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一切低调，看似平淡无奇，就和那些便衣警探一样。柜台后的年轻人正靠着墙打电话，见我过来便压住话筒，投来“要我帮忙吗”的表情。我说明来意后，他请我坐下。

　　这间办公室很小，很男性化。暗蓝色的皮制家具，茶几上堆着体育杂志，墙上陈列着联邦调查局历任最高长官的照片、各种奖章，还有一面刻有殉职探员名字的铜牌。门有时被推开，我看到几个戴太阳镜、穿暗色西装的高大男子经过，但没一个人看我一眼。

　　本顿·韦斯利就和调查局那些人一样严肃自傲，但这么多年来，他已经贏得了我的尊敬。在官僚式面孔下，他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性情中人。他神采奕奕、活力四射，连坐着的时候也是如此，深色西裤和浆过的白衬衫使他显得更精干。他戴着流行的细领带，结打得很漂亮，腰上缠着黑色枪袋，但少了一把十毫米口径手枪，在室内他几乎从不佩枪。他是个英挺的硬汉，过早变白的头发总是令我惊讶。

　　“抱歉让你久等了，凯。”他微笑道。

　　他握手时相当有力，却没有炫耀男性力量的味道。我认识的一些警察和律师握起手来会用上约三十磅的力道，几乎可以捏碎我的手指。

　　“马里诺已经到了。”韦斯利说，“我刚和他讨论完几件事情，现在才能来带你进去。”

　　他为我开门，带我走入无人的长廊，转进他的小办公室，又去替我倒咖啡。

　　“电脑报告昨晚终于出来了。”马里诺说。他惬意地靠着椅背，研究着一把看起来全新的点三五七左轮。

　　“电脑？什么电脑？”我忘了带烟吗？不，就在皮包底部。

　　“总部的，最近一直有故障。总之，我终于拿到一些报告，非常有趣，里面有一些让我非常意外的东西。”

　　“贝丽尔的？”我问道。

　　“说对了。”他把手枪放在韦斯利的桌上，补充道，“好枪！这浑球真走运，上周在坦帕举行的警察主管会议上贏到的奖项。我呢？连彩票的两块钱奖金都贏不到。”

　　我将注意力转向韦斯利的办公桌。上面堆满了电话留言、报告、录像带，以及一些厚牛皮纸信封，我猜里面装的是本辖区某些刑事案件的照片和报告。墙边的玻璃橱柜里摆了许多骗人的武器：剑、铜钩爪、弹弓、非洲矛，都是多年来收集的和学生送的礼物。还有一张老照片，是威廉·韦伯斯特①和韦斯利握手的合影，背景是一架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从这些东西中完全看不出韦斯利也有家庭，他有太太，有三个孩子。联邦调查局探员和多数警察一样，都非常保护他们的私生活，特别是在近距离接触恐怖和残暴之后。韦斯利精于描绘歹徒轮廓，看过不少不可思议的谋杀照片。他曾到监狱与查理·曼森、泰德·邦迪这类丧心病狂的杀人狂面对面，他知道恐怖世界的真面目。

　　①曾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后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韦斯利端了两杯咖啡进来，一杯给马里诺，一杯给我。他从没忘记我习惯喝黑咖啡，还将烟灰缸放在我够得到的地方。

　　马里诺拿起腿上的几张复印文件。讨论开始了。

　　“我们只有三份记录报告。第一份是三月十一日星期一，早上九点半，贝丽尔·麦迪逊于前一晚打了九一一，要求警察到她家接受申诉。这项工作列为非重要任务，这并不稀奇，街上事情太多了。警察第二天上午才到她家，是个名叫吉姆·雷德的警员，任职五年。”他抬头看我。

　　我摇头，我不认识雷德。

　　马里诺浏览着报告。“根据雷德的描述，申诉人贝丽尔·麦迪逊非常不安，说她于昨晚，也就是星期天晚上八点十五分，接到一个威胁电话。她指认打电话的人为男性，可能是白人。对方说：‘我敢打赌你一定想死我了，贝丽尔。我一直注意着你，你看不到我，可我看得到你。你可以跑，但你逃不了。’申诉人又说，对方看到她于当天早上到7-11商店买过报纸，还知道她穿的是红色运动衣，没戴胸罩。申诉人表示自己确实在周日早上十点左右开车去过罗斯蒙街的7-11商店，穿的正是对方描述的衣服。她将车停在店外，从购报机买了一份《华盛顿邮报》，没有进店，也没注意到附近有什么人。她很愤怒对方对她的行踪了如指掌，认为对方一定是在跟踪她。当被问到在其他时候是否也被人跟踪过时，她说不知道。”

