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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竟然要你从希尔顿海德岛赶回来?”
“鲍尔斯法官。”
“哦,”费尔丁嫌恶地说,“这是第几次了?我觉得他故意把开庭的日子排在你休息的时候,存心气你。还有别的吗?你专程赶回来就为了他的案子?”
“随时打我的传呼机。”我说。
“你可以猜猜我接下来要干什么。”他指着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公文,“我进度严重落后了,需要一面镜子照照自己有多窘迫。”他自嘲地说。
“难为你了。”我说。
二
约翰·马歇尔法院距我们的新办公楼很近,步行只需十分钟。我想这样的运动对我有益。这天早晨天气晴朗,空气清冽。我肩上背着皮包、手臂下夹着多层档案夹沿莱伊街人行道前行,在第九街南转经过警察局。
我即将为一起毒贩斗殴致死的普通案件出庭作证。在三楼意外地看见法庭门口聚集着十几名记者时,我还以为罗丝排错了日程,因为我从未遇到过记者在法庭等候我的情形。
一见到我他们便立刻冲了过来,摄像机和麦克风一拥而上,镁光灯随之亮起。我先是错愕,继而万分恼火。
“斯卡佩塔医生,你如何回复嘉莉·格雷滕的信?”第六频道的一名记者问。
“不予置评。”我边说边焦急地四处张望,寻找召唤我来为这起案件作证的州检察官。
“对于她指称的共谋论点呢?”
“你和你联邦调査局的男友共谋?”
“是本顿·韦斯利吗?”
“你的外甥女有什么反应?”
我从一个摄影记者身边走过,神经如电线走火般嘶嘶作响,心脏狂跳不止。我把自己关进狭小密封、没有窗户的证人室里,往木椅上一坐,感觉自己像只愚蠢的困兽,竟迟钝得对嘉莉给媒体写信后极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没有丝毫预料。我打开档案夹,开始温习大叠报告书和图表,在脑中勾勒枪弹射入点和射出点,以及致命的关键。我在这个密闭空间里待了近半小时,直到州检察官终于找到我。简短讨论了几分钟后,我坐上证人席。
要是没有这次作证,刚才走廓里的一幕便不会发生。不久我抛开了自我,完全融入到这粧单纯的暴力案件里。
“斯卡佩塔医生,”多年来一直与我对立的辩护律师威尔·拉姆金开口了,“你在这个法庭里作过多少次证人了?”
“抗议。”检察官说。
“抗议无效。”鲍尔斯法官说。他一向支持我。
“我没有详细统计过次数。”我回答。
“可以给出个大概数字吧?十几次?超过一百次?一百万次?”
“超过一百次。”我说,感到他杀气腾腾。
“你在陪审团和法官面前说的都是事实吗?”拉姆金缓缓踱步,红润的脸上写满虔诚,双手背在身后。
“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回答。
“你并不认为和调査局探员上床是不当行为,对吧,斯卡佩塔医生?”
“抗议!”检察官站了起来。
“抗议成立,”法官咄咄瞪视着拉姆金说,“请说重点,拉姆金先生。”
“法官大人,我想说的重点是利益冲突。众所周知,斯卡佩塔医生和至少一名共事的执法人员有亲密关系,而且运用对执法机关——包括联邦调査局和烟酒枪械管制局——的影响力庇护她的外甥女。”
“抗议!”
“抗议无效。请说重点,拉姆金先生。”法官拿起水杯猛灌几口。
“谢谢法官大人,”拉姆金顺从地说,“我想阐明的是一套老掉牙的权力滥用模式。”
陪审席上的四名白人和八名黑人端坐着,来回望着拉姆金和我,像在观赏网球比赛。有几个人皱着眉头,一人在剔指甲,还有一个似乎快睡着了。
“斯卡佩塔医生,难道你没有试图操控局面以符合你自身利益需求?”
“抗议!企图扰乱证人!”
“驳回,”法官说,“斯卡佩塔医生,请回答问题。”
“没有,我绝没有这么做。”我注视着陪审团,平静地说。
拉姆金从他那位十九岁的被告客户面前的桌子上拿起一张纸,“今天的报道,”拉姆金快速念道,“多年来你一直在操控执法机关……”
“法官大人!抗议!这实在太不道德了!”
