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致靖的侄儿徐仁禄被派往小站试探袁世凯的态度。
　　按理说大头对徐致靖很有好感，毕竟人曾上奏保荐过自己：（袁世凯练兵）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但徐仁禄上来就按康有为的授意挑唆道：“我同卓如（梁启超）、复生（谭嗣同）屡次向皇上举荐你，皇上告诉我等，荣禄说你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因何事与他不和？”
　　离间计一眼便被识破，袁世凯故作惊悟道：“之前翁常熟想增加我的兵额，荣禄说不能放任汉人坐拥兵权。常熟说曾、左也是汉人，如何不能统率大兵？可荣禄到底还是不肯增啊！”
　　见徐仁禄信以为真，便将计就计向他抱怨所练之兵仅只七千，力量单薄，称“假使西方兵力是我的一倍，与之作战，可以获胜；是我的两倍，也可获胜；若数十倍于我，唯有捐躯效命而已”。
　　言讫，潸然泪下。
　　对康有为师心自用、名为变法实为夺权的改革，袁世凯不以为然。
　　很好理解。即便改成了，也跟他亡清的夙愿没半毛钱关系，甚至可能背道而驰。
　　但和康有为不同的是，大头绝不会轻易得罪任何官场中人，毕竟这里是中国。
　　更不要说皇帝身边的红人了。
　　于是就有了康有为起草，以徐致靖的名义上奏的荐章。
　　在表扬了一通袁大头的好人好事后替他要官（给予封疆大吏的位置，或改授六部堂官之职，使之独当一面）。
　　光绪对袁世凯一直颇有好感，便于当日诏大头来京陛见。
　　王照听说后大惊失色，跑去质问徐致靖。徐支支吾吾道：“召袁入京，为的是抵御外侮。”
　　这可真是尘归尘土归土，你当我是二百五？
　　一旦光绪染指军队，势态必将失控。
　　问题是在老男孩康有为看来，青春就是疯狂地奔跑然后华丽地跌倒，谁也挡不住他一路狂奔的热情。
　　于是便有了移花接木的懋勤殿。
　　此殿作为皇帝的书房，名字比较古典（懋学勤政）。康有为觉得“制度局”三个字太洋气，招来许多不必要的非议，干脆暗度陈仓，指使谭嗣同撺掇光绪开懋勤殿。
　　当然，简单粗暴地指责康有为换汤不换药也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从制度局到懋勤殿，人着实加了一剂猛药——聘请外国政治家进入朝廷决策层共议改革。并提出两个人选：刚刚下野的伊藤博文和常年旅中的李提摩太。
　　搬洋救兵确实打中了慈禧的七寸，却也将帝后之争推向了你死我活的边缘。
　　9月11日，伊藤博文抵达天津，以私人身份访华。
　　这立刻“坐实”了一则传言：伊藤被康有为勾引而来，将任军机大臣。
　　传言是如此深入官心，以致不少进京陛见的督抚大员幸灾乐祸地对军机章京们说：“诸公好好侍奉新堂官吧。”
　　荣禄在北洋医院设宴欢迎伊藤。
　　席间，袁世凯注意到荣禄始终拉长着个脸，没等散席便借口有事告辞。
　　同一时间，武艺高强的湖南大侠、唐才常和谭嗣同的拜把兄弟毕永年低调抵京。
　　教唆犯
　　9月13日，王照正与徐致靖参酌奏稿，康有为兴高采烈地跑进来，道：“谭复生请皇上开懋勤殿，用顾问十人，业已商定，请你俩分荐此十人。”
　　王照：“我今天要上个折子，没时间。”
　　康有为：“皇上今晚就要看，你的折子搁一日，明天再上有什么关系？”
　　王照不得已，乃与徐致靖分头缮写荐折。
　　与此同时，心怀忐忑的袁世凯携徐世昌进京觐见，在法华寺住下。
　　同一趟列车上还坐着伊藤博文和一个神秘的乘客——张翼。
　　此行张翼带着荣禄写给奕劻的密信，中心思想八个字：太后训政，此其时也。
　　9月14日是光绪例行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日子。
　　一直挨到玉澜堂酒宴，见慈禧兴致不错，光绪终于鼓足勇气提出开懋勤殿之事。
　　史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
　　站在慈禧的立场，擅罢礼部六堂官已是对其权力的否定。而同意开懋勤殿，更是将她和皇帝的权力关系来个一百八十度颠倒。
　　于是，积怒瞬间爆发。
　　争吵中，慈禧放出狠话：“若再越出权限，则皇位不能保。”
　　光绪慌了。
　　恭王已死，庆王疏远，对李鸿章又放不下成见，这才发现想调停都没有合适的人选。
　　随驾值班的杨锐尚算老成，早年被张之洞誉为“当代苏轼”，颇为倚重。光绪只好让他拟了一道密诏，内称自己日思尽变旧法，尽黜昏庸之人，但恨权力不足。果真如此，则帝位恐将不保。因此，让军机四章京妥速筹商，以使既能变法，又不违抗太后之意。
