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竟然要你从希尔顿海德岛赶回来？”

　　“鲍尔斯法官。”

　　“哦，”费尔丁嫌恶地说，“这是第几次了？我觉得他故意把开庭的日子排在你休息的时候，存心气你。还有别的吗？你专程赶回来就为了他的案子？”

　　“随时打我的传呼机。”我说。

　　“你可以猜猜我接下来要干什么。”他指着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公文，“我进度严重落后了，需要一面镜子照照自己有多窘迫。”他自嘲地说。

　　“难为你了。”我说。

　　二

　　约翰·马歇尔法院距我们的新办公楼很近，步行只需十分钟。我想这样的运动对我有益。这天早晨天气晴朗，空气清冽。我肩上背着皮包、手臂下夹着多层档案夹沿莱伊街人行道前行，在第九街南转经过警察局。

　　我即将为一起毒贩斗殴致死的普通案件出庭作证。在三楼意外地看见法庭门口聚集着十几名记者时，我还以为罗丝排错了日程，因为我从未遇到过记者在法庭等候我的情形。

　　一见到我他们便立刻冲了过来，摄像机和麦克风一拥而上，镁光灯随之亮起。我先是错愕，继而万分恼火。

　　“斯卡佩塔医生，你如何回复嘉莉·格雷滕的信？”第六频道的一名记者问。

　　“不予置评。”我边说边焦急地四处张望，寻找召唤我来为这起案件作证的州检察官。

　　“对于她指称的共谋论点呢？”

　　“你和你联邦调査局的男友共谋？”

　　“是本顿·韦斯利吗？”

　　“你的外甥女有什么反应？”

　　我从一个摄影记者身边走过，神经如电线走火般嘶嘶作响，心脏狂跳不止。我把自己关进狭小密封、没有窗户的证人室里，往木椅上一坐，感觉自己像只愚蠢的困兽，竟迟钝得对嘉莉给媒体写信后极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没有丝毫预料。我打开档案夹，开始温习大叠报告书和图表，在脑中勾勒枪弹射入点和射出点，以及致命的关键。我在这个密闭空间里待了近半小时，直到州检察官终于找到我。简短讨论了几分钟后，我坐上证人席。

　　要是没有这次作证，刚才走廓里的一幕便不会发生。不久我抛开了自我，完全融入到这粧单纯的暴力案件里。

　　“斯卡佩塔医生，”多年来一直与我对立的辩护律师威尔·拉姆金开口了，“你在这个法庭里作过多少次证人了？”

　　“抗议。”检察官说。

　　“抗议无效。”鲍尔斯法官说。他一向支持我。

　　“我没有详细统计过次数。”我回答。

　　“可以给出个大概数字吧？十几次？超过一百次？一百万次？”

　　“超过一百次。”我说，感到他杀气腾腾。

　　“你在陪审团和法官面前说的都是事实吗？”拉姆金缓缓踱步，红润的脸上写满虔诚，双手背在身后。

　　“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回答。

　　“你并不认为和调査局探员上床是不当行为，对吧，斯卡佩塔医生？”

　　“抗议！”检察官站了起来。

　　“抗议成立，”法官咄咄瞪视着拉姆金说，“请说重点，拉姆金先生。”

　　“法官大人，我想说的重点是利益冲突。众所周知，斯卡佩塔医生和至少一名共事的执法人员有亲密关系，而且运用对执法机关——包括联邦调査局和烟酒枪械管制局——的影响力庇护她的外甥女。”

　　“抗议！”

　　“抗议无效。请说重点，拉姆金先生。”法官拿起水杯猛灌几口。

　　“谢谢法官大人，”拉姆金顺从地说，“我想阐明的是一套老掉牙的权力滥用模式。”

　　陪审席上的四名白人和八名黑人端坐着，来回望着拉姆金和我，像在观赏网球比赛。有几个人皱着眉头，一人在剔指甲，还有一个似乎快睡着了。

　　“斯卡佩塔医生，难道你没有试图操控局面以符合你自身利益需求？”

　　“抗议！企图扰乱证人！”

　　“驳回，”法官说，“斯卡佩塔医生，请回答问题。”

　　“没有，我绝没有这么做。”我注视着陪审团，平静地说。

　　拉姆金从他那位十九岁的被告客户面前的桌子上拿起一张纸，“今天的报道，”拉姆金快速念道，“多年来你一直在操控执法机关……”

　　“法官大人！抗议！这实在太不道德了！”

