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卫辉时，当地的煤老板王锡彤便经人引荐，偕同汲县著名学者李时灿前来拜会。
　　时值大年初四。据王锡彤回忆，他第一眼见到袁世凯时，对方“须发尽白，俨然七十岁之老人”，且因慈禧“国丧”，臣子不能剃发修面，更显神色黯然。
　　但他也承认，袁世凯“双目炯炯，精光射人，英雄气概自不能掩”。
　　寒暄之后，双方心照不宣地漫谈起兴办实业之事，不知道的还以为在举行企业家沙龙。
　　想想看也是。这大过年的，初次晤面，王锡彤要是一上来就对袁世凯的际遇表示慰问，再喷几句对朝廷不满的话以示同情，而大头则答以“皇恩浩荡，谢主不杀”，狂表忠心，岂不大煞风景？
　　王老板浸淫商场久矣，开场白说得滴水不漏：“袁公在位之时，轰轰烈烈，我等不便趋谒，免致攀附之嫌。而今垂翅而归，寄寓本县，即使不论一直以来的仰慕之心，单说这乡邻之谊，也应尽地主之敬意。”
　　袁世凯接纳了烧冷灶的王锡彤，对他道：
　　罢官归田，无他留恋，惟实业救国。抱此宗旨久矣！
　　希望他能帮自己经营实业。
　　王锡彤欣然应允。于是，大头帮他办理了候补郎中的身份，正式招入幕中。
　　在王锡彤的协助下，袁世凯兴办了一项惠泽千家万户的实业——京师自来水公司。
　　早在军机大臣任上，慈禧就曾以如何防备火灾问计于袁世凯。
　　答以兴建自来水。
　　于是，两年时间招股三百万银元，水厂、水塔等基础设施拔地而起，近二百公里的水管铺设完成，工程质量好到直至新中国成立依旧运转良好。
　　但却断了挑担卖水的苦力们的生意。
　　这帮人聚众闹事，妄图阻挡时代前进的车轮。为免酿成社会问题，袁世凯命人组织他们再就业——在街市上销售水龙头，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春去秋来，万木凋零。
　　不到一年的时间，二哥袁世敦和三哥袁世廉相继去世。
　　葬礼上，死亡的恐惧再次笼罩于袁世凯的心头：难道袁家男丁真的都活不过六十岁？
　　心悸不安的他反复叮嘱家人：“祖坟不可随意动土，家中住宅不可改门塞门。”
　　当周馥要来洹上村看他时，他专门嘱其带上著名的堪舆师杨焕之一同前来，帮忙看看风水。
　　同时，深感时不我待的袁世凯还在洹上村建立了家学，亲自督导子侄们读书，并撰写、手书了《袁氏家塾训言》。
　　第一条提纲挈领，是袁世凯为学的宗旨：
　　求学贵乎力行，敦品重于文艺。若举止不端、言语不信，最足以败坏品行。纵能博学，亦归无用。
　　袁世凯用行动证明了他不只是说说而已。
　　江苏镇江的候补知县申天骐去世，其子致函袁世凯，乞求资助，回籍葬父。
　　虽说申天骐是大头儿时的老师，但授业时间很短，且三十多年没有联系，换个人多半置之不理。
　　袁世凯却不避闲言碎语，三次写信给镇江道刘燕翼，请求关照。
　　查明情况属实后，刘燕翼协助申家料理了归葬事宜。袁世凯也捐了四百两银子，并帮申子安排了一个典史（监狱狱长）的职务。
　　而另一方面，当袁世凯的姐夫杨益年来函谋求差事时，却遭到了果断的拒绝。
　　杨益年的爷爷杨式榖官至吏部侍郎，和袁甲三有同乡之谊。其孙辈结为连理，亦可谓门当户对。
　　可惜，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杨家传到杨益年这儿早已门庭衰落，不仅抽大烟，还气死了袁世凯的大姐。
　　混到五十多岁，眼看这辈子就要废了，杨益年厚着脸皮低三下四地求取嗟来之食，自然只能换来一封婉言谢绝的回信。
　　其间，日本下野首相大隈重信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杀青，派人携带书稿来到中国，遍访政要，为之撰写序言。
　　袁世凯一直将日本视作敌人和老师，故欣然提笔，为大隈作序，以此言志，警醒国人。
　　全文先是肯定了明治维新：
　　万矢一的，万众一心，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鼓荡于惊风骇浪之域，而酝酿为文明灿烂之花……向使维新诸杰，永守其嘉永、安政（倒幕前的两个年号）之故习，终古不变，其何以国？
　　又似有所指道：
　　若夫深闭固拒，颟顸焉守一家之言，以应无穷之变，此于治身且不可，奚能治国？
　　最后得出结论：
　　《易》之为道，变动不居，与时偕行。
　　宗旨很明确：呼吁改革。
　　
　　第十一章 天朝崩溃，幕后操控时局
　　
　　中国病人
　　1910年的平安夜，一列火车徐徐驶入哈尔滨车站。
　　31岁的伍连德（1879—1960）手持贝克显微镜，在寒风中踏下月台。他的身份是“东三省防疫总医官”。
　　两个月前，边境小城满洲里，两名从俄罗斯回来的劳工在下榻的旅店暴亡。同住的客人亦染病身亡，症状都是发烧咳血，来势迅猛，死后遍体发紫。
　　很快，死神亲吻了一个又一个城市。两周后，哈尔滨发现疫情。
