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婊子儿，还是呆在劳改队好。”我听见他在我背后咂着嘴。“你当是咋着？前天我进城，一看，省委书记跟省主席都让人拉着去游街罗！戴着老高老高的纸帽子，手里还敲着破脸盆：”我是走资派——，我是走资派——！‘你当是咋着？上次我们参观的那个啥’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会‘，红卫兵说是走资派为了掩盖自己罪行耍的花招，说是咱们省根本就没有搞过’文化大革命‘，现时要把省委书记跟省主席和地富反坏右一道，都重新过一遍箩。怪不得，在大街上，省委书记后面，排着一长串你们这号人，男男女女，数也数不清，都戴着纸糊的帽子；还有推了半拉头的；还有画了花脸的……唉，你这婊子儿，把你送到劳改队是你的造化！要不，现时你在外边，还不跟那些人一样，让人往死里整呀！“

    稗子的毛穗穗擦着我的脸，怪痒痒的。他嘴里老烟叶的气味呛鼻，在想抽口烟而没工夫抽的时候，这股气味却也能过瘾。听到他告诉我的消息，我忽然感到通体舒坦：历史就照这样的速度变化下去，整个国家和个人命运转折的契机还会远吗？

    于是，我更犯了傻劲，七捆还不够，我要背八捆！王队长吃了一惊：“你这婊子儿，不要命了是咋着？你还要呆两年才出得去哩，活儿有的是你干的。”

    “没关系，你来吧！”我返过身，解开背绳，又加上一捆。被压在底层的鬼魂，即使头上十七层地狱的重量没有减轻，但只要上面来回晃荡几下，也会觉得轻松。更何况我有这样好的“造化”：在当今世界，谁能想到“公安六条”上明文规定“不准冲击”

    的劳改队，恰恰是世外的桃源呢？

    ……然而，这一次，他却没有透露什么消息给我，他只是一个劲儿地默默抽烟。我很失望，也被“小咬”叮得难受。拖拉机牵引的二十四行播种机停在路边，被阳光烤的了一天，散发出一股机油味，这种机油味和泥土的气味很不调和，仿佛古朴的土地从来就拒绝钢铁制造的现代化工具，并排斥它的一切味道，因而这股刺鼻的机油味特别难闻。

    我终于忍不住了，问他：“王队长，还有事吗？”

    “嗯，”他掉过头，好象才发觉我还站在他蹲着的渠坝下面。“没有了。”他说着，向前探出身子，把他还剩下半截的自卷烟递给我。“你回吧。”

    “你回吧”，是叫我回劳改队的号子里去，而不是回到别的什么地方。这点我知道。

    我捏着他的自卷烟，掐掉他衔湿的尾巴。但我一掐，整支烟卷都散了。妈的，他卷烟的技术还不如我。不过现在无所谓了，我自己有纸烟。劳改队每月发几个零花钱，也有烟卖，和一九六○年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掏出从医务所旁边的垃圾堆上拾来的一个铝制针盒，把他的烟叶仔细地倒进去，又从这个颇象银质烟盒的针盒里取出一支完整的香烟，点着了火：“回！”

    他长长的沉默所透给我的信息，我以为比他跟我说了什么还要多，外面的混乱，历史的急遽变化，大概连他也说不明白了。他不说，证明乱得他没法儿说了；他不说，证明变化得他目瞪口呆了。这没什么，我可以想象。劳改犯人个个是黑格尔主义者；能从“无”生出“有”来，世界上根本没有空无一物的空间和时间，在那看起来是空白的地方，实际上充满着最活跃的希望。

    他的这个安排，使我看见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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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其实，从各组抽调来的十二个犯人并不象王队长说的那么难管。王队长说“难管”，是从劳改干部的角度上来看的，是把我还当做与那十二个人不同的人。自监狱制度发明以来，最英明的一项措施莫过于用犯人来管犯人。一种民主的平等的气氛，很快就会调动起被管的犯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尤其，我们这个田管组住在远离号子七八里的大面积稻田中间，土坯房盖在斗渠旁边一个地势较高的土丘上；公社的生产队与我们隔渠相望。这里没有岗楼，没有电网，没有扛枪的“班长”。我们又听见了鸡啼狗吠；我们渠这边沙枣花盛开之际，生产队的蜜蜂嗡嗡地成群飞来，似乎已经抹掉了横在人与人之间的森严壁垒。有家的犯人仿佛又回到了家，无家的犯人也获得了些许的自由感。更何况，抽调来的自由犯，全都是短刑期的或刑期即将结束的犯人，在这样的年代里，有这样一处美好的田园，又何必逃跑呢？

