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当陆徵祥下台后，提名宋教仁当内阁总理。
　　可惜，作为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宋教仁一概拒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袁世凯倒也不生气。进入民国后，他经常对周围人说的口头禅是“办共和”。地方大员来京请训，也喜欢问“你们那儿共和办得怎么样”。虽不好听（又不是办洋务），但说到底，共和还是靠人而不是口号办出来的。
　　为了得人，别说宋教仁这样不给面子的，便是像瞿鸿禨、岑春煊和康有为等多年的政敌，也能拉下脸主动示好，邀请其参政议政。
　　怀柔与妥协弥合了各派间的裂痕，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不同阶层，却也使得袁世凯愈发固执地认为中国的共和只能靠自己来办。
　　他在总统府特设了“军事处”，由亲信唐在礼负责，绕开财政，专事收买。接受过该处糖衣炮弹考验的不胜枚举，如黎元洪、王芝祥、孙毓筠、柏文蔚、陈其美……
　　一次，同唐在礼闲聊时，袁世凯吐露了心声：他们（南方党人）来，我是欢迎不暇的，但要在我们的圈子里。
　　最天真的人，有时是最高明的
　　北京的夏天烈日炎炎，孙文的火车磨蹭到下午五点过才到，把前来接站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内阁代总理赵秉钧以及各部总长热得汗流浃背。
　　欢迎仪式备极隆重。鼓乐声中，孙文走下火车，同政府官员简单寒暄了几句，坐上一辆朱漆金轮的马车，在三十个骑兵的开道下，从正阳门直入外交部街，下榻于袁世凯特意命外交部改建的迎宾楼。
　　翌日，孙文出席国民党成立大会，高票当选理事长，却坚辞不就，暂由宋教仁代理。
　　接下来的二十多天，孙文和袁世凯会谈十三次，每次都在六个小时以上。这是两大政治巨擘的首次见面，也是二人绝无仅有的一段蜜月期。
　　袁世凯极为谦恭，夸奖孙文“光明正大，毫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孙文则对外宣称“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
　　由于会晤只有梁士诒在场，具体的谈话细节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孙文提出：袁世凯再当十年总统，练兵百万；自己则专任修路，把全国铁路延长至二十万里。
　　袁世凯求之不得——只要你不搞政治，别说修路，就是修火箭也全力支持。
　　他立刻委任孙文为“全国铁路督办”，月薪高达三万元，并把当初慈禧回銮时乘坐的豪华专列拨给他，以便巡视四方。
　　背地里却对人开玩笑说孙文是个“大炮”。
　　的确，终其一生一里铁路也没修成，而二十万里的目标，要到一百年后方能实现。
　　不久，黄兴抵京，袁世凯在总统府摆了晚宴，政府要员悉数到场。
　　先是袁世凯讲了几句开场白，无非竭诚欢迎招待简慢等客套话。接着是孙、黄讲话，都未涉及政治，黄兴还夸袁世凯是民国第一流人物。
　　轮到军事处副处长傅良佐发言时，由于想出出风头却又不善言辞，所言从恭维孙文自然而然地转为恭维袁世凯，继而牵扯到政治，批评了国民党几句，把气氛搞得不伦不类。
　　袁世凯很不高兴，当场打断道：“我们今天欢迎孙先生、黄司令，不要说那些题外的话。”
　　所幸孙文面无愠色，不以为意。
　　宴后，黄兴半开玩笑地动员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后者没有接招，而是推荐赵秉钧加入国民党，为其去掉总理前面那个“代”字扫清了障碍。
　　离京前，孙、黄联合袁世凯、黎元洪发表了共同纲领，确定了八条大政方针。四大巨头捐弃前嫌，调和歧见，对内以安人心，对外昭告列强，于外交承认和金融贷款都是利好消息。
　　黄兴顶着“汉粤川铁路总办”的头衔南下，逢人便赞袁世凯忠心谋国，劝新闻界不要再诽谤国家领导人。
　　孙文更是直言不讳道：
　　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与旧手段，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深感其人可倚的袁世凯投桃报李，特命国有交通银行垫付了孙科（孙文独子）及其妻的留学费用，并下令各地官员对巡视路政的孙文热情接待，聆听教导。
　　望治心切的国民再次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自我安慰说改革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而老辣的读者，却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揣摩出另一条信息：全面左转的时代，正步步逼近。
　　很好理解。试问原本互相提防的孙文和袁世凯怎么就一见如故了？靠袁的个人魅力？可惜搞政治不是谈恋爱。
　　事实是，孙文在关系上跟宋教仁更近，但在政治主张上则同袁世凯一拍即合。
　　按照他在《革命方略》里的设计，欲成宪法之治，必先经历“军法”和“约法”两个阶段，分别实行“军政”和“训政”，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开明专制。
　　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由他来做这个威权领袖，但种种迹象表明，如果连袁世凯都开不好这艘刚改装过的旧船，自己就更搞不定了。
