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国日本，君主立宪，就是我大清的成功榜样啊。”
　　汪精卫断然否定：“日本明治维新，绝非不流血革命，乃西乡隆盛首发干戈，用武力倒幕而成。而我大清的‘立宪’，完全是幌子，只有民主革命，只有流血，才能救中国。”
　　善耆口才不敌汪精卫，又见他与黄复生争认“主谋”，心下已起了怜才之意。
　　当晚，狱中的汪精卫朗然独坐，吟出那首广为流传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狱卒将诗作呈给善耆，这个皇太极长子豪格的后代顿时感怀于衷：“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如能为国家所用，救亡图存，则我大清幸甚！”
　　为此，他力劝载沣从轻发落。
　　于是，原本诛九族的重罪被破天荒地判为终身监禁。
　　对此，载沣的解释是“为国罹（遭）罪，宜从宽典”，孙文的解读是“为革命党之气所威慑”，后人的分析是“故意表现清廷的大度和开明”。
　　都没说到点子上。
　　集会自由，曾经拥有
　　日俄战争后，伊藤博文强迫朝鲜国王李熙签订保护条约，将军事和外交权统统交给日本。
　　朝鲜的法令和高官任免全部操于“统监”伊藤之手，用朝鲜文人的话说就是：伊藤博文每次进宫，对高宗（李熙）的态度比曹操对汉献帝还蛮横。
　　1909年，伊藤赴哈尔滨同俄国财政大臣会谈。朝鲜义士安重根埋伏在哈尔滨火车站，见伊藤下车，闪电般从人群中冲出，连开三枪，手刃了这个他口中“蹂躏朝鲜的奸贼”。不久，在旅顺监狱从容就义。
　　1910年，继往开来的日本侵略者连哄带逼地同李熙之子李坧（zhǐ，纯宗）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延续了500多年，同明清两朝相始终的李氏王朝成了历史书里的名词。
　　吞并朝鲜只是起步价。一向高标处世的日本迅速跟俄国签订防御同盟，相约维护各自在东三省的特权，阻止他国进入。
　　亡国危机惊醒了士绅阶层。
　　在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的奔走串联下，汤寿潜（浙江咨议局议长）、谭延闿（湖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湖北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四川咨议局议长）等纷纷响应，发起了一场蔓延全国的请愿运动，倒逼朝廷放弃所谓的“九年预备立宪”，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
　　长沙教员徐特立在学校演说，称“不早开国会，不足以挽救危亡”。血脉贲张之下，情绪失控，竟摸出一把利刃，切断左手小指，写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个血淋淋的大字。
　　各省咨议局代表一到北京，便向都察院呈递了联名的请愿书，罗列速开国会的四大理由：一、用旧的行政机构搞新的宪政，铁定玩儿不转；二、一直以来，朝廷都搞秘密外交。割了多少地，赔了多少款，民众要翻墙才能获知。再等九年，老本都被卖光了；三、没有国会和责任内阁，民愤全部集于皇室。反动统治阶级，你们真的睡得着觉吗？
　　四、一天到晚侮辱人民群众的智商，民智未开咨议局的成功你怎么解释？
　　体制内的开明派如东三省总督锡良、云贵总督李经羲、山东巡抚孙宝琦以及各驻外公使也陆续致电朝廷，要求政府顺应舆论。
　　顺天府丞甚至警告说：“欧洲政变多起于中等社会（士绅），史迹俱在。”
　　由此不难想见载沣何以要宽宥谋刺自己的汪精卫——与其扬汤止沸，不如借机作秀。
　　问题是前任统治者太会演戏，惟妙惟肖，早就把人民群众炼得火眼金睛，不肯轻易上当，非要动真格。
　　见第一轮请愿被上谕驳回，还被军机大臣泼了一身脏水（为求增其势力而已，并非出自民意），议员们不干了，商定各省咨议局在今年的常会上都只提“速开国会”一案，若再遭拒绝，则集体解散。
　　第二轮请愿随即展开，各地均出现大规模群众上街游行的场面。
　　北京青年赵振清和牛广生率领一干学生，为即将去资政院递请愿书的代表团送行。他们交给代表一封信，主题是学生们打算“以血购国会”。
　　正不知要闹哪样，赵振清和牛广生忽然拔刀出袖，意欲自杀，幸被代表们死死摁住。
　　牛广生趁人不备，毅然决然地割下自己左腿上的一块肉。众人惊魂未定，赵振清又割下自己右臂上的一块肉。
　　二人将鲜血涂抹于书信之上，代表们拭泪而去。
　　对请愿书上要求宣统三年（1911）开国会的主张，资政院的民选议员举双手赞成。
