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大反派：张翼。
　　这个连生卒年都没有，即使历史专业的人瞥见也只会联想到三国时蜀将张翼的“酱油男”，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因素。
　　作为醇亲王府的马夫，张翼深受奕譞喜爱，被拔为近侍，跟载沣情同手足。成年后捐了个江苏候补道，又接替唐廷枢任开平煤矿督办，正式开始其反派生涯。
　　第一季里，承担军需保障的张翼给北洋舰队提供劣煤（煤渣），丁汝昌屡次诘问，屡教不改；第二季里，戊戌政变前夕，荣禄将其主张写进密信，托奕劻转达慈禧，从而促成了反政变的发动。坐火车去北京送信的，正是张翼；第三季里，干脆玩把大的。眼看大清朝的首都都被八国联军攻陷了，得，为自己想想辙吧。于是，把开平煤矿倒卖给了胡佛（胡佛又转手给英商）。
　　袁世凯出掌北洋后，发现此事。震怒之下，上奏朝廷，指出：“矿地乃国家产业，股资为商人血本，岂能凭一二人未经奏准，私相授受！”接着，请旨下命外务部照会英使，向其说明“该矿系李鸿章筹集官商股本奏准开办的，中外咸知。张翼与胡佛之私约，未奏明我政府，断不承认”。
　　此时，私卖国有资产的张翼居然已官至侍郎。经大头参奏后免职，并被勒令赴英国打官司。
　　对一个法盲来说，这可真是不小的挑战。
　　载沣出面替张翼说情，遭到袁世凯严词拒绝。
　　第二道梁子就是这么结下的。
　　慈禧为了布好载沣这枚棋，竟强废其所定之亲事，而自己家已无可以许配的人，便将宠臣荣禄之女嫁给载沣，即溥仪生母瓜尔佳氏。
　　但她显然高估了载沣对权力的热情。此人性格懦弱，一如其父奕譞。当年慈禧选光绪入宫继承大统时，奕譞仓促间竟被吓得肝病发作，立马上疏请辞，哀求“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
　　天机算不尽，祸福轮流转。
　　当立溥仪并令载沣为摄政王的懿旨传至醇王府时，载沣的生母刘佳氏激烈道：先杀了人家的儿子，又来杀人家的孙子！给个皇帝的虚名，实际上等于终身监禁！
　　这倒是大实话。
　　强势如康熙，亦曾感叹“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为君者则勤勉一生，了无休息”。遑论给慈禧当一傀儡？
　　因此，出于真实的恐惧，载沣真心叩辞，绝非做戏。倒是病危的光绪，听说后极为喜悦，道：“立一长君，岂不更好？如此亦不错。”
　　同样的建议，张之洞向慈禧提过：主少国疑，不如径立载沣。
　　慈禧的回答非常官方：
　　不为穆宗（同治）立后，终无以对死者。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两无所憾。
　　真实原因，还是权力平衡。
　　之所以把奕劻支到清东陵去送佛像，就是为了给接班创造实施条件。
　　庆王前脚刚走，慈禧便将段祺瑞的第六镇全部调离北京，而以陆军部尚书铁良的第一镇接防。
　　而让溥仪继承同治帝位，结果便是光绪的后妃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将全如弃履。
　　奕劻回京后，政局木已成舟。
　　为了安抚老臣，慈禧将“世袭罔替”的殊荣给了庆王。这意味着等他死了，其子载振不必按“降级袭封”的常例获封郡王爵，而是世袭奕劻的亲王爵，俗称“铁帽子王”（有清一代只有十二家）。
　　问题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再铁的帽子也铁不过现实的权力。因人走茶凉而被革爵的铁帽子大有人在，奕劻不得不严肃对待。
　　面对残局，老辣的庆王愣是扳回一城。
　　他提出：溥仪可以继同治之统，但要先继光绪之嗣——只要把光绪喊爹，就得把皇后隆裕喊妈。
　　届时，以皇太后隆裕均分摄政王载沣之权，奕劻方能安全自处。
　　问题是慈禧能答应吗？比较一下亲疏就清楚了。
　　载沣跟慈禧的联系只有一条：外甥（其父奕譞是慈禧老公咸丰的弟弟），远不如他哥光绪。
　　光绪的母亲那拉氏既是奕譞的福晋（正妻），又是慈禧的亲妹妹。而载沣他妈刘佳氏除了奕譞侧福晋的身份，什么都不是。
　　综上所述：载沣和慈禧没有血缘关系。
　　隆裕则不同。其父桂祥是慈禧的亲弟弟，她是慈禧的亲侄女。再不讨姑妈喜欢，也是一家人。
　　于是，当奕劻跪在病榻前苦劝时，半昏半醒的慈禧准其所请，做了生命中最后一次制衡，在遗诏末尾加了条伏笔：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
　　有了隆裕这座靠山，即使千夫所指，奕劻最后也捞了个善终的结局。
　　冷月无声，灯影明灭。
　　瀛台涵元殿，三十七岁的光绪在幽禁多年后，终于含笑而逝。
　　十几个小时后，慈禧驾崩。临终前忽然叹道：误矣，毕竟不当立宪。
　　奈何生在亲王家
　　二十六岁的载沣能否开稳帝国这艘破旧的大船，是萦绕在所有人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在袁世凯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其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还是失当。
