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病人家属和疑似患者，伍连德专门从铁路公司借来一百二十节车厢用以隔离。医生每日诊察，连续七天体温正常方准回家。一些贫民见在此三餐无忧，还有火炉取暖，竟乐不思归。
　　一个月后，整套系统步入正轨，但直觉告诉伍连德，问题可能被掩盖了起来。
　　虽不清楚肺鼠疫在严冬的地下能活多久（后证实是三个月），但那一口口棺材还是让伍连德觉得像冰柜一样保鲜。
　　不敢掉以轻心的他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北郊一个人迹罕至的大坟场，眼前的一幕让两人惊呆了……
　　资政院
　　改革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
　　1910年秋，千呼万唤的资政院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在京举行了开幕大典。
　　早上七点，资政院议长溥伦率一众秘书官恭候于会场。两个小时后，军机大臣、各部尚书陆续抵达。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这班重臣集体卸去了朝珠而身着常服，恭迎摄政王御驾。
　　载沣到场后，接受群臣三跪九叩的大礼，又让军机大臣宣读了谕旨，便匆匆离去。
　　一百零一名钦选议员（由皇帝任命）同九十八名民选议员（由各省咨议局推选）的擂台正式打响。
　　第一场：国学大师的发难。
　　法部提出新刑律的草案，其中有一条“无夫奸不为罪”，即“没有丈夫的妇女，发生性行为不算犯罪”。
　　女人怎么处理自己的身体，是个人的自由。但那年头绝大多数妇女还在缠足，波伏娃虽已出生，却远在法国——这条有鼓励婚前性行为之嫌的法案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可想而知。
　　拿到资政院讨论时，一帮守旧的钦选议员登时有伦理纲常溃于一旦的危机感，不惜拼死力争。
　　民选议员也不是五四青年，非要毕其功于一役，推翻吃人的礼教。而是另辟蹊径，从同世界法律接轨，以废除治外法权、杜绝洋人干涉我国司法的角度切入，晓之以理。
　　议场中，双方各逞词锋，舌战不休。
　　忽然，钦选议员中跳出两个大儒：劳乃宣和喻长霖。
　　二人走到某民选议员跟前，长揖为礼，态度甚恭。
　　该议员急忙起身答礼，喻长霖却蓦地抓住其衣领，厉声道：“老兄，兄弟有一事不明，还望赐教。”
　　事出突然，议员愕然引避，以至衣领都被扯破。
　　喻长霖不管不顾，泰若自如道：“老兄是赞成‘无夫奸不为罪’的，假如老兄有一令妹或爱女尚未出阁（嫁人），而有人竟至贵府与其如此如此，照‘不为罪’之说，大概也只能对此人听之任之，不加干涉了。不知尊意究竟若何，还请明白指教。”
　　一旁的劳乃宣也随声附和，说“必须请教”。
　　议员大窘，被两位以硕学通儒的资格钦点进资政院的老古董弄得下不来台。
　　第二场：旁听席上的狞笑。
　　选举特任股股员时，其中三票是用蒙古文书写的，秘书官不识。传问翻译，也不认识。
　　一个议员建议去问蒙古王公，在场旁听的军机大臣那桐突然发话：“这不是议员该管的事。”
　　又云旁听席上有理藩部的翻译，何不问之？
　　秘书官依言而行，谁知理藩部的翻译还是不识。结果，有才子之称、为清华大学题写过“清华园”门匾的那桐居然当场失态，拍手大笑。一帮笑点很低的蒙古议员也跟着鼓掌傻笑，会场秩序顿时大乱。
　　不过，民选议员也经常发起反击，在号称“三杰”的雷奋、易宗夔和罗杰的带领下，同钦选议员锱铢必争，“隐然若两党对峙”，力图将资政院办成行使国会功能、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最高立法机关。
　　于是，同最高权力机关军机处爆发了激烈的高端对决。
　　导火索稀松平常。广西省咨议局向资政院提交了一份针对广西巡警学堂的议案，很快得到议决。
　　岂料朝廷竟命资政院将决议奏交民政部审核——原本平行的两个部门形式上成了上下级。
　　溥伦谕旨还没读完，举院便已哗然。
　　怨谤集于军机处。愤懑的弹章雪片般飞入紫禁城，却无一例外地被载沣给淹了。
　　结果引发了更为猛烈的质问，要求“说明资政院性质及地位”的奏折层峦叠嶂地摆到了摄政王的案头。
　　载沣也怒了，故意对着干，高调表彰军机大臣，搞得钦选议员都觉得自己是后妈生的，不受待见。
　　诸如“君上结怨于天下”之类的反动口号此起彼伏，状元出身的民选议员刘春霖甚至直指载沣“于立宪政体没有十分研究”。面对汹涌的民意，御史欧家廉在奏稿中感慨：昔日之乱在匪，而今日之乱在学生、在军队、在议员。
　　当然，斗争要讲策略。民选议员的战术有三套：恐、拉、逼。
　　“恐”就是以撂挑子相威胁，闹着要回家卖红薯。理由很充分：既然资政院所议“事事皆空”，还不如早点解散。
