从春秋到战国，分明是越来越乱，怎么倒升平而太平了？
　　何休也知道漏洞很大，敷衍说所谓的太平世暂时是“文致太平”，其实还比较乱。孔子先把太平的构想画在纸上，以待来者。
　　由此可见，在今文家笔下，孔子是一个政治家，作《春秋》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变革；而在古文家笔下，孔子不过是一个史学家，述而不作，整理国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于是，问题可以简化为：尊重事实与尊重事理，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人人想改造世界，无人愿改变自己
　　东汉以降，公羊式微。五代之后，士大夫都去玩儿宋明理学了，搞经学的逐渐边缘化。而《左传》名为经，实为史，凭借其扎实的史学功底，影响反倒越来越大。
　　及至清朝，章学诚甩出一句“六经皆史”，把经学的地位大大降低了。
　　乾嘉学派寻章摘句的考据癖也是信仰崩溃之后的结果——倘或《春秋》真有那么多大义，则崖山之变、满人入关又作何解释？
　　然而，万马齐喑的局面还是被龚自珍和魏源打破了。
　　此二人重提公羊，发廖平之先声。
　　而廖平显然将今文家一惊一乍、耸人听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说走火入魔也不夸张。
　　《辟刘篇》就是一部阴谋论，说刘歆是史上第一骗，骗了中国人两千年，他探佚出来的那些以《左传》为首的“古文经”都是自己一手伪造的，整个一经学妖孽。
　　《知圣篇》又成了《达芬奇密码》，把孔子打造为预言帝，说《春秋》不可小觑，你要是把它当作鲁国的编年史来看那就白瞎了圣人的一番苦心了。《春秋》其实是现代世界的一种想象，郑国代表中国，秦国代表英国，而鲁国则是日本，鲁哀公就是明治天皇……
　　当疯子遇到神经病，历史便充满了喜感。
　　康有为先是故作惊疑状，责备廖平标新立异以求出名，又以一脸谆谆善诱的过来人表情，劝他焚毁草稿，以免惹祸。
　　真要信了康有为的话，才是自取其祸。
　　因为他转身就剽窃了廖平的观点，用半年时间赶出两部怪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考诸经学史，再也找不到比这两本更离奇的考了。
　　第一本是“破”。按照廖平的思路，痛骂刘歆篡改六经。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求证，把流传下来的文献和出土文物两相比较即能得到答案。
　　一些战国时的钟鼎器皿上刻着和《左传》相同内容的文字，按理说已是铁证如山，康有为却硬说这些古董都是刘歆私下铸造，预先埋好以欺蒙后人用的——合着没有碳14鉴定法，想怎么说都行。
　　另外，之所以叫“新学”，是为了和王莽篡汉自立的“新朝”联系起来。
　　这倒是事实，刘歆和王莽私交甚笃，而后者在建立起政权后推行复古（周礼）的治国之策，急需古文家的理论资源。
　　刘歆可谓不二人选。
　　当学术与权力联姻后，《左传》被抬进了太学。
　　然而，君以此兴，必以此亡。“新莽”如天上的流星，忽然而已；地上的刘歆则受此牵连，死于非命。
　　其实，“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本是文人的通病，打折出售的康有为又有什么资格责难待价而沽的刘歆呢？
　　第二本是“立”。康有为说，刘歆湮灭了圣人的大义，《孔子改制考》则使其重见天日。在这本被康党门徒誉为“火山大喷火”的书中，孔子成了神。
　　天神下凡只有一个任务：以布衣之身，托古改制。
　　康有为以己度人，把孔子塑造成借恢复周礼之名，行变法维新之实的改革家。而且，第一要义便是“张三世”。
　　在康南海笔下，《春秋》是治天下而非治一国，治万世而非治一时的圣经。因此，孔子早就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几种政治体制：据乱世是君主专制，升平世是君主立宪，太平世是民主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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