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本季中戏份明显上升，作为英国在华利益的代表，一直暗中支持袁世凯。
　　吴兆麟和军务部部长孙武接待了葛福，对休战满口答应。
　　于是，葛福出示协议，要求盖章。可都督印信已被黎元洪带走，无法盖戳。
　　关键时刻，一个叫高楚观的篆刻大师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仅几分钟，便在一颗大白萝卜上刻好了“都督大印”——手艺高到可以去西泠印社给吴昌硕当助手。
　　听说和议已成，黎元洪马不停蹄地往回赶，生怕离开久了位置被人夺走。
　　回到武昌的黎元洪惊喜地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失势，反而地位更稳。因为停战书里明白无误地写着，以他为谈判一方总代表。
　　黎元洪顿悟了：自己是袁世凯玩弄清廷的砝码，这是一场你中有我的猫鼠游戏。
　　只是，平衡迅速被外力打破。
　　南京，虎踞龙盘，九朝古都。沿长江而上，可控武汉；顺流而下，又直抵上海。
　　如此连江带湖、四通八达的东南重镇，因朱元璋定都于此，作为政治符号，对汉人影响深远。
　　1911年11月5日，著名儿童文学家叶圣陶（1894—1988）起床后正在吃早饭，忽听打街上回来的叔叔说：“苏州光复了！”
　　半个月前，叶圣陶从《申报》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跟着记者瞎激动——“此事也，甚为机密，出其不意，遂以成事”（其实很仓促，也谈不上机密）；“无耻凶恶之官吏，亦杀去无数”（完全无中生有）。
　　叶圣陶兴奋之余，发出了愤懑的质问：“推翻清政府是中国同胞的天职，可是江苏呢？”
　　见各省次第举起义旗，江苏依旧安之若素，叶圣陶怒道：“放弃天职者，将不耻于人类，我苏省之人犹得腆然于人前乎？”
　　愤青的悲哀之处在于，每当其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合租房里徘徊反侧、苦苦思索时，房东总是会适时地敲门催缴房租……
　　苏州的光复并不算晚，也没出现愤青们憧憬的血流成河的景象，而是秩序井然、波澜不惊，搞得前任江苏巡抚、现任江苏都督程德全都不好意思了，吩咐下人将衙门（办公楼都没换）屋顶上的瓦片捅落几块，以示革故鼎新。
　　其实，苏州的光复条件非常恶劣，不远处的南京聚集着全国著名的三大保皇党——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和江南提督张勋。
　　程德全倒是思想开明，跟张謇等立宪派走得很近，但他下面的布政使左孝同（左宗棠之子）人如其名，一向以大清忠臣自我标榜，而掌管治安的巡警道吴肇邦也反动得出奇——之所以还能光复，源于多方合力。
　　首先，一天到晚呼吁开国会的程德全刚因一件小事遭到朝廷的申饬，降级留任，正耿耿于怀；其次，已经光复的上海派来两个重量级的代表：虞洽卿和陈光甫。
　　前者是游走于华洋之间，黑白两道通吃，连黄金荣和杜月笙也要让他三分的商界寡头；后者则是首创民资银行，将业务对准普通市民的金融巨子。
　　二者表达了上海对苏州的支持，给程德全吃了一颗定心丸。
　　最后，苏州新军只有一个兵力较弱的混成二十三协，同盟会会员顾忠琛跑来告诉程德全，说已成功策反协统。
　　既然时事所趋，程巡抚干脆顺水推舟，把手下几个老顽固骗到巡抚衙门软禁起来，宣布独立。
　　左孝同冒着生命危险逃到南京，向张人骏告警。
　　钟山风雨起苍黄
　　两江总督下辖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而江苏的安危无疑是重中之重。可继上海和苏州之后，无锡、常熟、扬州相继光复，最后竟连南京门户镇江都被新军第九镇拿下。
　　第九镇镇统徐绍桢涉猎广泛，著述颇丰，是当之无愧的军事家。
　　家有书楼一座，藏书二十万册的徐绍桢非常重视新军官兵的文化素质，在打造文武兼备的军队的过程中，麾下的柏文蔚、熊成基等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其实，徐绍桢一直倾心革命，只因伪装巧妙，张人骏始终抓不到把柄。
　　直至苏州光复，徐镇统终于举起反旗。但因张勋的干涉，第九镇人均只有三颗子弹。
　　作为汉人里的奇葩，张勋年轻时当过土匪，投过淮军，镇压过义和团，护送过“西狩”的慈禧回京。
　　改写他命运的，除了慈禧就是袁世凯。因此，清亡之后，他曾对徐世昌说：“宫保（袁世凯）在，从宫保；宫保不在，仍从旧朝。”
　　身为一名文盲，张勋发达后才开始练习写字，每天让幕僚讲授历史故事两则，忠君思想估计就是在此期间培养起来的。
　　张辫帅威加海内的一仗还是南京保卫战。
　　先是第九镇两个标被死守雨花台的清军轰得血肉横飞，尸体枕藉。考虑到辫子军已被洗脑，个个把愚忠当成爱国，视死如归，徐绍桢联合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以及浙江都督汤寿潜组成一万余人的“江浙联军”，自任总司令，共同伐宁。
