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入膏肓的慈禧饮鸩止渴，继续玩儿她的御人之术。
　　内调张、袁，初衷就是坐山观虎斗，可她偏要把戏做足，召见张之洞的时间罕见的长。
　　慈禧：“大远的路，叫你跑来，我也是没有办法了。今日你轧我，明日我轧你。今天你出了个主意，明天他又是另一个主意，把我闹昏了。叫你来问一问，心里好有个数。”
　　张之洞：“自古人臣不合，最为大害（在君主看来未必）。近日互相攻击，多是自私自利。臣此次到京，愿极力调和，总使内外臣工，消除意见。”
　　慈禧：“现在用人很难，你看能大用者究竟有几人？”
　　张之洞：“此事仓促间不敢妄对。”
　　慈禧：“徐世昌如何？近来参他的人很多。”
　　张之洞：“未始不可用，但太得意，阅历尚浅。”
　　慈禧：“岑春煊何如？”
　　张之洞：“有血性、能办事，但稍嫌急躁。然而当今人才难得，投闲置散，亦殊可惜。”
　　慈禧：“庆王呢？”
　　张之洞：“奕劻阅历甚深，当有余。”
　　其实，用谁都没用了。
　　从慈禧开始考虑死后的人事安排，精心布局、扬满抑汉的那一刻起，改革便宣告死亡。
　　随之而来的，是清廷蜕化成一头自暴自弃的怪物，以反改革的狰狞面目示人。
　　反动案例一：严禁绅商士民议政干政。
　　对此，《申报》发文讽刺道：“朝廷已宣布预备立宪，政府非但不引导人民皆有政治思想，反而不准民众干预政治，这岂非欲实行专制？若真想搞专制，不妨明说，何必用专制的手段，肮脏此立宪之美名？”
　　面对纸媒的群起而攻之，朝廷的应对简单粗暴，即反动案例二：颁布《大清报律》，出版事前审查，压制言论自由。
　　一石激起千层浪。
　　《江汉日报》痛骂制定此律的畜生是“宪政之罪人，国民之公敌”；采用北京白话、深受市民喜爱的《正宗爱国报》嘲讽道：“啥叫《报律》呀？简直的外号儿就叫收拾报馆，堵住报馆的嘴，不准你说话，就是《报律》的真精神。”
　　反动案例三，终极反动：公布《钦定宪法大纲》。
　　当然你会问，这有什么反动的，还终极反动？
　　因为宪法和宪法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宪法是exe文件，不可更改，可以执行；而有的国家，宪法是txt文件，任意更改，无法执行。
　　问题最严重的是清政府这版，整个一错漏百出满屏乱码的pdf文件，既不能执行也不能更改。
　　用软件转码后发现，整个《大纲》分两部分。
　　首先是“君上大权”。
　　通篇都是“议院不得干预”“不付议院议决”等字眼，结果，皇权比立宪前还大，完全开历史的倒车，还不带打灯的。
　　其次是臣民的权利和义务。
　　人模狗样地规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说得跟真的似的。可惜，所有权利都有一个“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前缀。而所谓的法律都是什么样子，看看《大清报律》一清二楚。
　　也许，这才是最深切的悲哀。
　　改革已死，只剩一群饥饿的秃鹫，分食地上腐烂的尸体。
　　
　　第十章 退而不休，蛰居待时
　　
　　百年国会梦，曾经一步遥
　　清廷丧失了最后的机遇，在1908年登上专制的马车，绝尘而去。
　　对此转折，《神州日报》在一年前就有一篇神奇的预测：政府之于专制也，乃取其实而不欲居其名；于立宪也，则取其名而唯恐蹈其实。从今往后，政府之政策不外乎两方面：一方面必日益言销融满汉、改良庶政、宣布宪法、予民自由；一方面必日益派侦探、捕党人、钳制学界、添募陆军。而所谓立宪云立宪云者，则言之愈殷（恳切），去之愈远。
　　一言以蔽之：听其言则百废俱举，稽其实则百举俱废。
　　唯一让人觉得还有个盼头的是为期九年的预备立宪方案。朝廷承诺，到第九年时，公布宪法（而不是大纲），实行选举。
　　客观来看，即便是转型最快的日本，从明治天皇即位到开设国会，也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
　　九年，已经很短了。
　　问题是天朝欠账太多，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改革，必亡；改革，也必亡。
　　而至于方案中言及的议院，倒并非画饼充饥。丙午改制时“四院”里的资政院便是其体验版。
　　按照袁世凯的设计，资政院采集舆论，是议院的雏形，通往宪政的中介。
　　一年后，孙家鼐和贝勒溥伦（曾率团代表中国首次参加世博会）会同军机处拟定了资政院的架构：议长一人，副议长两人，钦选议员和民选议员各半。
　　钦选议员从王公大臣中产生。民选议员自然来自民间，可问题是，怎么选？
　　用咨议局选。
　　作为省级民意机关，咨议局是资政院正式开院前的热身，堪称九年预备立宪方案里的重头戏。
　　虽说议员基本还是出身传统功名的进士举人，选举也山寨得啼笑皆非——有票仓未开即已知某人得票多少的，有把早已病故者列入候选人的。