　　每次大乱都伴随着人口锐减，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
　　新的王朝开启了和平的年代。经过所谓“大治”的盛世之后，人口的自然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从而再次进入乱世。
　　如此往复循环。
　　人地矛盾，实为破解中国治乱兴替的密码。
　　若以清初的1660年和中叶的1800年为两个时间点考察不难发现：人口增长超过了百分之百，耕地面积却增加了不到百分之五十。
　　至太平天国兴起，形势进一步恶化。近九成农民没有耕地，不得不在地主的土地上劳作，支付高昂的地租。
　　而由鸦片的大量输入导致的白银外流、货币贬值，则进一步加剧了早已尖锐无比的社会矛盾。
　　同时，历史交给晚清掌舵者的重任却异常艰巨：既要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又要融合民族关系，化解近乎无解的满汉冲突。
　　更不幸的是，王朝自身的转折恰与列强入侵中国的外部危机不期而遇……
　　那么，没有外患，清廷是否就能完成从专制到民主的华丽转身？
　　考诸前史，君主集权真正完善并付诸实施之际是在清朝。
　　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押；
　　宋代，宰相向皇帝上条陈，得到皇帝同意或批改后，正式拟旨；明代，内阁大学士分割了相权，但仍能“票拟”——阁臣写出自己的意见，由皇帝细阅决定。若摊上个昏君，不看“票拟”，直接批红下达，则大学士亦可弄权。
　　直到清朝，“一切皆决于上，权力不容旁落”才得到制度性的固化。
　　军机处架空了内阁，却只是个秘书班子。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亲封，皇帝亲拆，披阅后下发军机处。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由皇帝批准后方能下发。
　　然而，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机器，越容易出错。
　　如此事必躬亲的设计，对君主的能力、体力以及耐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非工作狂不能胜任。
　　雍正明显高估了子孙后代的实力。
　　而载沣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会因为要给清廷保驾护航而让自己过劳死，即使其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就是代清政府受辱。
　　《辛丑条约》第一条规定：就德使克林德遇害一事，中国派亲王代表皇帝赴德致歉。
　　清廷本想让驻德公使代为谢罪，遭德方拒绝，只好屈辱地派出了年仅十八岁的载沣和副都统荫昌。
　　叫荫昌去，盖因他当年留德时跟现任德皇威廉二世是同窗好友。
　　结果德皇公私分明，根本不买老同学的账，给道歉团安排的是普法战争中被俘的法皇拿破仑三世住过的寓所。
　　次日，在充满冷漠和敌意的氛围中，载沣一行谒见威廉二世，向其三鞠躬赔罪。
　　威廉坐受国书，致答词也不起身，只傲慢道：“断不能因贵亲王来道歉，遂谓前愆（qiān，罪过）尽释。”
　　尽管此行给载沣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屈辱记忆，却也为他创造了走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机会。
　　在德国，他目睹了建造中的巨型商轮“威廉二世”号（排水量三万吨），又参观了著名的克虏伯军工厂。
　　日记里，他详细记载了炼钢的过程：
　　熔炉厂内有大炉四十座，未炼之钢入炉须九时之久，其炉火热至两千度后方可浇铸；每块新式钢板炼轧完成后，先以巨炮轰击，观其成效如何。
　　年轻的载沣所表现的沉稳风度，也给德国王室和西方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论断道：“在这次曲折的行程后，太后一定会为这个她喜爱的侄子在未来安排一个显赫的位置，以补偿他替朝廷尊严所做出的牺牲。”
　　与其他拘谨、陈腐的老一辈皇族亲贵不同，载沣经常出现在各国驻京公使馆的聚会上。一个名叫赫德兰的美国传教士的观察颇具代表性：他长得很端正，两眼炯炯有神，常常紧闭着嘴巴，不多说话，走路时身体挺直，浑身上下却透露出一个亲王的气度。
　　然而，一切只是表象。
　　真实的答案在溥仪的弟弟溥杰的回忆里：
　　我父亲（载沣）谦抑退让的作风，好逸畏事的性格，大抵与祖父（奕譞）相似，而对于待人接物的深谋远虑，却远不及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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