　　张勋率七千人马亲自督战，同联军展开厮杀。
　　激战两日，双方互有死伤。张勋退守城内，顽强反抗，还时不时出城骚扰一下，搞得联军疲惫不堪。
　　拉锯中，联军拿下孝陵卫、狮子山等外围制高点，架起重炮，对准太平门和总督署等战略要地一阵猛轰，辫子军伤亡惨重。
　　张勋连发电报，向内阁求援，袁世凯置之不理。
　　辫帅只好收拾残兵，拥重炮十门，机枪数挺，死守位于东郊紫金山的天堡城。
　　天堡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旦夺取，南京城尽收眼底，可顺势而下。
　　血战七日，踏着尸山，联军攻克天堡城。张人骏通过美国领事馆求和，南京光复，张勋带残卒出逃，心里还想着上山打游击。
　　北京。
　　肃亲王善耆越想越闹心：以北洋军的实力，若非袁世凯打打停停，武昌的革命党早就土崩瓦解了。
　　他真心觉得，如果革命成功，军功章的一半当属不对党人灭此朝食，倒将全国拖出一个狼烟四起之局面的袁世凯。
　　愤怒的善耆联合几个亲贵气势汹汹地质问名为佑我大清实则辛亥革命的袁世凯：汉阳、汉口已复，武昌指日可下，为何与贼党言和停战？
　　袁世凯露出轻蔑的笑容：
　　武汉形势虽好，南京却已沦陷。党人势大，蛊惑国人，军心浮动，议和乃权宜之计。我以三年为期，必灭党人。如各位盲动，以天下为孤注，不妨代我行权，袁某自当让位！
　　一句话就把满大人们堵了回去。
　　从这帮人身上，袁世凯发现一个规律：整天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的，其实最不爱国。
　　证据就是由武昌起义引发的金融恐慌。
　　各地的大清、交通等国家银行均发生挤兑，始作俑者正是最先获得内幕消息的权贵。仅奕劻本人便一次性提款二十五万两，使本已枯竭的政府财政雪上加霜。
　　度支部又想举借外债，无奈列强已对清朝的统治权威产生怀疑，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把中国引入正轨，拒绝放贷。
　　更悲催的是，起义爆发后，各省督抚把持了地方财政，还经常巧立名目揩中央的油。
　　直隶说要“拱卫神京”，山东自称“京畿门户”；陕甘强调“屏护中原”，东三省则大谈“巩固根本”。
　　总之两个字：要钱。
　　其实真正缺钱的是前线。在给隆裕的奏折中，袁世凯建议将奉天行宫（今沈阳故宫）存放的旧瓷器运到北京变价充饷，以救眼前之急。
　　结果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正因他弟弟赵尔丰的事生朝廷的气，推三阻四，说运京售卖，种种不便，请改为就地批发——就差直说我要截留此款。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姜桂题等十多名高级将领联袂致电清廷，声明“言战必先筹饷”，而今财竭饷绝，皇室懿亲却拒绝与国家同休共戚，将数千万两白银（保守估计也有七千万两）私存于外国银行。若饷源不齐，将士愤激，恐怕会有不忍言之祸发生。
　　清廷赶紧降旨，让亲贵们认清形势，筹款助饷。但饶是如此，富可敌国的奕劻也只捐了十万两，余者更是杯水车薪。
　　此情此景，连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都看不下去了，对袁世凯感叹道：我岳父（倒幕领袖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捐给了事业，身上还剩不到50元。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他们的国家还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务，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都没干，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
　　伊集院此言差矣。说不定人正是因为对现政权彻底绝望，才故意猛贪，想搞个休克疗法，推倒重来。如此深谋远虑，岂是都察院里的那些朝廷忠犬所能知晓？
　　长江以南是另一番景象。
　　天下未定，独立各省便玩儿起了“定于一”的传统游戏。
　　组建临时政府，结束自行其是的局面，确实有利于加速清廷的覆灭，但随之而来的则是生生不息的党争。
　　先是黎元洪以“首义城市”这一无可替代的政治资源号令天下，致电各省，要求派代表赴鄂开会。
　　两天后，诸省又收到了陈其美的电报：请来沪开会。
　　陈其美发电的日子没选好，1911年11月11日，百年一遇的光棍节，结果没人理他，都跑武汉开会去了。
　　南京光复后，宋教仁奔走游说江浙两省，准备公推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大总统之职则虚位以待袁世凯），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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