　　但无论姿势多踉跄，“民选”这一步，终究跨了出去。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一起奋发走进新时代。重燃希望的社会中坚们暂时放下了“速开国会”的请愿，比照着《钦定咨议局章程》，在全国除新疆外二十一省的咨议局中打点各自的位置。
　　袁世凯苦笑着摇摇头，不再关心宏观的改制，而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
　　他每天凌晨5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中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
　　瞿鸿禨主持外务部时，作风因循拖沓，外国人极其厌恶。
　　当然，保守派多半表示理解：洋人都是人渣，眼不见心不烦。
　　问题是你图清静，全国人民就清静不了了。外交需要大智慧，一味“搁置争议”，寄希望于下一代，小病也拖成了绝症。毕竟，谁也不敢保证后代里不出晋惠帝。
　　袁世凯上任后一改拖延之习。每日军机处下班，即将外务部积压各案提前赶办，准时回信，一时间使馆人员无不感佩。
　　此前，最棘手的外交难题是日俄重新勾结，将满洲划分为南满、北满，各占一半。
　　美国为了遏制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主动提出退还庚子赔款，并建议将此款用于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和美国人在华开展教育事业。
　　袁世凯立刻响应，同美方达成初步协议，将两国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为大使级。
　　作为最高级别的外交使节，大使享有比公使更高的礼遇，有权请求驻在国元首接见。
　　与列强建立大使级关系，对中国而言还是首次。如能成功，将显著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于是，大头请旨，派唐绍仪为特使，赴美全权办理此事。
　　在中美的那段蜜月期里，《纽约时报》专访了大头。
　　记者最感兴趣的是他对美国的看法，袁世凯道：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我觉得，尽管中美两国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大清国民比受欧洲教育的能更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国内的管理。
　　在问及对改革的期望时，他答道：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诸多因素盘结交织在一起。但就民意而论，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和机遇，无论如何都能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可惜，既没时间也没机遇了。
　　政治即人事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吃过晚饭，忽然晕去，为时甚久。
　　自知命将休矣的她醒来后立刻召见中枢重臣，交代后事。
　　据说临终前，她幡然悔悟道：
　　以后勿再使妇人干预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者，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
　　但从后来出了个隆裕太后来看，可见其所谓的悔悟并非那么简单。
　　不久前，慈禧过了生命中最后一次大寿。
　　西藏的达赖喇嘛率属员来京，向太后祝寿。
　　当时，慈禧的陵寝已然竣工，京城纷传“一城不容二佛”，老佛爷会被活佛给克死。
　　结果，寿会一过完，慈禧就病倒了。
　　达赖很紧张，呈上佛像一尊，说应当立即送往太后陵寝，以镇压不祥。
　　慈禧于是命奕劻迅速办理此事。
　　送个佛像用得着庆王之尊？联系到奕劻和载沣由来已久的暗战，答案显山露水。
　　在对权术的运用上，载沣和奕劻的距离好比跆拳道白带跟黑带的差别。
　　之所以选中他，是慈禧机关算尽的结果。
　　首先，近支里确实没有更好用的了，以载沣制衡庆袁，勉强令人放心；其次，其子溥仪年幼，若自己命长，立之为国君，还能继续训政；最后，载沣有没有可能同袁世凯化敌为友，像奕劻一样被牵着鼻子走？
　　答案是绝无可能。
　　除了兄（光绪）仇不共戴天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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