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改八股为策论并不新鲜，却因主观性太强，给阅卷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浙江学政陈学棻很傻很天真，据实上奏，光绪批了一句“既然不会看策论，便不要视学了”，当即免职。
　　欢迎来到天朝，流氓和骗子的乐土
　　这就让反对派兔死狐悲了。
　　已迁礼部尚书的许应骙主抓教育，百般阻挠，御史杨深秀和宋伯鲁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参其“迂谬”，光绪又准备罢一个。
　　刚毅替之求情，不许。又请求“令其申辩”，勉强答应。
　　许应骙连夜走访求教，刚毅传了一损招。
　　在上疏自辩的同时，许应骙大肆攻讦康有为。反正康的烂事奇货可居，不愁没人转发。
　　刚毅则趁势跑到慈禧那煽风点火，终使对许应骙的处分没了下文。
　　八股好歹艰难地被废，制度局则涉及到砸饭碗，还一砸一大片，怎么看都感觉离成功隔着千山暮雪。
　　而且，由于变法被拖上了党争的轨道，一些原先支持康党的改良派也纷纷却步甚至倒戈。
　　康有为毫不在意。难得吃定了皇帝，过把瘾就死也值，继续推波助澜：“皇上不想变法图强则已，若想，第一件事就是开制度局。”
　　少了奕訢和翁同龢的减速，光绪无所顾忌，把康有为的提案交相比于军机处较开明的总理衙门讨论。
　　谁知奕劻不敢做主，更不敢久拖不决，只好去找慈禧定调子。
　　慈禧向他交底：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
　　于是，总理衙门出炉了一份针对康有为的批驳报告，彻底否定了制度局。
　　光绪拍案而起：“汝等欲一事不办乎？重议！”
　　奕劻当时就震惊了。
　　只好请外援分担风险，要求皇帝简派军机大臣一道来讨论。
　　这招狠就狠在，军机处除了廖寿恒，个个跟康有为有仇。连王文韶这种原本谁都不得罪的酱油男也紧握双拳站了出来，毕竟制度局一开军机处就废了——没了酱油瓶还打个锤子酱油？
　　但光绪不得不同意。多年来，各地督抚养成了一切唯直隶总督马首是瞻的习惯。荣禄不动，除了大右派陈宝箴外，谁也不敢妄动。
　　于是，总署接到一封同意所请却绵里藏针的圣旨：切实筹议，不得空言搪塞。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原本最好窝里斗的军机大臣们手拉手心连心，团结在一起，准备抗“开制度局”之旨。
　　王文韶咳嗽了一声，反对道：小心狗急跳墙，逼得皇上用大杀器。
　　指的是光绪独有的终极技能——明发上谕。一旦发动，将绕开军机处，由内阁拟旨，昭告天下，付之于世。届时，一切将覆水难收。
　　以光绪从小就喜怒无常，动不动便拍碎玻璃自残的缺陷型人格来看，并非没可能。
　　众人如梦初醒，齐刷刷地看着王文韶。
　　王大人只抛出一个字：磨。
　　你不是要设法律局吗？那我先从各部抽调司员修改律例；你不是要一体士民皆可上书吗？那我改为职官交本部衙门，士民递都察院。
　　总之大事办小，声东击西，各种磨洋工。
　　强催之下总算开了个农工商局。从名字不难看出，被磨怕了的光绪把原十二专局里的农商局和工务局给合并了。
　　许应骙也没闲着，发动水军造谣。
　　谣言起于康有为的异想天开：把全国的寺庙都改为学堂。
　　本来就很夸张，在许应骙的演绎下，更成了一部掺杂着宗教元素的政治阴谋片：康有为进献药水，光绪服用后性情大变，急躁异常，开始在宫中设礼拜堂，并加入了天主教。
　　虽说比《等待戈多》还荒诞，但联系到让皇帝改国号“大清”为“中华”之类的狂暴举动康有为没少干，群众也就相信了。
　　混乱使康党内部产生了分歧。沈曾植深忧变法会因康有为的鲁莽而灭裂；张元济和梁启超都劝他急流勇退；其弟康广仁更是写信抱怨道：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康有为成了活靶子，破鼓万人捶。
　　对真正的改良派而言，这其实是一件好事。
　　比如太仆寺少卿（最高管马机构的二把手，正四品）岑春煊（1861—1933）就从不参与争吵，而是瞅准鹬蚌相争的时机，上了一道裁并官署的奏折。
　　览奏后，光绪让李鸿章拟了一个黑名单，上榜的统统撤销，一口气裁了光禄寺（宴飨）、鸿胪寺（迎宾）、太常寺（祭祀）、大理寺以及湖北、云南、广东三省的巡抚等闲衙冗职。
　　当然，不明真相的反对派又把账算到康有为头上。
　　一次性炒了近万人，朝野震骇，颇有官不聊生之感。外媒的评价是：在中国政界掀起了一场革命。
　　当廖寿恒找到康有为，请他谏阻光绪以平息朝局震荡时发现，原来康圣人并不介意替人背黑锅，还火上添油地说：“不裁则已，要裁就全裁。”
