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也暂停召见内外臣工，添派卫兵和巡警，如临大敌。
　　在一封措辞严厉的上谕里，慈禧怒斥地方大员养尊处优，吏治废弛，以至酿成巨患，规定从即日起，凡督抚到任六个月后，辖区出现重案大案的，一律问责。
　　隐藏在疾言厉色背后的，是一颗倦怠已极的心。
　　以此前途无量之官职，都笼络不住一个徐锡麟，可见废科举的影响已开始发酵。
　　流水落花春去也。众叛亲离之忧，四面楚歌之患，让风烛残年的慈禧心灰意懒，得乐且乐。
　　当奕劻为了日俄联盟、再次图谋东北这样紧要的军国大事请求单独召见时，慈禧竟不允许，推辞道：“天气酷热，王爷宜当节劳。”
　　奕劻闻言，浩然长叹，愈觉国事不可为。
　　由此不难理解继任安徽巡抚的冯煦为何在处理善后事宜时顶住上级压力，一意宽大，不愿多做株连。
　　安庆的大观亭上，甚至挂着一副冯煦为徐锡麟撰写的对联：来日大难，对此茫茫百端集；英灵不昧，鉴兹蹇蹇匪躬愚。
　　上联公开感慨清廷不日将亡，自己站在徐的墓前，百感交集。下联则希望徐的英灵能够原谅自己，不过是奉命行事，为清廷尽一愚忠罢了。
　　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们誓将反人类进行到底，主张扩大打击面，缉拿乱党。
　　署理黑龙江巡抚程德全正好相反，警劝清廷“行宪政，融满汉，以安天下之心；开国会，导人才，以作徙薪之计”。
　　袁世凯则发了一封遍示直隶的通告，立场罕见地偏左。
　　在这道诡异的告谕中，袁世凯称排满是狭隘的种族主义，指责革命党“不顾阋墙（兄弟不和）御侮之义，而以覆宗绝祀为乐”。
　　又赞美天朝“深仁厚泽，史不绝书”，“极汉唐以来未有之版图”——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郭沫若晚年写的诗。
　　真实原因，不足为外人道：袁世凯得到可靠消息，慈禧将调自己和张之洞为军机大臣。
　　由从一品升为正一品，位极人臣，对信仰官本位的国人而言，人生的终极追求也不过如此。
　　但对以亡清为鹄的袁世凯来说，手握兵权的直督，显然分量更重。
　　明升暗降是一种信号，大头必须对慈禧的疑心作出回应，即使老太婆一向疑心病重。
　　因此，通告既是一种表态（对慈禧），也是谆谆教诲（对百姓），以免直隶像安徽一样出乱子，被政敌抓住把柄。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袁世凯相信，公知能倒逼改良就不错了，根本亡不了清廷。
　　不怕走在黑夜里，就怕心中无阳光
　　这是一个戾气越来越重的国家。
　　公知间的对掐已经从文斗发展为武斗。
　　政闻社在东京举行成立大典时，同盟会的好打手张继（曾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率领几百号党徒操着家伙前来砸场。
　　他对着正在演讲的梁启超用日语大喊了一声：“马鹿（笨蛋）！”众人便争先涌上讲台，举起手杖开打。
　　一直以来，袁世凯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天朝究竟是什么？
　　对革命党来说，很好回答：“天朝嘛，革命的对象。”
　　但在大头看来，天朝其实是一个黑洞。
　　它吞噬一切伟大的情怀、崇高的理想，以及所有的愤怒和不屈。
　　多少反抗者被它融为一体，多少牢骚客被它点滴磨平。它张开血盆大口，向站在它对立面的人狞笑，并时不时地吸气。
　　面对这样一个怪胎，围观、呐喊、暴走、暗杀，终究只是徒劳，只是重复二十年前的人们早已重复过的事。
　　亡清，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持久战，是比“当湖十局”还精彩的棋局。而你的对手，深不可测，是道策、秀哉、吴清源和李昌镐的合体，还开了挂，稍有不慎，满盘皆输。
　　因此，得寸进寸、避首击尾、偷天换日、夺取军权的“潜革命”才是亡清之正道。
　　然而，人间正道是沧桑。
　　1907年9月，袁世凯和张之洞奉调入京。
　　继任直隶总督的是袁世凯的心腹杨士骧。
　　此人智商不在其弟杨士琦之下，初被李鸿章保荐为直隶通永道（辖永平府和通州、蓟州等八县），追随袁世凯后，迎合幕主心理，曾进“隆中对”一则：曾文正（曾国藩）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唯左湘阴（左宗棠）与李合肥（李鸿章）。湘阴好说大话而不务实，所以平定新疆、班师回朝后便交出兵权，致使昔日纵横千里的湘军成了案头上的摆设。合肥掌握淮军，连年事故频发，于是尚能维持一时。今公继之而起，若能竭尽全力，扩练新军，坐拥到底，则朝廷必然望北洋如泰山北斗。他时同曾、李争一日之短长，南皮（张之洞）又算得了什么？
　　说到了大头心坎儿上的杨士骧一路高升，成为袁党中的头号人物。
　　可惜，事实证明，此人善于伪装，人品严重堪忧，是袁世凯用人失察的孤例，大头后来也被他摆了一道。
