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御史安维峻上奏请杀对日妥协的李鸿章，顺带刺了慈禧一句：“皇太后归政已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
　　太后震怒，翁同龢却胜似闲庭信步，说“究系言官嘛”，主张从轻发落。最后在光绪的回护和奕訢的调和下，安维峻得免死罪，革职充军了事。
　　当然，慈禧也不是吃斋念佛敲木鱼的。之所以暂时陷于被动，皆因倚为股肱的孙毓汶和徐用仪因长期对日妥协，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被全国人民的唾沫给淹了，不得不以罢官平息舆论。
　　但反击非常迅猛。半年之内，吏部侍郎汪鸣銮、珍妃之师文廷式相继被罢。联系到两者是翁门六子里的杰出人才，翁同龢的心情可想而知。
　　最猛的打击还在后面——裁撤上书房，免去翁同龢毓庆宫行走的差事。
　　毓庆宫是皇帝打小读书的地方。督办军务处成立后，光绪往往先在此宫就重要政务征询翁同龢的意见，定下调子后再召见诸位大佬。
　　这引起了荣禄的强烈不满，在他的煽动下，慈禧开始敲打光绪：“咱们的天下是自己坐呢，还是叫姓翁的坐？”
　　现在姓翁的被慈禧的组合拳打蒙了。面对袁世凯和康有为的主动投诚，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首先，康有为作为中国传播学的理论奠基人，社会影响力无人能及；其次，状元出身的翁同龢很看重学历。
　　两条一综合，袁世凯出局也在情理之中。
　　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翁同龢已如风中之烛，自身难保，与其被他拉入帝党的圈子同后党死磕，还不如安安心心地把新军事业做大做强，两边得利。
　　毕竟，当时各国的世界地图上，中国的直隶省只标注了三个地区：北京、天津和小站。
　　而直到今天，小站人说话还遗留着当年练兵时的影子，称发工资为“关饷”，改善伙食为“吃犒劳”。
　　
　　第六章 戊戌反政变
　　
　　说大人者，藐之、怒之、利之
　　1898年1月2日，河将结冻。
　　同样冻结的还有康有为的心。准备回家过年的他行李都上车了，翁同龢来了一出“萧何追韩信”，终于留住了康长素。
　　很难想象如此感人的一幕会发生在两个自视甚高的人之间，但翁同龢这么一路赶来，脑海中浮现的是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赫德刚刚发表过的一番肺腑之言：一切取决于将来能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如果决心从明天开始就正经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否则不过是向狼群投掷的一片片肉，使它们暂时追不上来，直到把马累死为止。
　　南海的盛名早就简在帝心，加上翁同龢的力荐，求治心切的光绪当即准备召见。
　　奕訢扯住了龙袍：使不得。
　　清制四品以上官员皇帝才能召见，康有为一个六品的工部主事，不在此列。当然，以奕訢之开明，拦下光绪显然不是为了遵循祖制，而是出于保护。
　　鉴于不爽康有为的人俯拾皆是，奕訢的顾虑决非庸人自扰。
　　TVB老戏骨许绍雄的高祖（爷爷的爷爷）、时任工部尚书的许应骙就极端厌恶康有为，千方百计地阻挠他觐见光绪。
　　可以理解。远仇不论，谁当领导也受不了一个上班比上网还随性的下属。
　　多年的斗争经验让奕訢比慈禧还了解慈禧，故当光绪试图用督办军务处来架空军机处时，第一个想到的组阁人选便是这个已经远离政坛多年的伯父。
　　奕訢同情且支持光绪，他的办法是先用总理衙门挡一下，找康有为问话。这样不会给反对派留下把柄，而由自己坐镇的总署，李鸿章素来认同改良，翁同龢、张荫桓和廖寿恒都是光绪一伙儿的，剩下的奕劻和荣禄势单力孤，影响有限。
　　1月24日，总理衙门，康有为的脱口秀。
　　荣禄：“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留下的土地的，土地都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就说这个办外交的衙门，也不是祖宗之法中所有的，因时制宜而已。”
　　廖寿恒问该当如何变法。
　　康有为：“应以修改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是把六部都裁撤，规章制度全部废弃吗？”
　　康有为：“当今列国纷争，已不再是大一统的世界，而法律和官制却仍沿袭大一统时代的，殊不知弱亡中国的全是这些东西。即使一时不能彻底废除，也应斟酌改订，为新政扫清障碍。”
　　翁同龢问筹款之方。
　　康有为：“日本银行的纸币、法国的印花税、印度的土地税，以中国之大，只要变更制度，收入可相当于今天的十倍。”
　　接着分门别类地陈说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政、结社、海军和陆军的改革方法，把荣禄憋得中途离场。