　　“驳回。”法官冷冷地说。

　　“这里白纸黑字写明你和调査局共谋，企图将一个无辜的女人送上电椅！”拉姆金走向陪审团，站在他们面前抖动手中的报纸复印件。

　　“天啊，法官大人！”检察官大喊，他的套装上衣被汗水浸透了。

　　“拉姆金先生，现在开始进行交叉询问。”鲍尔斯法官对身材圆胖、脖子粗短的拉姆金说。

　　我匆匆陈述了关于射击距离、弹道，及十毫米子弹击中哪个重要器官以致受害者丧命等证词，然后快步走下法庭台阶，低头离去，几乎记不起自己说了些什么。两个黏人的记者追着我走了半条街，最后发现去问石头可能更有效，终于转头离去。我在证人席上所受的不公和刁难无需赘言。嘉莉动动指头，我已遍体鳞伤，我知道，好戏还在后头。

　　我回到办公大楼，打开后门，从耀眼的阳光下走进阴凉的车库，一时间难以适应。我打开通往办公室的门，在走廊里遇见了费尔丁，不禁松了口气。他穿着干净的工作服，我想大概又有新案子被送进来。

　　“一切都还好吧？”我问，边把太阳镜塞进口袋。

　　“波瓦坦送来一个自杀案案主。十五岁女孩拿枪轰掉了自己的脑袋，因为她父亲不准她和小男友约会。你的脸色不太好呢，凯。”

　　“被鲨鱼围攻了。”

　　“唉，这些该死的律师。这次是哪一个？”

　　“拉姆金。”

　　“啊！这只食人鲸！”费尔丁拍拍我的肩膀，“没事的，真的，相信我，你会突出重围，熬过去的。”

　　“我知道，”我笑着对他说，“我在分解室里，有事找我。”

　　孤独冗长的骨头处理工作非常适时，因为我不希望同事们察觉自己此刻的恐惧和失意。我打开灯，关上房门，穿上手术袍，戴上双层乳胶手套，然后打开电炉开关，掀开锅盖。昨晚，这些骨头在我离开后继续分解。我拿木勺轻轻揽动，又在工作台上铺了张塑料布。头骨在验尸阶段被锯开了，我小心翼翼地从油腻的温水里捞起颅顶骨和带着牙齿的颜面骨，摊在塑料布上沥干。

　　相较于塑料刮刀，我更喜欢用木制刮刀刮除骨头上的肌肉组织。至于金属制品则根本不予考虑，因为它可能造成损伤，影响伤口的判定。我谨慎地进行剔除工作，同时让其他骨头留在沸水里烧煮。清洗冲刷的步骤持续了两小时，我的手腕和指头开始隐隐作痛。我没吃午餐，因为压根没有想起。将近两点，我在头骨的太阳穴下方，也就是之前发现有出血现象的部位发现一处凹痕。我目瞪口呆，难以置信。

　　我把手术灯挪近些，照亮整个工作台面。伤痕呈直线状，长度不超过一英寸，极浅，很容易被人忽略。我只在十九世纪被剥除头皮的人们的颅骨上见过类似伤痕，只是那些标本的裂痕和切口大都不在太阳穴的位置。但这并不重要。

　　剥头皮毕竟和精准的手术不同，任何状况都可能发生。尽管我无法确定这名沃伦顿的受害者头皮被人剥除，但也无法排除其可能性。因为我最初发现时，她的头部已非完整无缺。作为战利品的头皮通常是整片剥除的，因此，很可能会连头发一并割除。

　　我垫着毛巾拿起电话，因为此时的双手不适合碰触任何干净的物品。我呼叫马里诺，一边等他回电话，一边继续刮除工作。没有发现其他伤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部分完好无损，因为二十二片头骨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被烧焦了。我的大脑飞速运转，思索着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十分钟后，我拉掉手套丢进垃圾桶，从皮包里找出一本通讯簿。这时，马里诺来了电话。

　　“你跑到哪里去了？”我说，压力让我怨气满腹。

　　“在利柏瓦兰斯餐厅吃饭。”

　　“谢谢你这么快就回我电话。”我生气地说。

　　“哟，医生，你的电波一定在哪里迷路了，我刚刚才收到呢。怎么了？”

　　我听见电话那端一片喧哗，人们正在饮酒作乐，享用高脂肪高热量但美味无比的食物。

　　“你打的是付费电话？”

　　“是啊，顺便提醒你，我已经下班了。”他咕咚吞咽着什么，我猜是啤酒。

　　“我明天必须去趟华盛顿，有新发现了。”

　　“唉，最怕听你这么说。”

　　“我发现了新证据。”

　　“你打算现在告诉我，还是要让我整晚失眠瞎猜？”

　　他又喝酒了，但现在不是数落他的时候。“说正经的，要是维西博士有空见我们，你会陪我一起去吗？”

　　“史密森尼博物馆那个玩骨头的？”

　　“我们一说完我就打给他。”

　　“明天我放假，应该可以安排出时间。”

　　我没说什么，只是盯着沸滚的锅，把炉火稍稍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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