　　礼部主事王照嗅到一条破冰之路：与其让反对派跑去依仗慈禧，形成一股庞大的势力，不如主动把变法的美名让给太后。慈禧好名，向来喜谈改革，如此则皇上的志向得以施展而顽固党却失其凭恃。
　　康有为当场反对，说太后撤帘已久，不容再出掌朝政。且清朝祖制，大臣不许言及宫闱，犯者死罪。
　　这会儿搬出祖制了，原来祖制是用来压人的。
　　王照不理，直接上疏道：“请皇上奉太后游日本，知其崛兴之由。然后奉太后之意，晓谕臣民，以变风气。”
　　结果引爆了定时炸弹。
　　作为礼部堂官，代呈本部官员的上奏原属许应骙分内之责，他却把王照的折子压了一个月，直到当事人问起，才以“日本素多刺客，不便出访”为由敷衍。
　　两人旋即破口对骂，咆哮公堂。王照指责许应骙违抗皇上广开言路的旨意，威胁说要请都察院代递。许应骙见压不住，只好呈递，但附奏说：“请圣驾游外洋，安知不是包藏祸心？”
　　光绪当场暴怒，一气之下把礼部两个尚书（一满一汉）四个侍郎，共计六个堂官全部免职。
　　此举有利有弊。利在以儆效尤，弊在殃及无辜。满尚书怀塔布就亲身体验了一把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此人几乎从不上班，王照的折子一个字都没见过。结果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被革职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照，被光绪赞为“勇猛可嘉”后赏三品顶戴。
　　徐致靖也去掉了“署理”，正式成为礼部侍郎。
　　同时，任命谭嗣同、杨锐、林旭和刘光第为正四品的军机章京，彻底向世人宣布：我说了算。
　　杨锐和刘光第均非康党，而是张之洞推荐给光绪的维新人才。林旭举人出身，年纪最轻（二十三岁），却最积极。
　　四人的超擢，让无缘再见光绪的康有为大吐酸水：尔等事实上已位居相位，但没有威仪，望之不似宰相。
　　骗中骗
　　罢免礼部六堂官虽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一时间言路大开，但由于事先并未向慈禧请示，实际上已经违反契约。
　　加之怀塔布的老婆也不是省油的灯，常年侍奉太后宴游，进颐和园跟进自己家似的。一番哭诉下来（挑拨说皇帝要尽除满人），慈禧有了新的想法。
　　于是，便上演了“有困难找荣禄”的游戏。
　　之所以找荣禄，看看北洋大臣此时的军权就明白了：董福祥的甘军、宋庆的毅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
　　国防力量的全部精锐。
　　先是怀塔布夜访天津找荣禄，接着是保守派笔杆子杨崇伊找荣禄，都与请慈禧出山训政有关。前者征询意见，后者试探口风。
　　杨崇伊的儿子娶了李鸿章的孙女（李经方之女），本是亲家。但当他纠合了一众保守派准备奏请太后训政，以疏示李鸿章时，李不肯签名。
　　很快，杨崇伊们又放出一条谣言，说慈禧与荣禄密谋，将借9月天津阅兵，行废立之大事。
　　如此荒诞的场面便是拍《光绪王朝》也会因为场面大、调度难、耗资巨而被投资方砍掉。胡汉民后来就嘲讽道：太后真要害皇帝，一服砒霜也就够了。当着六飞出狩的季节，千军万马的场所，拿光绪杀了，这叫做什么玩意？
　　之所以越传越神，连光绪都紧张地表示“誓死不去天津”，盖因保守派怨念太深，做梦都梦到类似的场景，聚到一起更是言之凿凿指天誓日，就差直接说“老佛爷亲口告诉我的”。
　　康有为则是紧张之中透着兴奋：终于找到无与伦比的统战理由了——救驾。
　　当然，以他一贯的思维方式，光救驾是不够的，要以攻为守——清君侧。
　　在康有为看来，荣禄是指望不上的，染指军队的希望只好寄托在思想开明、支持过强学会的聂士成和袁世凯身上。
　　聂士成时任直隶提督，跟王照是把兄弟。
　　康有为的计划是：让徐致靖劝王照去找聂士成，先征得他的同意，然后召其入觐，授以直隶总督，取代荣禄。
　　第一步就卡住。
　　王照坚持认为慈禧和光绪纯属家务之争，本可调和。结果被康有为搞成了党争，现在还想挑起战争，简直丧尽天良，当场予以拒绝。
　　徐致靖摆出一副过来人的姿态训斥说：“你受皇上大恩，不趁此图报，却为身家性命考虑，于心能安吗？”
　　王照反驳道：“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我王照绝不做范雎。”
　　无奈之下，康有为把宝押到了袁大头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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