    水稻生芽的时节，渠坝上满树的沙枣花开始凋谢。点点金黄色的小花落到水里，有的顺水流去，有的被垂在水面的柳枝留住。依附在柳枝上的沙枣花又吸引来无数的沙枣花和柳絮，在渠水上织成金色的和银色的花絮的涟漪。我们在稻田里劳动了一天回来，就蹲在这渠边吃晚饭。而在渠坝那边的柳树下，却坐着。站着一排排农民的娃娃，呆呆地盯着我们这些穿黑衣裳的人，仿佛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奇异。黑色的衣服和教士的长袍一样，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他们干了什么事？是什么命运驱使他们集中到这里来……幼小的心灵从此潜入了对世界、对未来的恐惧。

    如果大队在警卫的押送下，排着队从渠坝上走来，到稻田地里去干活，来看的农民就更多了。甚至还有从远地来庄子上串亲戚的老乡，也要把“看劳改犯”当作精彩的节目。

    “哟！看那个……还戴着眼镜哩！”

    “咦！那个，那个……模样还长得挺俊哩！”

    “咋样？给你当个女婿……”

    “你死去，我撕烂你的X嘴！”

    说这样话的当然是女人。很快，她们自己一伙里就打闹开了，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剧场，观众席上同样演着热闹的戏。久而久之，如果我们出工收工没有老乡，特别是穿花褂的姑娘媳妇站在渠那边看，我们反而会感到寂寞，年轻的小伙子在队列里走着也是无精打采的，即使今天干的活并不重。要是来看的人多，绝大部分劳改犯人都会抖擞起精神来，王队长没有下命令唱歌（唱歌也是在命令之下），也要唱。

    在所有的“革命歌曲”里，我们最爱唱这两支歌：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还有：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 唱到“种子”这个词，年轻的劳改犯就会向站在渠那边的姑娘媳妇挤眉弄眼。王队长对犯人唱什么歌是不管的，只要唱得整齐，唱得响亮，他便会骂一句“婊子儿”，表示赞赏。直到后来警卫人员通过警卫部队的渠道向劳改当局提出了意见，劳改当局才下达规定：在这个非常的革命时期，劳改犯人只许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了。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也被“砸烂”，这些机关一律实行了军事管制，“高贵”的军代表却比“卑贱”的农民出身的劳改干部“聪明”——应该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语录”是这样教导的——直觉地感到所有的“语录歌”都具有方法论的性质，不论哪个阶级哪个派别全能利用，全会从中受到启发。比如，你所指的“反动的东西”，在他那里偏偏另有所指，你怎么办？对这群心怀叵测的人，你怎么知道他们心里指的是谁？于是，干脆命令劳改犯人一律不许唱“语录歌”。但除了“语录歌”之外这时又没有别的歌可唱，这样，在一次劳改队春节联欢上由犯人自编自演的“宁夏道情”，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流行歌曲。 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呀！

    晚上回来，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在我们田管组，“一大瓢”是由我们派回去的值日犯人挑来的。我们有两个大铝桶，不管是什么饭，值日犯人每顿都能挑回满满的两大桶来。在外面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多劳多得”，在劳改队里始终奉行不渝。这时，黄瓜成熟了，西红柿开始泛红。路过菜地，挑饭的值日还要捞来许多刚下架的新鲜蔬菜。经管菜地的也是自由犯，而所有的自由犯全属于一个阶层，都互通声气，互通有无。我们能比“班长”们和劳改干部及其家属更早地吃上西红柿和黄瓜。自由的相对性，在这里体现无遗：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比别人稍稍自由一点，你就能得到较多的利益；而利益的多少，恰恰和当时当地不自由的程度成反比，在最不自由的地方你得到一点自由，所获得的利益却最大。

    两大瓢——不是“一大瓢”——下了肚，又大嚼了一堆西红柿黄瓜，我们全被撑得不能动了。我们仰面躺在渠坝的坡上，头枕着自己的胳膊。大队收工回去了，周围陡然异常地静谧。乌鸦在老柳树上拉屎，稀粪穿过枝叶掉在积满黄土的渠坝上，砸出“扑、扑”的声音。太阳落在群山之巅，灌满了水的大面积稻田，蓦地变得清凉起来。青蛙和癞蛤蟆先是试探性的，此起彼伏地叫那么两三声。声调悠长而懒散，仿佛是它们刚醒过来打的哈欠似的。接着，它们便鼓噪开了，整个田野猝然响成一片：“咯咯咕”！“咯咯咕”！欢快而又愤怒。它们要把世界从人的手中夺回来，并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同时，习习的晚风从一眼望不到头的稻田那边吹拂过来，并且送来无数跳跃的、闪烁不定的点点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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