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类型的外伤？”麦戈文问。

　　“穿刺伤痕。喉咙曾遭刺伤或割伤，颅骨底部、肺部和颈部都没发现明显挫伤或骨折。舌骨无损，大角和骨体并合，表明她也许已二十多岁，而且并非勒毙或绳索缢亡。”

　　我继续进行口录，“下颌以下的皮肤和表层肌肉已被烤干，”我对着夹在领口的麦克风说，“气管末梢、主气管、左右支气管和小支气管的血液有热凝结现象。食道有出血迹象。”

　　我划出Y形切口，揭开脱水严重、被烧毁的腹腔，接下来的验尸过程和平时并无不同。器官虽已烤焦，但尚可识别，生殖器官显示死者为女性。胃部有出血现象，胃袋空而紧缩，表示她基本没有进食。除此之外，我没发现任何旧伤新痕。

　　身高无法确定，但可参考洛德葛雷塞回归公式表，从股骨长度推算出受害者的身高。我到附近的办公桌旁坐下，在贝兹人体骨体表中找到了美国白种女性一栏。以五十点二厘米即大约二十英寸的股骨推算出她的身高约为五英尺十英寸。

　　体重的推断更加困难，因为没有图表或科学公式可供参考。实际工作中，我们常用死者的衣物尺寸来推测其体重。本案的受害者穿八号牛仔裤。根据手头的资料，体重在一百二十磅到一百三十磅之间。

　　“换句话说，”我对麦戈文说，“她又髙又瘦，有一头金色长发，外表或许很性感，喜欢马，在斯帕克斯农场大火发生前就已死亡。她的上颈部在生前曾经受伤，左鬓一带也遭到刺伤。”我指点着，“至于为何受伤，原因不明。”

　　我站起身，开始整理文件资料，麦戈文在一旁看着我，若有所思。

　　她摘下头套和口罩，脱掉实验袍。

　　“如果她吸毒，你能看出来吗？”她问。电话铃忽然响起。

　　“毒物测试可以告诉我们她是否吸毒，”我说，“她的肺部也可能会有滑石粉之类的切削剂等异物形成的结晶或肉芽肿瘤，以及用来过滤杂质的棉布纤维。可惜的是，可能发现注射针孔的部位几乎已被烧尽。”

　　“脑部昵？经常吸毒是否会导致明显的脑部损伤？例如她是否已呈现某种精神困扰甚至精神错乱？因为斯帕克斯说她似乎有些精神异常，”麦戈文接着说，“也许她有情绪低落或抑郁症等问题？这些看得出来吗？”

　　此时头盖骨已经打开，被烈火烧炙、橡皮似的大脑切片放置在切割板上。

　　“首先，由于大脑已经烧毁，无法观察死后现象，但即便完好无损，试图以脑组织形态推断某种特殊精神症状，在犬部分案件中只有理论上的操作可能。例如脑回扩张萎缩造成的灰质减少，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参考依据；如果我们知道她健康时的脑重，也许可以据此作出某些判断，：例如她的脑重比以前轻了一百克，很可能是罹患某种精神疾病所致。但除非她的脑部有显示某种精神疾病的明显损伤或者旧有伤痕，否则我只能回答，不行，我无法判断。”我回答。

　　麦戈文沉默了，我这种严峻而不算友善的态度显然令她有些茫然。我很清楚自己待她确实有些苛刻，但无力改变。我回头寻找查尔斯·拉芬，发现他正在一号水槽处拿针线缝合受害者身上的Y形切口，便打手势要他过来。他距三十岁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过去主要在手术室和殡仪馆接受训练。

　　“查克，完成工作后把她送回冷冻室。”我对他说。

　　“好的，医生。”他回到水槽边继续手头的工作。

　　我拉掉手套，同口罩一起丢进验尸间随处可见的红色生物废弃物处理桶里。

　　“去我办公室喝杯咖啡吧，”我对麦戈文说，试图表现出文明人应有的礼貌，“顺便继续讨论这个案子。”

　　我们进了更衣室，用消毒皂清洁身体后换好衣服。我有些问题想要问她，事实上我对她相当好奇。

　　“回到刚才关于毒物引起精神错乱的话题，”穿过走廊时麦戈文说，“吸毒者往往会有自虐行为，对吗？”

　　“有些是这样。”

　　“他们经常死于意外或者自杀。再回到之前的问题，”她说，“这会不会就是发生在她身上的行为？也许她在精神失常的状况下企图自杀？”

　　“我只知道她的伤口是在生前造成的。”我再度指出。

　　“如果她当时神志不清，很有可能自虐，”麦戈文说，“我们见过太多精神病患自残的案例了。”

　　她说的是事实。我处理过许多割喉、刺胸、残肢、对性器官开枪、走进河里溺毙等自杀自残案，跳楼则更不必多说。人们伤害自我的方式层出不穷，每每在我自以为见多识广之时，新的可怖招数又不断使出。

