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贵的器官样本装在置有泡沬塑料的硬纸盒里，就放在后车座上，接近中午时，马里诺和我在十二街和宪法大道的交叉路口下了出租车，登上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拥挤的台阶。自俄克拉荷马联邦大厦爆炸案发生以来这里就变得警备森严，保安告诉我们，维西博士会亲自前来领我们进入。

　　在楼下等待时，我们观看了一个名为“海底宝石”的展览以打发时间，一边欣赏着大西洋海菊蛤、太平洋狮爪海扇蛤，装在玻璃罐里的海鳗、鱼、螃蟹、树蜗牛以及从堪萨斯白垩纪河床挖掘出来的沧龙海蜥蜴，一边接受旁边墙上的鸭嘴龙头骨的俯视。马里诺正觉无趣时，锃亮的黄铜电梯门打开，亚历克斯·维西博士走了出来。与我们上次见面时相比，他几乎完全未变，依然体态轻巧，一头白发，天才人物特有的炯炯有神的双目永远在某处游移，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粗框眼镜，只是皮肤略被晒黑，似乎也多了几条皱纹。

　　“你看起来精力充沛。”握手致意时，我对他说。

　　“我刚度假回来，在查尔斯顿。相信你也去过了？”他说着与我们献电梯。

　　“是的，”我说，“我和那里的首席法医很熟。你还记得马里诺队长吧？”

　　“当然。”

　　电梯升到展览大厅中央那只非洲丛林象上方三层楼的高度，隐约听得到孩子们烟雾般丝丝缕缕的声音。这座博物馆很像一间巨大的大理石仓库，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的绿木抽屉里储存着大约三万具人类的骨骼标本。这批珍稀的收藏向来用作人类学，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研究，但近年来这些美洲土着居民们执意索回自己祖先的骸骨，且已完成了相关立法，此间维西也在国会山庄吃尽了苦头。他毕生的研究对象即将离开此地，重返不再蛮荒的大西部。

　　“我们成立了遣送小组，负责给各类团体提供资料，”通过一条昏暗逼仄的走廊时他说，“他们会获知我们有哪些藏品，并自行决定该如何处置。也许几年后，这批美洲印第安人骨骸会再度入土安葬，但到了下个世纪还是会被考古学者挖出来的吧，我猜会这样。”他边走边继续说，“这些日子，各个团体都在抗议，却不了解这其实是对自己的伤害。如果我们无法从亡者身上了解自身，又该从哪里习得呢？”

　　“亚历克斯，你这是螳臂当车。”我说。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那些抽屉里躺着我的曾祖父，”马里诺插嘴道，“或许我也会觉得不太舒服。”

　　“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那里面躺着的是些什么人，连那些频频抗议的人也不知道，”维西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从这些遗骸上我们发现了不少美洲印第安人的疾病种类，这对现在的土着人来说也未尝不是好消息。哦，真是的，一谈起这些就没完没了。”

　　维西工作的小化验室里陈列着无数黑色工作台和水槽、数千本书、专业期刊和数盒幻灯片。到处散置着头颅、头骨碎片和各种被误认为人骨的动物骨头。一张巨大的软木板上钉着大卫教信徒集体自杀事件的悲惨照片，维西曾花数周时间在德州韦科挖掘鉴定那些信徒被焚毁的遗体。

　　“让我瞧瞧你带来的东西。”维西说。

　　我把包裹放在工作台上，他拿瑞士军刀割断胶带。我伸手取出头盖骨，泡沬塑料一阵窸窣作响。接着我拿出包括颜面骨在内的极度易碎的下半部头骨，把它们摊在干净的蓝色布块上。维西打开灯后拿来了放大镜。

　　“这里，”我指着骨头上的细小裂痕，“太阳穴附近有出血现象，可这一带的皮肤严重烧焦，看不出伤口的类型，直到发现这处骨头裂痕才算有了点眉目。”

　　“非常笔直的切口，”他缓慢地转动头骨，从各个角度端详，“你确定这不是验尸不慎造成的？例如在翻开头皮取下颅盖时？”

　　“确定，”我说，“你可以用两根手指测量一下，”我把头盖骨放回原位，“这道切口约一点五英寸，位于验尸程序中的颅盖切口下方，和翻开头皮的角度并不吻合，看见了吗？”

　　透过放大镜，我看见自己的食指无比粗大。

　　“这道切口是垂直的，而不是水平方向。”我解释道。

　　“没错，”维西说着流露出饶有兴趣的神色，“如果视作验尸失误，实在不太合理，除非你的助理法医喝醉了。”

　　“会不会是防御性伤口？”马里诺推测说，“你知道，假设有人拿刀砍她，她在反抗时被砍伤？”