　　上任直督后，杨士骧松了口气，摘下面具，开始疯狂地贪污。
　　当时，蔡乃煌任津海关道，此乃妇孺皆知的肥缺。
　　杨士骧召见蔡乃煌时，动辄破口大骂，骂得旁人都看不下去了，犹自喋喋不休。
　　一天，袁世凯的表弟、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老爸张镇芳私下里劝杨士骧：“他好歹是个道员，还是给留点面子吧。”
　　杨士骧答道：“老同年不知也。小骂则地毯皮货来矣，大骂则金银器皿来矣，是以不可不骂。”
　　如此贪婪之人，却因惧内，一生不敢纳妾，曾撰联自嘲“到死不闻绮罗香”。
　　杨士骧酷爱戏曲，经常在看戏时释放压抑已久的欲望，跟优伶乱搞，搞垮了身体，以至于没干两年，便倒在直督任上。
　　朝廷谥其“文敬”，时人讥讽道：“曲文戏文，所以为文；冰敬炭敬，是之为敬。”
　　1907年的秋天注定是多事之秋。
　　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湖南乡绅熊范舆率领一帮地方贤达，向朝廷呈递了全国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民间请愿书。
　　书中心平气和地教育统治阶级，说中国之所以长期解决不了“外忧”，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根除“内患”。
　　而这个内患，就是中国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专制政体。它使政府孤立于上，人民漠视于下，如何能够抵御外侮？
　　因此，作为立法机关的国会必须及早成立，监督政府。如此，“一人失职，弹劾之书立上；一事失道，质问之声即起”，从而保证“官无尸位，责有专归”。
　　化解了民众的怨气，解除了内患，万众一心，外忧自不足虑。
　　最后，熊范舆还驳斥了甚嚣尘上的“民智未开”论——似乎每个时代普及常识的人们都不得不回应这一奇谈怪论。
　　请愿书中说，民众的议会民主知识，有些是“自然发达”，但更多情况下是“助长其增高”。
　　立宪各国，只有英国的国会是由民众整体素质的提高而自然产生的。其余无论哪国，初开国会时，老百姓懂个屁的宪政民主。
　　由此，熊范舆得出一条震古烁今的结论：开设国会，恰恰是提升民智的重要途径。
　　当然，统治阶级要故意装睡的话，就免谈了。
　　不过，在人民日渐上升的智商和统治阶级每况愈下的道德已成为主要矛盾的晚清，想掩耳盗铃蒙一天算一天，恐怕越来越难。
　　修正自己，就是修正世界
　　民意汹涌。
　　各地汇往北京的请愿书开始像歌词中所唱的那样：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肃亲王善耆是体制内的改良派，作为民政部尚书，接到这么多群众上书，深感压力山大的他也劝慈禧因势利导，刷新政治，不然以革命党这只求一死的阵势，国无宁日。
　　于是，上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不到两天，袁世凯便受到了慈禧的召见。
　　太后明显老了。
　　且心事重重。
　　她叹息道：“内外交困，日甚一日。有说立宪即可安靖者，有云立宪必有大乱者，究竟如何是好？”
　　袁世凯无语。
　　眼前的这个女人，他已过招多次。
　　她到底是谁？
　　她是咸丰的宠妃“天地一家春”。为了利用自己的小叔子奕訢，打破皇族不可入军机处的成例，又过河拆桥地弃之如敝履，罢免诏书中还错别字连篇……
　　也许，只有权力逻辑方能准确解读慈禧的行为模式。
　　无论戊戌政变还是庚子国变，细究之下不难发现，不管什么变，都是慈禧出于对失去权力的恐惧而做出的激烈反弹。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和悲哀。
　　嗜权且对权术炉火纯青的慈禧可以维系自己和清廷四十八年而不坠。但在那个转型的时代，需要的不是精巧算计、帝王心术，而是一位伟大的君主来带领中国走入现代化。
　　比起还需要倒幕尊王、重树天皇权威，方能变法维新的日本，清廷完善的皇权保障体系早已由雍正创造出来。
　　只可惜摊上了权人慈禧。
　　这既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悲剧，更是中国的悲剧。
　　然而，历史自有其运行之法则，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只有顺天应人，方能在沧海横流中脱颖而出，成为千古英雄。
　　而这个人，此刻正跪在慈禧对面。
　　袁世凯对曰：“与其坐以待亡，不如立宪。即使无益，也可避免后悔。”
　　他早已说破嘴皮，并且清楚：垂暮的朝廷，已没有能力和胆量来给自己动手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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