　　打开办公室门锁时电话正响个不停，我及时拿起话筒。

　　“我是斯卡佩塔。”

　　“部分结果出来了，”毒物检测师蒂姆·库柏说，“酒精、甲醇、异丙醇、丙酮的测试值都为零，一氧化碳含量低于百分之七。我会继续测试其他项目。”

　　“谢谢，你帮了我们大忙。”我说。

　　我挂断电话，望着麦戈文，将库柏所说结果转述给她。

　　“火灾发生前她就死了，”我说，“死于颈部严重穿刺以致吸入血液进而导致失血和窒息。按理说，我该等进一步调查后再确认死因，可我认为这起案子必须以凶杀案来看待。目前最要紧的是确认死者身份，在这方面我会全力协助。”

　　“可能是这个女人动手放火烧了农场，但在火焰上身前割了自己的喉咙吗？”麦戈文说，语气微愠。

　　我没搭腔，站在一旁的桌边给咖啡机添加咖啡粉。

　　“你不觉得谋杀太过沉重吗？”她又说。

　　我注入矿泉水，摁下开关。

　　“凯，没人乐意接受凶杀案的说法，”她说，“想想肯尼斯·斯帕克斯的名气和可能由此掀起的波澜。希望你明白，你是在以卵击石。”

　　“烟酒枪械管制局也畏惧他吗？”我说着在自己散乱堆放着大叠公文的办公桌前坐下，和她面对面。

　　“听着，我不在乎他是谁，”麦戈文说，“只想尽力做好分内工作。至于政治游戏，不该是我在这里讨论的。”

　　而此刻占据我头脑的不是斯帕克斯或媒体，这起案件中令我困惑的疑点有如无底深渊般深不可测。

　　“你的属下会在火灾现场待多久？”我问她。

　　“再待一天，最多两天，”她说，“斯帕克斯已经把他屋里的物品清单交给我们和保险公司了，单那些古董家具、旧原木地板和壁板提供的可燃物数量就相当惊人。”

　　“主浴室呢？”我问，“假设那里是起火点的话。”

　　她犹豫片刻，“很显然，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没错。假设没有使用助燃剂，至少我们没发现有石油蒸馏油之类，那火灾到底是怎么引燃的？”

　　“一群人想破了头，”她挫败地说，“包括我。正当我试图推测那间浴室发生闪燃（注：Flashover，火场因高温达到多数材料的引燃点而产生瞬间爆发现象。）需要多少燃料时，发现那里根本没有燃料可用。根据斯帕克斯的说法，那里只有脚踏垫和一些毛巾，柜子和盟洗配件都是定制的雾面钢材质。淋浴间有一扇玻璃门，窗户装有薄纱窗帘。”咖啡机嘟嘟作响，她停下来，接着又继续说，“我们是如何计算的呢？一间宽十英寸长十五英寸的房间大概需要五六百千瓦的能量，当然，还得考虑许多其他变量，例如当时门口气流的强弱……”

　　“其他房间呢？你刚才说可燃物数量很大，是吗？”

　　“我们只在乎一个房间，凯，就是起火点所在的那个房间。若不是起火点，所谓可燃物数量的多少根本没有意义。”

　　“原来如此。”

　　“浴室的天花板被烧出一个大洞，我知道这火焰蹿了多高，这样快速的燃烧需要多少千瓦的能量，一块脚踏垫、几条毛巾和一个薄纱窗帘绝不可能引起这样一场大火。”

　　我知道她的精确推算只是纯粹的数学，对她所说也无丝毫怀疑，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的疑问依然没有得到解答。我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是一桩谋杀案，而且当房子起火时，受害者的尸体已经躺在那间以大理石地板、大镜子和钢制配件等非可燃物装潢的主浴室里了。

　　“那扇打开的天窗呢？”我问麦戈文，“符合你的理论吗？”

　　“或许。因为我说过，火焰一定蹿得很高，足以让玻璃天窗碎裂，使热气像冲出烟囱那样从这个开口冲出。每一场火都有独特的个性，但有些仍有规律可循，由于物理定律。”

　　“我了解。”

　　“火灾有四个阶段，”她继续说，仿佛我对此一无所知，“第一阶段是烟流，即起火时升起的热气、火焰和烟雾混合体。假设这起案件中的引燃物是浴室的脚踏垫，便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热气升得越高，温度就降得越低，浓度也便越大。这些气体和其他燃烧生成的副产品混合后产生的热气开始沉降，如此循环往复，整个空间布满烟雾。接下来，热烟层会逐渐下沉，直到找到一个通风口——就这个案子来说，也许就是浴室门。烟雾层冲出通风口，新鲜空气随之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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