　　就是这么一封内容和谐的密诏，后来还被康有为篡改成写给他的求救信：今朕位即将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密筹良策，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其实，杨锐同康党并不像外界与后世猜测的那样齐心，而是经常在家书中抱怨和谭嗣同、林旭难以相处。当他预感到情势有变时，第一个念头是不想卷入是非。
　　于是，杨锐把密诏压了三天，彷徨无计。
　　南海会馆的夜已经很深了。
　　有谭嗣同的力荐，康有为对毕永年非常放心。
　　他先爆猛料：“太后打算于下个月天津大阅兵时杀害皇上。”
　　再爆更猛的料：“我要效法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你来当李多祚。”
　　毕永年发表道听途说来的高层秘闻：“袁是李鸿章的人，李是太后的人，恐怕不好用吧？”
　　康有为信心满满道：“我令人去他那行反间之计，袁笃信不疑，已深恨太后和荣禄。你且等着，我还有重要的事用你来办。”
　　9月16日黎明，昆明湖畔玉澜堂。
　　光绪虽精神委顿，但对军事上的事问得很细，袁世凯则一一据实奏对。
　　气氛明显比较压抑，皇帝几次欲言又止。大头只好趁问话的间歇道：“下月还有巡幸大典，亟须回津准备，倘无他事垂询，请即训示。”
　　光绪说四天后再来请训，耽搁不了什么。
　　召见结束后，大头回家补觉。刚躺下便有宦官前来宣旨：袁世凯升正二品，以工部侍郎候补。
　　生活就像《忐忑》，没有准确的歌词，却惊心动魄。
　　不次超擢带给袁世凯的不是喜悦，而是恐惧，尤其当他听说皇上让他与荣禄“各办各的事”——这分明是强迫自己站队嘛。
　　大头当即要上疏辞谢，却被徐世昌阻止：既属皇帝特恩，力辞反倒欲盖弥彰。
　　事实上此次进京，袁世凯既不往来酬酢，也不奔走权要，而是寓居郊外，闭门不出，为的就是置身于帝后两党的漩涡之外。
　　问题是，在你不惹祸、祸来找你的中国，独善其身要比左右逢源难得多。于是，午后刚过，袁世凯便行动起来，遍访朝中大佬。
　　奕劻不在家，刚毅和裕禄听袁世凯表白自己无功受赏惶悚不安的“心迹”，暗自冷笑：都是一座山上的狐狸，你跟我讲什么《聊斋》啊！
　　结果都是一堆不咸不淡的官话，大头未能从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怏怏而归。
　　礼数还是要有的。对推荐了自己的康党，袁世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由徐世昌亲自去送。
　　结果康有为又想入非非了。
　　当晚八点，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和毕永年正在南海会馆用餐，忽然传来袁世凯以侍郎候补的消息。
　　康有为明明早已获悉，却故意演戏给毕永年看，大拍桌子兴奋道：“天子真圣明！如此做法，比我等所献之计更加隆重，袁世凯必定喜而图报！”
　　说着，放下筷子，让毕永年跟他进里屋。
　　“事已如此，定计而行就是了。不过，我始终觉得袁世凯不可用。”毕永年说。
　　康有为从桌上拿出袁世凯的来信，指着上面“蒙兄荐引提拔，不胜感激，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的话，对毕永年得意道：“你看，袁有此语，还不能用吗！”
　　毕永年只好道：“既如此，先生想让我做什么事？”
　　“我想让你到袁世凯的幕中去当参谋，监督他。”康有为试探道。
　　“我一人在他幕中何用？袁若有异志，我也制不了他。”毕永年还是觉得不靠谱。
　　康有为终于交底：“我给你一百人，等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时，你带着他们奉诏把太后抓起来就行了。”
　　至此，康党的政变计划终于浮出水面。
　　第一步，9月20日袁世凯请训时，光绪面付朱谕一道，以荣禄密谋废君弑君为名，令袁世凯回津率所部兵马擒荣，就地正法；第二步，封禁电报铁路，以专列载袁部入京，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紫禁城。
　　显然，计划得以实施的关键在于袁世凯和毕永年，但归根结底还是在袁世凯。一旦大头首肯，康有为将上奏光绪，请旨发动政变。
　　毕永年还在迟疑，康广仁和梁启超推门而入。
　　坐定后，梁启超道：“此事兄不必再疑，务请大力担当。”
　　见毕永年没有回答，梁启超激了一句：“兄敢做此事吗？”
　　“有什么不敢！但我要好好想想。而且，还没见过袁世凯，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
　　“袁世凯大为可用，然则兄能答应此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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