　　马里诺翻到第二页，这部分属于报告的机密部分。他继续说道：“雷德称麦迪逊小姐不愿意提供对方提出的威胁内容。经过冗长的询问，她才指出对方说了猥亵的话，他还说一想到她全身赤裸的样子，就会激起杀她的欲望。听到这里，麦迪逊小姐挂了电话。”

　　马里诺将这份文件放在力、公桌的角落。

　　“雷德警员给地什么建议？”我问道。

　　“老样子。”马里诺说，“他建议她做记录。每接一个电话，就把日期、时间与内容记下来，还建议她把门锁上，窗子关好上锁，考虑装警戒系统。如果她发现任何可疑车辆，要记下车牌号码并与警方联络。”

　　我想起马克说过他二月份和贝丽尔吃过饭。“她在三月十一日报警的时候，有没有说这是她第一次受到威胁？”

　　这次是韦斯利回答，他拿起报告说：“显然不是。”他翻了一页。“报告上说申诉人表示她从年初就开始接到骚扰电话，但直到此时才报警。前面的电话并不频繁，信息也没有三月十日星期天晚上那个清楚。”

　　“她确信前面几个电话也是同一个人打的？”我问马里诺。

　　“她告诉雷德，声音听起来一样。”他答道，“她说声音像白人，语调很轻，吐字清晰，不是她熟悉的人。至少她是这么说的。”

　　马里诺开始看手上的第二份报告：“贝丽尔在周二晚上七点十八分打了雷德的寻呼机，说需要他过去。他在一个小时内到达她家，也就是刚过八点的时候。根据雷德的描述，贝丽尔情绪很不稳定，说她在呼叫他前又接到了恐吓电话，和过去几次声音相同，说的话也和三月十日那个相似。”

　　马里诺开始逐字念出报告内容：“‘我知道你一直在想我，贝丽尔，我马上就要来找你了。我知道你住在哪里，对你的点点滴滴了如指掌。你可以跑，但逃不了。’对方还说知道她开的车是崭新的黑色本田，但前一晚当车子停在屋外时，他已经将天线折断了。申诉人确认她的车前一晚的确停在屋外，当她于今早外出时，发现天线真的断了，还连在车上，但已经弯到无法再用的程度。雷德曾去屋外检查汽车，发现天线确如申诉人所说那般遭到破坏。”

　　“雷德这次采取了什么做法？”我问。

　　马里诺翻到第二页：“建议她把车停到车库。她说她从不用车库，因为想把车库变成办公室。雷德便劝她请邻居帮忙留意附近有无可疑车辆或人物。他还写道，贝丽尔曾经问他是否需要买手枪。”

　　“就这样？”我问，“雷德要她做的记录呢？报告中有没有提到？”

　　“没有。他在机密部分还写道：‘申诉人对天线遭到破坏似乎反应过度，她非常愤怒，并一度辱骂本警员。’”马里诺抬起头，“简单地说，雷德的意思就是不相信她。说不定是她自己破坏了天线，还编了恐吓电话的谎言。”

　　“上帝！”我厌恶地说。

　　“嘿！你可知道警察每天要处理多少这种电话？老是有女人打电话来说她们被砍了、受伤了，还大叫被强奸，有些真的是谎报，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才用这种方法引人注意。”

　　我明白有很多伤病是编造出来的，也知道有些心理疾病会让人希望自己生病，甚至故意让自己生病受伤，不需要马里诺再给我上课。

　　“继续，”我说，“然后呢？”

　　他把第二份报告放到桌上，开始第三份。“贝丽尔再度呼叫雷德，这次是七月六日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十五分。他在下午四点钟到达她家。申诉人相当愤怒，对他很不客气……”

　　“也难怪，”我忍不住插嘴，“她等了他五个小时。”

　　“这份报告是这么写的，”马里诺没理我，逐字念道，“麦迪逊小姐说那个人又打电话给她，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内容为：‘还在想我吗？快了，贝丽尔，快了。昨晚我来找你，你不在家。你将头发漂淡了吗？希望不是。’这时，一头金发的麦迪逊小姐试图和他交谈，恳求他放了她，问他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对方没有回答就挂了电话。她说昨天晚上她的确不在家，正如对方所言。雷德问她去了哪里，她开始回避，只说自己出城了。”

　　“这次雷德警官又采取什么方法帮助那焦急的女人？”我问。

　　马里诺用体谅的眼神看看我：“他建议她买条狗，她说她对狗过敏。”

　　韦斯利打开档案夹。“凯，你要明白，你是在事后看这些事情，你知道凶案已经发生。可雷德的角度不同，试着从他的视角看这件事情。他看到的是个独居的年轻女子，表现得歇斯底里。雷德已经尽可能地在帮她了，甚至还给了她寻呼机号码。对她的申诉，他反应很快，至少刚开始时如此。但一问到某些问题，她又显得语焉不详。她没有证据，任何警员都会起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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