　　最后呈上新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以供采鉴。
　　当晚，翁同龢在日记中用两个字形容康有为白天的表现：狂甚。
　　从这一刻起，翁师傅便再也跟不上年轻皇帝狂奔的步伐了。
　　不能把光绪的渴求急变解读为孟浪，确实是因为陛下跪了太多的废柴。
　　由于各部的满族主事大多目不识丁，没有外放和升迁的机会，朝廷往往让熬了多年的满主事去当御史，以示优待。
　　结果直接拉低了都察院的官均文化水平。
　　甲午战争正酣时，一日早朝，国子监祭酒、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在午门外和同僚论及军事，叹息道：“事急矣！非起檀道济为大将不可。”
　　檀道济是南北朝时宋朝的名将，王懿荣以此指代左宗棠的爱将、常年卫戍新疆的甘军首领董福祥。谁知一个满御史闻言凑了过来，问“檀道济”三个字怎么写。
　　王懿荣鄙视地看了他一眼，随手一写。
　　满御史乐颠儿乐颠儿地跑回家，第二天光绪便接到一封奏疏，上书：请迅速起用檀道济……
　　正气得胸闷，又收到一折：
　　日本东北有两大国，曰缅甸、曰交趾（越南），壤地大于日本数倍，日本畏之如虎，请遣一善辩大臣前往，与该两国订约，共击日本，必可得之。
　　……
　　由此不难想见光绪在读到言之有物煽动性强的康著时心潮澎湃的场景。
　　同样激动的还有慈禧，捧着康著《波兰分灭记》，她泪如雨下。
　　戊戌年的所作所为再次印证了慈禧的立场：要改革，但不能威胁到自身的权力和满人的统治。因此，她对光绪说：“不烧祖宗牌位，不剪发辫，你便放手去做，我不管。”
　　问题是康有为见光绪不断催要自己的论著，索性来他个“小变不如全变，缓变不如骤变”，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抛出两颗重磅炸弹：废八股和开制度局。
　　一个从广度（士林）一个从深度（高层）上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个干干净净。
　　制度局是从日本引进的“舶来品”，康有为的设计，刀刀在割慈禧的禁脔（luán）。
　　由皇帝主持的中央制度局下设十二专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地方“道”一级设新政局、县一级设民政局，彻底架空从军机处、六部到地方道县的各级官员。
　　直到此时，戴在康有为脸上比川剧变脸还多的层层面具才全部揭开：既不是推翻君主的革命党，也不是要求议会的改良派，更不是遵从孔孟的传统士大夫，而是迷信权力、欲取翁同龢而代之的法家枭雄。
　　即将登顶成功的康有为临风而立，俯瞰众生，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沧桑道：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
　　翁同龢的底线
　　翁同龢马上意识到危险近在咫尺。
　　虽然慈禧可以开明到给光绪请英文教师，但权力红线决不能碰，一旦变法滑向党争的歧途，则再无回头是岸的机会。届时，作为帝党领袖、康有为的介绍人，翁同龢将首当其冲。
　　读过《新学伪经考》后，翁同龢开始从内心深处排斥康有为，称他为“经家一野狐”。
　　而在对比了公开发行和进呈光绪两版立论截然相反的《孔子改制考》后，翁同龢对康有为的人品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开议会还是开制度局，二者所走的道路可谓南辕北辙。一个伸张民权，一个巩固君权。
　　对康有为在戊戌年之前与之后都大谈议会和宪政，唯独戊戌年间猛烈反对的行径，同盟会骨干胡汉民犀利地指出：前时因官职不高，或因立宪条陈，被一封御旨弄个贵族议员当，岂不荣耀？及特旨召见，自以为指日可以大用，变法之际要用他多少条陈，作为新政要人，何患不得大位？万一他把握政府的权柄，却被议院监督住，岂不是好些不便？
　　康有为也明白，朝秦暮楚贻人口实，便在日后刊印的《戊戌奏稿》中大肆篡改历史真相。
　　以《上清帝第六书》为例。原折中对制度局的定位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伪折中却变成了“商榷新政，草定宪法”。
　　不仅如此，伪折还掺入了一大段原折中根本没有提及的对西方政治体制的描述：“泰西论政，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
　　多少政客，以为恶行只要做得足够隐秘，便能逃脱历史的审判。殊不知在时光的沉淀下，善恶皆暴露无遗。
　　认清康有为庐山真面目的翁同龢急踩刹车，在光绪又一次向他索要康著时说“与康不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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