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这样吧。”马里诺又吞下一口啤酒。

　　“在我家见面，”我说，“九点钟。”

　　“我会准时报到。”

　　接着我拨了维西家的电话，铃声只响一声他就接听了。

　　“感谢老天！”我说，“亚历克斯？我是凯·斯卡佩塔。”

　　“哦！你好啊。”。

　　他时常因沉迷于对大众心智活动的研究而显得心不在焉。维西博士是全球最杰出的法庭人类学家之一，曾经给予我不少协助。

　　“如果你明天待在城里就再好不过了。”我说。

　　“还是跟以前一样，我在铁道那里工作。”

　　“我在一个头骨上发现一处裂伤，需要你的帮助。你知道沃伦顿大火案吗？”

　　“没有活人不知道吧。”

　　“很好，这么说你应该相当了解。”

　　“我十点钟才会到那里，那附近没地方停车，”他说，“几天前有人送来一颗卡了铝箔纸的猪牙齿，”他恍恍惚惚地谈论着手上的工作，“埋在某人的后院，大概是烤猪吧。密西西比法医还以为是命案，有谁嘴里挨了一枪。”

　　他忽然一阵猛咳，用力清着喉咙，我听见他在喝东西。

　　“还经常有人送熊掌来，”他继续说，“有些验尸官以为那是人的手掌。”

　　“我知道，亚历克斯，”我说，“一切还是老样子。”

　　第08章

　　一

　　差一刻九点时，马里诺就开车到了我家，因为他想喝杯咖啡再吃点早餐。今天他本该休假，因此穿着相当随意，牛仔裤、里士满警察局T恤和旧牛仔靴。逐年稀疏的头发向后梳拢，整齐油亮，就像正要带女友到比利鲍伯牛排馆打牙祭的凸肚子老单身汉。

　　“我们要去牛仔竞技场吗？”我开门让他进来。

　　“你一直在挑剔我，我很生气。”

　　他说着瞪了我一眼，可我毫不在意，因为他并不当真。

　　“就像露西常说的，你看起来真的很酷。我有咖啡和燕麦片。”

　　“要我说多少次你才记得住？我不吃鸟饲料。”他嘟囔着跟我走过客厅。

　　“可我从来不做又油又甜的面包。”

　　“要是你肯做，也不会找不到人约会了。”

　　“这我倒是没想过。”

　　“博物馆那个家伙告诉你在哪里停车了吗？华盛顿特区没地方停车的。”

　　“整个地区都没地方停吗？总统真该想想办法。”

　　我们走进厨房，金黄的阳光正洒满窗口，透过南边的树丛看得到波光粼粼的河面。昨晚我睡得安稳多了，说不清为什么，也许只是大脑负荷过重而麻木了。一夜无梦，真是万幸。

　　“我还留了几张上次克林顿进城发的VIP停车证，”马里诺边倒咖啡边说，“市长办公室给的。”

　　他也为我倒了一杯，像在吧台上推啤酒杯那样，把马克杯推到我面前。

　　“我猜想，你那辆奔驰的派头也许会使那里的警察以为我们有外交豁免权之类的。”他说。

　　“我想你也知道那里的情形，所有车子都装了轮锁。”

　　我切了块罂粟籽百吉饼，然后打开冰箱巡视存粮。

　　“这里有瑞士奶酪、佛蒙特切德奶酪和熏火腿。”我拉开另一个塑料保鲜盒，“还有帕尔马奶酪——这不太适合你。抱歉，没有别的。不过我有蜂蜜，你要来点吗？”

　　“有甜洋葱吗？”他从我背后瞄着冰箱说。

　　“有。”

　　“瑞士奶酪、熏火腿，再加一片甜洋葱，正好是医生给的减肥菜单，”马里诺开心地说，“这才叫早餐呢。”

　　“不准加奶油，”我对他说，“我不得不狠心点，免得在你心脏病发作时不那么愧疚。”

　　“芥末酱就好。”他说。

　　我在面色上抹上黄色芥末酱，再加上熏火腿和洋葱片，最后盖上奶酪。在烤箱里加热完毕，我已完全被勾起了食欲，于是将燕麦片倒回罐子，为自己做了一份相同的早餐。我们坐在餐桌边啜饮着哥伦比亚咖啡，吃着三明治，一边看着阳光将庭院里的花朵染上鲜艳明媚的色调，天空逐渐转成湛蓝。九点半，我们开车驶上九五号州际公路，直到匡提科交通都略有阻塞。

　　开车进入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和海军陆战队基地入口处时，我脑中忽然闪过那段早已远去的日子，我和本顿的初识，在露西加入调查局时的矛盾——毕竟这个执法机构依然是胡佛时代那个追求政治正确性的纯男性俱乐部，只不过现在的偏见和权力交易不再那么明目张胆，而如黑夜中行军的军队，暗中千方百计沽名钓誉、攫取权力，巩固自己作为联邦警力机构的权威。