“驳回。”法官冷冷地说。
“这里白纸黑字写明你和调査局共谋,企图将一个无辜的女人送上电椅!”拉姆金走向陪审团,站在他们面前抖动手中的报纸复印件。
“天啊,法官大人!”检察官大喊,他的套装上衣被汗水浸透了。
“拉姆金先生,现在开始进行交叉询问。”鲍尔斯法官对身材圆胖、脖子粗短的拉姆金说。
我匆匆陈述了关于射击距离、弹道,及十毫米子弹击中哪个重要器官以致受害者丧命等证词,然后快步走下法庭台阶,低头离去,几乎记不起自己说了些什么。两个黏人的记者追着我走了半条街,最后发现去问石头可能更有效,终于转头离去。我在证人席上所受的不公和刁难无需赘言。嘉莉动动指头,我已遍体鳞伤,我知道,好戏还在后头。
我回到办公大楼,打开后门,从耀眼的阳光下走进阴凉的车库,一时间难以适应。我打开通往办公室的门,在走廊里遇见了费尔丁,不禁松了口气。他穿着干净的工作服,我想大概又有新案子被送进来。
“一切都还好吧?”我问,边把太阳镜塞进口袋。
“波瓦坦送来一个自杀案案主。十五岁女孩拿枪轰掉了自己的脑袋,因为她父亲不准她和小男友约会。你的脸色不太好呢,凯。”
“被鲨鱼围攻了。”
“唉,这些该死的律师。这次是哪一个?”
“拉姆金。”
“啊!这只食人鲸!”费尔丁拍拍我的肩膀,“没事的,真的,相信我,你会突出重围,熬过去的。”
“我知道,”我笑着对他说,“我在分解室里,有事找我。”
孤独冗长的骨头处理工作非常适时,因为我不希望同事们察觉自己此刻的恐惧和失意。我打开灯,关上房门,穿上手术袍,戴上双层乳胶手套,然后打开电炉开关,掀开锅盖。昨晚,这些骨头在我离开后继续分解。我拿木勺轻轻揽动,又在工作台上铺了张塑料布。头骨在验尸阶段被锯开了,我小心翼翼地从油腻的温水里捞起颅顶骨和带着牙齿的颜面骨,摊在塑料布上沥干。
相较于塑料刮刀,我更喜欢用木制刮刀刮除骨头上的肌肉组织。至于金属制品则根本不予考虑,因为它可能造成损伤,影响伤口的判定。我谨慎地进行剔除工作,同时让其他骨头留在沸水里烧煮。清洗冲刷的步骤持续了两小时,我的手腕和指头开始隐隐作痛。我没吃午餐,因为压根没有想起。将近两点,我在头骨的太阳穴下方,也就是之前发现有出血现象的部位发现一处凹痕。我目瞪口呆,难以置信。
我把手术灯挪近些,照亮整个工作台面。伤痕呈直线状,长度不超过一英寸,极浅,很容易被人忽略。我只在十九世纪被剥除头皮的人们的颅骨上见过类似伤痕,只是那些标本的裂痕和切口大都不在太阳穴的位置。但这并不重要。
剥头皮毕竟和精准的手术不同,任何状况都可能发生。尽管我无法确定这名沃伦顿的受害者头皮被人剥除,但也无法排除其可能性。因为我最初发现时,她的头部已非完整无缺。作为战利品的头皮通常是整片剥除的,因此,很可能会连头发一并割除。
我垫着毛巾拿起电话,因为此时的双手不适合碰触任何干净的物品。我呼叫马里诺,一边等他回电话,一边继续刮除工作。没有发现其他伤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部分完好无损,因为二十二片头骨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被烧焦了。我的大脑飞速运转,思索着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十分钟后,我拉掉手套丢进垃圾桶,从皮包里找出一本通讯簿。这时,马里诺来了电话。
“你跑到哪里去了?”我说,压力让我怨气满腹。
“在利柏瓦兰斯餐厅吃饭。”
“谢谢你这么快就回我电话。”我生气地说。
“哟,医生,你的电波一定在哪里迷路了,我刚刚才收到呢。怎么了?”
我听见电话那端一片喧哗,人们正在饮酒作乐,享用高脂肪高热量但美味无比的食物。
“你打的是付费电话?”
“是啊,顺便提醒你,我已经下班了。”他咕咚吞咽着什么,我猜是啤酒。
“我明天必须去趟华盛顿,有新发现了。”
“唉,最怕听你这么说。”
“我发现了新证据。”
“你打算现在告诉我,还是要让我整晚失眠瞎猜?”
他又喝酒了,但现在不是数落他的时候。“说正经的,要是维西博士有空见我们,你会陪我一起去吗?”
“史密森尼博物馆那个玩骨头的?”
“我们一说完我就打给他。”
“明天我放假,应该可以安排出时间。”
我没说什么,只是盯着沸滚的锅,把炉火稍稍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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