　　因此，孙文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袁，谆告国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
　　而他不愿当国民党的党魁，亦有此考虑。
　　其实，共同纲领只字未提议会制度，第六条却明白规定“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已完全说明问题。
　　站在1912年的丁字路口，面对纷纷攘攘的时局，左转之人，不乏精英。
　　梁启超曾致信袁世凯，说“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成整齐严肃之治”；云南都督蔡锷也抨击《临时约法》，主张造就强固有力的中央政府。便是国民党的李烈钧，虽不满袁世凯，却同样不愿国会操立法之权。
　　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用血的教训昭告世人：但凡专制，不论个人专制还是政党专制，失去了制约的力量，盲目寄希望于它开明，只能是与虎谋皮。
　　既是专制，就永远不可能开明。
　　没有国民党，就没有新民国
　　右转的道路上，只剩形单影只的宋教仁。这条荆棘密布的路，只留给寒冬夜行人。
　　为了尽快将同盟会由革命党改组为普通党，宋教仁不得不迁就其他四个党，将男女平权的主张删去，结果激怒了同盟会首个女会员唐群英。在一次公开大会上，她冲到主席台揪住宋教仁就是一耳光。
　　多疑不如独决。真正的先驱，从不渴求世人的理解，动摇自己的主张，正如宋教仁至死都未尝怀疑内心所坚持的信仰：一种合理的制度，比个人的力量要伟大一万倍。
　　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理想，他不顾孙文的劝阻，摩顶放踵，奔走呼号，于中华民国的正式国会召开之际，在南中国掀起一股势不可挡的“宋教仁旋风”。
　　武汉。
　　宋教仁的演讲万人空巷：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权力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因此，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活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只要在国会里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其有所忌惮而不敢妄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便能够求其贯彻了。
　　一开始，宋教仁的心态是很平和的，经常教育同志们“如能实现政党内阁，纵使他党出为总理，亦赞助之”。
　　低调是高调者的权力。能如此释然，盖因国民党独孤求败，胜券在握，除了共和党偶尔发发杂音，基本天下无敌。
　　不过，前提是那个人不回国。
　　早在一年前袁世凯复出当内阁总理时，就曾向远在日本的梁启超抛出橄榄枝，电邀其回国出任司法部副大臣。
　　梁启超没接招，但同袁世凯开始了频繁的电报往来，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理财治兵，我不如袁；引导舆论，袁不如我。因此，若双方推心握手，则天下事大有可为。
　　1912年的冬天，千呼万唤中，梁启超衣锦还乡，成为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在京十二天，赴会十九次，总统府设宴，各部总长作陪，一时风光无限。
　　国民党天天派人拉梁启超入伙，让他当理事，但跟同盟会积怨已久的他一直不为所动，还在给女儿的家信中轻蔑道：“彼必愤愤，然亦无可奈何。”
　　人回来是要当党魁的，目标就是共和党。
　　作为立宪派的大本营，共和党奉黎元洪为理事长，囊括了张謇、伍廷芳和章太炎等社会贤达，但独缺一个像宋教仁那样的精神领袖，缺乏凝聚力。
　　在袁世凯的暗中支持下，梁启超着手改组共和党，以便同国民党一决雌雄。
　　最让宋教仁崩溃的是，梁启超居然要剥夺国会的宪法起草权，主张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各大政党推荐人才，在总统府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制宪，还美名其曰“仿照美国开国的先例”。
　　被《临时约法》折磨得想跳楼的袁世凯当然举双手赞同，却把宋教仁气得吐血。
　　危机感与日俱增的他开始在演讲中猛烈抨击袁世凯：现接到各地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极其顺利。袁世凯见此情形，一定忌惮得很，一定会想方设法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也不用惧怕。将来他若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行为，便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真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也不迟！
　　各种犀利之词，以剪报的形式汇集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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