　　这一认识让我备感挫折，同时学会了缄默，因为我不想伤害那些勤勤恳恳、将全身心投入这份崇高使命中的探员。我感觉马里诺正一边向窗外弹着烟灰一边盯着我。

　　“你知道吗，医生，”他说，“也许你该辞职了。”

　　他是指我担任许久的联邦调查局法医病理顾问一职。

　　“我知道最近他们找了其他法医，”他继续说，“有些案子直接找他们协助，而不是你。面对现实吧，你已经一年多没来学院了，这不是没有原因。他们处置了露西，也不想和你打交道了。”

　　“我不能辞职，”我说，“因为我并不是为他们工作，马里诺，我是为那些需要调查局协助办案的警察工作的，无论如何我不能主动辞职。事情总会有转机的，调査局局长和司法部部长一个个来了又走，也许哪天情况就会好转。况且，你也是他们的顾问，不是也被冷落很久了吗？”

　　“好吧，同病相怜。”

　　他把烟蒂抛到窗外，烟屑被飞驰的车子甩得很远。

　　“烂透了，对吧？来这里跟那些头头坐在会议厅里喝啤酒。老实说，我恨透了这一切。谁嫌弃警察，警察也不会对他们客气。一开始，我那些老伙计、孩子、父母都很高兴见到我，每天我都会骄傲地穿上制服，把皮鞋擦得锃亮。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现在连向人说早安都没人理睬，这可真是自讨苦吃。我卖了二十六年命，才被提到了队长的位置，还得负责训练调查局的这群菜鸟。”

　　“那很可能是你最能发挥专长的位置。”我提醒他。

　　“算是吧，但因为这个我就该一辈子被困在那里吗？”

　　他凝视着窗外一掠而过的绿色高速公路告示牌。

　　“他们想让我坐冷板凳，巴望着我早点退休或死掉。我得告诉你，医生，我也时常考虑退休这件事。驾着船出海钓鱼，开着旅行车上路直奔西部去看看大峡谷、约塞米蒂、塔霍湖……可一回到现实，我又不知该怎么办了，可能我会在这位子上发着牢骚做到死。”

　　“这事还遥远得很，”我说，“如果你哪天退休了，马里诺，你可以担任本顿那样的工作。”

　　“不是我故作谦虚，我实在不是当专家的料，”他说，“联邦司法协会和IBM才不会雇用我这种粗人，这跟我肚子里有多少存货无关。”

　　我没有反驳或多说什么，他的话大致不错。本顿外表英俊，举止优雅，每次露面总能引来众人敬重的目光，这是他和彼得·马里诺之间仅有的差别。至于正直、慈悲，以及在各自领域的专业水平，他们别无二致。

　　“我们先上三九五号公路，再转宪法大道，”我关注着交通信号灯，对在车尾催促和疾速超车的车辆不加理会，因为即使以最高速限驾驶在他们眼里也依然不够快，“我可不想开得太快，结果被堵在缅因大街上动弹不得。以前我就遇到过这种事。”我打开右转信号灯，“那是某个周五晚上，我来看望露西。”

　　“被拖车拖走是个不错的方法。”马里诺说。

　　“差不多吧。”

　　“真的吗？”他转头看着我说，“你干什么坏事了？”

　　“我的车被困在中间，我不得不硬冲出去。”

　　“结果撞了人？”

　　“差一点。”

　　“你会开车逃走吗，医生？我是说，如果你真的撞了人？”

　　“就算想逃，那人的同伙也饶不了我，我用你的靴子打赌。”

　　“老实说，”他低头望着双脚说，“这双鞋根本不值钱。”

　　十五分钟后，车子驶上宪法大道，行经内政部大厦和高踞在国会草坪中央的华盛顿纪念碑，纪念碑四周排着许多庆祝非洲艺术节的帐篷，小贩们站在小货车车尾贩卖东海岸的螃蟹和T恤，摊贩间的草坪上不甚悦目地堆积着昨天的垃圾。救护车不时尖啸而过。远处的史密森尼博物馆像条蜷曲着的暗红色的巨龙。我们绕这一带转了好多圈，照旧找不到停车位。街道若非单行道，就是忽然被某个街区截断或者安放了路障，对那些可怜的上班族而言，就算你撞上了公交车的屁股，他们也不会退让一丝一毫。

　　“这样吧，”我把车子转入弗吉尼亚大道，“我们把车停到水门大厦前，然后改搭出租车。”

　　“谁会愿意住在这种鬼地方？”马里诺抱怨道。

　　“多得很呢。”

　　“欢迎来到美国，”他继续说，“一个一团糟的国家。”

　　水门大厦的泊车服务生彬彬有礼、训练有素，我把车交给他并询问去哪里搭出租车时，他丝毫不觉得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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