　　而且连退路都想好了：“我们回去也可以办学堂、办实业，对国家还是有责任的。”
　　噎得溥伦无话可说。
　　“拉”就是拉拢团结一切有生力量。如罗杰在要求溥伦通知军机大臣来资政院接受质询时，就阐明此举不仅体现了对民权和法律的尊重，也有益于议长的声誉。
　　“逼”就是耍流氓。如表决“剪辫易服”的提案时，民选议员顽固地坚持记名投票，不给钦选议员滥竽充数的机会，结果连庄亲王载功（载勋之弟）等满族亲贵也顺应大势投了赞同票。
　　虽然美国杂志《展望》称资政院为“最直言不讳地主张改革的机关”，但在革命党看来，仍是涂脂抹粉的工具。
　　那也比同盟会屡战屡败，内斗不休强。
　　孙文在海外策动的国内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梁启超称其为“远距离革命家”。
　　唯一值得一书的镇南关起义还经不起历史学家的考证，一深究发现镇南关根本没有驻兵，革命党爬上去满炮台插旗，个个背着一身旗，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唱戏。
　　几天后，清军发现了这场京剧堂会，觉得实在太过分了。广西巡抚张鸣岐立派龙济光和陆荣廷调兵炮轰，对方却毫无动静。爬上去一看，革命党早溜了。
　　而所谓的孙文空降镇南关，亲手向清兵发炮，则更属子虚乌有。
　　昭昭世人心
　　1907年，日本政府迫于外交压力，礼送孙文出境，并暗中给了他两万元革命经费。
　　结果，孙文只给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留下两千元，剩下的悉数带走。《民报》主编章太炎正因经费紧张等米下锅，闻讯震怒，大骂孙文侵吞公款，掀起一阵倒孙狂潮后宣布脱离同盟会。
　　虽说章太炎平生以扮演精神病人为荣，在日本填户口调查表时职业一栏写“圣人”，年龄一栏写“万寿无疆”，并给三个女儿起名“章（lǐ）”“章叕（zhuó）”“章（zhǎn）”，成心往大龄剩女的方向培养，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头脑还是清醒的。
　　之所以被唤作“章疯子”，皆因爱憎比较分明。
　　他在报上登征婚启事，声称“死了可以改嫁，活着也可离婚”；慈禧去世时，他拍手叫好道：“一介遗妾，只知吸食黎民膏血，戕害国家元气，别无能耐。”
　　他同孙文结怨，源于孙大炮曾多次向日本政客承诺愿以东三省土地换取日本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支持。
　　又对内田良平许愿：“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日本。”
　　还对小川平吉许愿：“我辈革命如能成功，以满洲之地，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
　　为了挽救孙文的声誉，回击章太炎的质疑，素有牺牲情结的汪精卫不顾好友胡汉民的劝阻，决定以身饲虎。
　　他带领同盟会会员黄复生和炸弹专家喻培伦潜回北京，开了一家“守真照相馆”，每天不是窝在暗房里制作炸药就是沿着醇亲王府和皇宫之间的路线踩点，伺机行刺载沣。
　　传言案发地是银锭桥，搞得不少去后海喝酒的文艺青年也能凭栏抒发一下思古之幽情。其实，真正的现场在什刹海旁的甘水桥，一连两天，汪、黄、喻都躲在桥下埋炸药，结果不是被狂吠的野狗吓跑，就是因带的电线太短而作罢。
　　第三天，一切准备就绪，黄复生和喻培伦先至，低头猛干。
　　月光下，一团灯影闪过。黄复生心头一紧，低声嘱咐喻培伦回去报信，自己则藏到树后观察。
　　来者是一车夫，老婆三天没回家，估计跟人跑了，气得睡不着，提灯来寻。
　　黄复生见他往桥下探了探头，旋即离去，赶紧跑过来扯起已经铺好的铜线，准备撤离。
　　岂料，盛放炸药的铁罐太重，黄复生凭一人之力无法从坑里抬出。磨蹭了半天，脚步杂沓，车夫带两个巡警赶到。
　　只好闪人。
　　炸弹没了，汪精卫却并不甘心。一面遣喻培伦再去搞炸药，一面同黄复生留守。
　　清廷表面上淡定，暗地里顺藤摸瓜，四处搜查，终于发现了铁罐的来源——骡马市大街永铁工厂。
　　铁匠望着一大群如狼似虎的巡警，赶紧招了：守真照相馆。
　　负责审理汪精卫和黄复生的是肃亲王善耆。不出意外，二人必死无疑，远在日本的胡汉民甚至连悼诗都写好了。
　　谁知，善耆是《民报》的忠实读者，早闻“精卫”之大名，有心要同他侃一侃时政。
　　善耆：“革命党宣扬兴汉灭满，乃狭隘的民族仇视。如果国内发生流血革命，外人不正好可以趁乱侵犯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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