　　于是，所有议案都搁置，一开会就高呼“当此危急存亡之秋，除开国会无救亡之法”。溥伦见工作已无法开展，只好同意讨论速开国会案。
　　罗杰、雷奋等人相继发言，声泪俱下，义愤填膺。表决时，民选议员又坚持采用起立的方式投票。结果，即便是最保守的钦选议员，也失去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反对的勇气。
　　全票通过。
　　溥伦汇报时，载沣又摆出其招牌式的“默然无对”。
　　溥大人折中道：“九年筹备，已不合时宜，至少要提前三年。”
　　善耆常年搞接访工作（民政部尚书），深知民意不可违，也劝道：“民心忿极，大祸必发。”
　　载沣考虑的是直隶总督陈夔龙的密奏，内称“如不开国会，可先设责任内阁”。
　　陈夔龙的建议出自其老丈人奕劻的授意，隔岸观火了很久的庆王准备浑水摸鱼了。
　　很明显，责任内阁一旦设立，资历最老的领班军机大臣奕劻将是总理的不二人选。
　　载沣没得选。奕劻有隆裕罩着，门徒遍布朝野，暂时还不能翻脸。
　　于是，召集王公大臣商讨，最后形成决议：次年（1911）设责任内阁，宣统五年（1913）开国会。
　　当然，妥协不是无条件的。上谕明令解散请愿团，禁止再举行任何形式的请愿，否则“必按法惩办”。
　　潜台词是：此乃底线，不要再得陇望蜀。
　　1910年11月5日，北京东西长安街和正阳门外大街皆悬挂龙旗，张灯结彩。灯上统一书写着四个喜庆的大字——庆祝国会。
　　学校放假三天。各学堂在学部的指示下组织学生齐集于大清门前，高唱歌曲，山呼万岁。
　　更多的人却不愿被代表。
　　政府命令所有报馆必须报道普天同庆的新闻，结果只有两家报纸遵命；请愿团通告天下，明言“国会仅缩短三年”，请愿运动宣布失败。同时，敦促各省咨议局继续向政府施压，并要求开放党禁；在云南扶持讲武堂、暗中保护过蔡锷的李经羲继承了其伯父李鸿章嬉笑怒骂的传统，致电清廷，要求速定内阁人选，以免“昏庸老臣势居要津，新近得幸之臣独掌禄位”，矛头直指奕劻和载沣。
　　时间步入1911，各种征兆显示天朝气数已尽。
　　诸如“政府丧心病狂，唯恐亡之不速”“直视吾民如蛇蝎如窃贼”之类的反动言论俯拾皆是。
　　据昆曲家赵子敬回忆，那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和朋友在家聚会，“忽闻隆隆霍霍起于空中，似雷非雷”，屋外一人大呼：“流星，光何巨也！”
　　于是，室内诸人疾趋而出，但见夜空“光甚闪烁，照耀万丈。其声随之，愈远愈剧，回音作爆裂响，约五分钟始不见”。
　　不久，一首民谣开始在古都西安流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
　　我以我血荐轩辕
　　奉天。
　　五千多学生手持“请开国会”的旗帜前往总督衙门哭诉：“我等都知道东三省就要亡了，非即开国会不能保存。”
　　总督锡良同情道：“上谕有言，‘民情可以上达，民气不可嚣张’，固然很有道理。但依我的心理，不怕民气嚣张。若民气不嚣张，便不能知道国家之亡与不亡。”
　　武汉。
　　各界人士为以汤化龙为首的赴京同志设宴践行，报纸公布了这场悲壮昂扬的送别大会：国势阽（diàn）危，外患频来，豆剖瓜分，已在眉睫。而腐败政府尚在梦中，专恃消极主义，大好河山断送若辈之手，种种丧权辱国，无不言之详矣。
　　此会名则为汤君化龙饯别，实则勉汤君化龙死殉。武汉各团体当作后盾，如有不测，汉口全镇闭市，为汤君化龙开追悼大会，然后相继入都，接续拼之以死。
　　广州。
　　落暮余晖。
　　斜阳把一队亲兵的影子拉得很长，广州将军孚琦坐在晃晃悠悠的轿子里养神。
　　作为荣禄的从侄（堂兄弟的儿子），孚琦的思想并不守旧，否则也不会专程到城外观看冯如表演飞机试飞。
　　刚走上东门外大道，一中年汉子斜刺里冲将出来，挡道拦轿。孚琦只道又是一个上访滋事的草民，谁料对方竟拔枪而起！
　　枪声猝然响起，孚琦不及回神已身中五枪，当场毙命。
　　审讯现场，两广总督张鸣歧亲自提审。
　　刺客叫温生才，本是南洋的一个矿工，后加入同盟会，与孚琦素不相识，向无私怨。
　　张鸣歧：“何故暗杀？”
　　温生才：“明杀！”
　　张鸣歧：“何故明杀？”
　　温生才高声道：“唯专制之为厉，国仇之未报，特为同胞雪愤耳！”
　　张鸣歧无奈道：“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
　　温生才：“杀一儆百，我愿已偿。”
　　两天后，温生才被弃市；两周后，震惊天下的黄花岗起义爆发。
　　这是一次力量悬殊的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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