　　“当然可能，”维西说着继续检査骨头的每个细节，“但奇怪的是，这道切口非常精准，从头至尾力度均衡，不太像是被砍伤的。如果被砍伤，刀锋的切入点应该更深，拔出点则更浅。”他比画着，抬手在空中一挥。

　　“我们也要考虑伤害造成时攻击者相对于受害者的姿势，”我补充道，“受害者是站着还是躺着的？攻击的方向是正面、背后、侧面还是上方？”

　　“没错。”维西说。

　　他走向一只有深色玻璃门的橡木柜，从架子上取下一个棕色的旧头骨递给我，然后指着位于左顶骨和枕骨一带，即头颅左侧、耳朵上方的一道明显裂痕说道：“这就是你问起的剥头皮案例，这孩子只有八九岁，头皮被剥后烧死。无法确定其性别，只知道腿部受细菌感染而无法逃跑。这类刀痕和小切口在剥头皮案例里算是相当常见的。”我捧着那具颅骨，眼前浮现出维西所说的画面。一个胆怯的瘸腿小孩所住营地燃起大火，族人遭到屠杀，哀号遍野，鲜血染红大地。

　　“可恶，”马里诺气愤地说，“对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下得了手？”

　　“怎么对任何人下得了手？”我转向维西，指着我带来的那具头骨，“这上面的切口——不像剥头皮形成的吗？”

　　维西深深吸了口气又缓缓吐出。

　　“你要知道，凯，”他说，“这很难说，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印第安人剥取敌人头皮的方式有很多，通常他们会在头顶的皮肤上划个半圆，一直切入头盖骨的骨膜，以便轻易地移除颅顶。有些只是简单地剥除头皮，有些则包括耳朵、眼睛、脸、脖颈等诸多部位，有些受害者被割去许多片头皮，也有的只被割掉发束或头顶的一小片。在过去的西部，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粗暴地抓起受害人的头发，用匕首或马刀切下头皮。”

　　“当作战利品。”马里诺说。

　　“同时也是战争技巧和勇猛的终极象征，”维西说，“当然，也基于文化、宗教，甚至医学上的诸多理由。至于你这个案子，”他对我说，“她的头皮并没有完整剥掉，因为头发还在，而且我相信这道伤痕是因非常锐利的工具切割造成的，锋利的刀子，也许是剃须刀、美工刀，甚至解剖刀。切割时受寄人还活着，而且并不致命。”

　　“的确，让她死亡的是颈部的伤口。”我赞同道。

　　“除了这里，骨头上找不到其他伤痕。”他把放大镜移近左颧骨弓，也就是面颊骨，“非常模糊，”他说，“几乎看不出来。看见了吗？”

　　我凑近仔细观察。

　　“真的，”我说，“几乎像蛛丝一样细。”

　　“没错，就是这么淡。还有一点相当有趣，当然或许并不重要，这道裂痕的角度和另一道切口非常相似，是垂直的，而非水平或歪斜。”

　　“我听够了，”马里诺不满地说，“我是说，咱们直接说重点。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个变态割开了这女人的喉咙，将她毁容，又一把火烧了房子？”

　　“不排除这种可能。”维西说。

　　“毁容牵涉私人感情，”马里诺继续说，“除非凶手完全疯了，否则通常不会给一个陌生人毁容。”

　　“的确是这样，”我赞同道，“根据我的经验，唯一的例外是凶手神志失常，甚至精神错乱。”

　　“我倒认为，无论烧掉斯帕克斯农场的是谁，他都绝不可能精神错乱。”马里诺说。

　　“这么说，你认为这桩谋杀案更可能是私人恩怨引起的。”维西说着拿放大镜细察头骨。

　　“虽说我们不该忽略任何可能性，”我说，“但斯帕克斯放火烧死自己爱马的假设，无论如何都令人无法想象。”

　　“也许他为了脱罪不得不烧死它们，”马里诺说，“因为大家都像你这样想。”

　　“亚历克斯，”我说，“杀害她的人一定认准了我们永远找不到伤口。要不是那扇玻璃门掉落在她身上，她的尸体很可能被完全毁掉，根本不会留下任何线索供我们调查。举例来说，如果没有残留的肌肉组织以供进行一氧化碳检测，我们便无从得知她在火灾发生前就死了。然后她会被判定死于意外，除非我们能证明这起案件是人为纵火。然而直到现在，这一点还无法证明。”

　　“我非常肯定，这是一桩典型的纵火谋杀案件。”维西说。

　　“可凶手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割伤她？”马里诺说，“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她，放火烧掉那个地方然后走人？这些变态杀手将人毁容时，通常都希望自己的杰作被人看到。他们往往会把尸体拖到公园里展示，或者扔在山路边、慢跑跑道上，甚至客厅中央，希望被人发现。”

　　“也许这个人并不这么想，”我说，“他不希望行迹败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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