　　作为铁路枢纽，哈尔滨商业发达，文化繁荣，每半个月就引进一部外国电影，还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交响乐团。
　　以铁路为界，哈尔滨分成“道里”和“道外”两个区。与道里生活优越的俄国人、日本人相对应的是道外以傅家甸为中心的中国人聚集区。这里房屋低矮，污浊肮脏，简直就是病毒的温床。
　　瘟疫爆发后似火燎原，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死亡报告传到北京。恐慌的情绪弥漫至奉天（辽宁），甚至引发了挤兑风潮。
　　更麻烦的是，日俄以清政府防疫不力为由，提出各种非分的要求，东三省总督锡良在奏电中忧心忡忡道：“疫势甚烈，外人关注。办理稍不如法，即恐乘机干预。”
　　有鉴于此，当时清廷负责处理东北疫情的，不是民政部，而是外务部。
　　事关主权，外务部的态度是不惜一切代价控制瘟疫，不遗外人口实。
　　当然，前提是用对人。
　　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伍连德是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的华人。1907年，已经享誉马来半岛的伍医生收到一封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的信，信纸下方赫然印着“直隶总督袁世凯”。
　　然而，当伍连德安排好家人，辗转来到北京时，得知袁世凯已被开缺回籍。
　　幸得留英时认识的海军官员程璧光的推荐，伍连德的任命经军机大臣铁良的确认，依旧生效。
　　两年后，外务部右丞（排在侍郎、左丞之后，非常务副部长）施肇基的一封电报彻底改写了伍连德的人生轨迹。
　　当年，施肇基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路过马来半岛，与伍连德有一面之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当他听说袁世凯打算聘请专家改革军医学堂时，便大力推荐了伍连德。
　　哈尔滨。
　　道台于驷兴接待了伍连德一行，告诉他们傅家甸已成重灾区，一些病患家属害怕被检疫人员拉去隔离，趁夜将患者尸体抛到大街上。有的还没断气，活活冻死在雪地里。
　　比冷漠更可怕的是无知。傅家甸的行政长官是一个拥有举人头衔满口吴地官话的知县。他既不懂英语，也不通俄文，和之前奉天派来的西医完全无法沟通。就这样还喜欢摆架子，让伍连德在县衙客厅等了半个多小时才予接见。
　　为了摸清病源，伍连德解剖了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的尸体。
　　迫于风俗的压力，解剖是在暗中进行的。
　　显微镜下，他清楚地看到一种椭圆形的病菌——如报纸上所传，正是鼠疫。
　　伍连德立即向外务部汇报，并提出三条防疫措施：一、控制交通，防止疫情蔓延；
　　二、隔离傅家甸；
　　三、向关内征聘医生。
　　然而，他无法回答的疑问是：不久前日本派来调查病因的医生，一到傅家甸就雇人捉老鼠，一连解剖了几百只，却没有发现鼠疫杆菌。
　　对此，伍连德大胆假设，指出这是一种无需动物媒介，而靠呼吸间的飞沫传染的“肺鼠疫”。
　　同时，他有的放矢地设计了一种在两层纱布间放置吸水药棉的口罩。由于成本低廉，制作简便，医务人员沿用至今，并称之为“伍氏口罩”。
　　可惜，当时是没人相信他那套“飞沫理论”的。伍连德走访了几家医院，发现传染病房既不设隔离区，医务人员也缺乏基本的防护措施。说到底，还是没意识到这是场人际传播。
　　直到法国医生梅尼斯染疫暴毙，形势才得到扭转。
　　梅尼斯来华多年，在其主持下，三年前唐山爆发的一次死亡800人的鼠疫得到控制，他也因此声名远扬。
　　梅尼斯响应号召，支援东北，却在路过奉天拜访东三省总督锡良时“要官”，说伍连德经验不足，应该让位于自己。
　　锡良拒绝了他的要求。
　　梅尼斯带着情绪来到哈尔滨，在没戴口罩的情况下去铁路医院诊断了四名患者。
　　结果，仅过三天便发病，在医院又挣扎了三天后去世。
　　梅尼斯之死震惊了哈尔滨，口罩一销而空，伍连德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终于可以调动所有资源，给医生、警察乃至地方官下命，成为这场攻坚战的总司令。
　　在伍连德的部署下，傅家甸被划为四个区，专人专责。每天，各区派出四十支搜查队，挨家挨户检疫；居民出行必须佩戴臂章，跨区活动要特别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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