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成是我，”马里诺附和道，“也会怀疑这个女人只是寂寞，需要别人注意，需要那种被人热情关照的感觉，也可能她刚被人甩了，想编一出戏来报复他。”

　　“所以，”我已经无法克制自己，“如果威胁要杀她的人是她丈夫或男友，你会认为是一出戏，让贝丽尔就这么送命算了。”

　　“有可能。”马里诺颇不高兴，“如果是她丈夫，我是说要是她有丈夫，至少还有个嫌疑人，我们还能去搞个拘捕令，法官也可以限制他接近她。”

　　“根本限制不了什么！”我极力反驳，快无法抑制愤怒了。每年我都要给六七个因暴力致死的女人验尸，她们的男友或丈夫都曾被法官下令限制接近。

　　一阵沉默后，我问韦斯利：“雷德没有建议在电话上装监听器？”

　　“没有用。那些器材不容易取得，而且电话公司需要长串的威胁实据。”

　　“她还不算有威胁实据吗？”

　　韦斯利缓缓摇头。“她接到的恐怖电话还不够多，要很多很多，还要能从这些电话中看出发生的时间惯性才行。总之，要更实在的记录，如果没有，别想拿到监听器。”

　　“从记录上看来，”马里诺补充道，“贝丽尔一个星期才接到一两次，而且没照雷德的建议将它们记录下来。就算她记录了，我们也还没发现，显然她也没把电话内容录下来。”

　　“真该死！”我抱怨，“有人威胁到你的生命，而你需要整个立法院通过，才会有人对你认真。”

　　韦斯利没有回答。

　　马里诺感到不平。“医生，你们那一行也没有所谓的预防医学，同样的道理，我们都是后发部门，只有在事情发生后才能处理。要有实据才能行动——比如一具尸体。”

　　“贝丽尔的举止就应该是很好的证据了。”我说，“看看这些报告，雷德给她的建议，她都照做了。他叫她装警戒系统，她装了；他叫她把车停进车库，虽然她想把车库变成办公室，还是依建议做了；她问他需不需要备枪，结果她买了一把。每次她呼叫雷德，都是在接到恐怖电话之后的片刻。也就是说，她没有拖延到几小时或几天之后才联络警方。”

　　韦斯利开始将一些资料散放于桌上，有贝丽尔在基韦斯特岛写的信的复印件、她后院的拍立得照片、屋内照片、楼上卧室的陈尸照片。他对着这些东西沉思，表情极为严肃。这是在告诉我们应该往下进行，不要再争执不休。警察做了什么并不重要，抓到凶手才是重点。

　　“令我不解的，”韦斯利开口道，“是凶手的性格和他杀人的方式并不相符。依照被害人接到的恐吓电话来推断，凶手应该属于精神错乱型。他跟踪、威胁贝丽尔几个月，远距离监视她，这是初级阶段。毫无疑问，他从妄想中得到快乐。后来她离开此地，这使他困惑不安，以为她会一去不回，于是她一回来，他就杀了她。”

　　“她终于把他惹火了。”马里诺接口说。

　　韦斯利仍旧盯着照片。“这些照片呈现出极端的愤怒，我说的不相符之处就在这里。凶手的愤怒似乎是出于对贝丽尔个人的某种憎恨，看她的脸被毁成这样就知道。”他指着某张照片，“容貌代表一个人，一般的性变态狂不会碰被害人的脸。而贝丽尔被毁容，失去原貌，这代表某种信息。换句话说，在凶手心中，她不具人格，她在他心中毫无分量。然后他又毁了她的乳房、阴部……”韦斯利顿了顿，显得很困惑，“贝丽尔被杀与私人恩怨有关。毁容、过度砍杀都表明她认识凶手，甚至交情不浅，凶手对她沉迷不已。但远距离监视与跟踪的行为又说不通，这些属于陌生杀手的行为。”

　　马里诺又在玩韦斯利的奖品，他一再地转动弹匣。“要不要听听我的意见？我觉得那浑蛋有上帝情结，也就是说，只要你听他的，他就不杀你。贝丽尔不守规矩，不但离开这里，还插了个‘售屋’的招牌，不可饶恕。坏了规矩，就要接受惩罚。”

　　“你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问韦斯利。

　　“白人，二十多岁或三十多岁，很聪明，出身于破裂家庭，缺少父亲做典范。他小时候也许遭受过虐待，身心方面可能都受过创伤。他很孤僻，但不代表他独居，也可能结婚了，因为他知道必须维持公共形象。他过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有着强迫性人格，也是个窥淫狂。”

　　“嘿！我抓过的人有一半都属于这种。”马里诺讽刺道。

　　韦斯利耸耸肩。“我说得不一定准，彼得。他也可能只是个落魄的家伙，到现在还跟母亲住在一起；也可能有前科，多次进出监狱。谁知道？说不定他在市中心的证券公司做事，没有前科也没有心理病历。他似乎都在晚上打电话给贝丽尔，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个上午打的电话是在星期六，她在家里工作，多数时间都在家。他利用方便的时间打电话，而非蓄意找贝丽尔在家的时候。我认为他是个上班族，朝九晚五，周末休息。”

　　“除非他在上班时打电话给她。”马里诺说。

　　“不是完全没可能。”韦斯利承认。

　　“他的年龄呢？”我问，“你不认为他会比你说的更老点？”

　　“不大可能，”韦斯利说，“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我喝了一口咖啡，已经冷了。我终于告诉他们，昨夜马克说的关于贝丽尔的合约纠纷，以及她与盖瑞·哈博谜一样的关系。韦斯利和马里诺都好奇地看着我。首先，一名芝加哥律师的夜访听起来有点奇怪。再者，我掷出一记变化球。他们俩一定没想到凶手杀死贝丽尔有某种动机，连我自己在昨晚以前也不会想到。一般强暴杀人案的动机就是没有动机，凶手犯案只是因为他们喜欢，而且有机可乘。

　　“我有个弟兄在威廉斯堡当警察，”马里诺说，“他说哈博是个极孤僻的人，平常开辆老劳斯莱斯在街上逛，也不跟人说话。他住在河边一栋大房子里，从不邀请人进去。而且那家伙很老了，医生。”

　　“没那么老，”我反驳道，“只有五十五岁上下。不过没错，他是很孤僻，好像只跟姐姐住在一起。”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韦斯利看起来有些沉重，“彼得，看看结果可以差这么远。不论是不是哈博，至少他可以给我一点线索，或许替我们想想M先生是谁。显然这是她熟识的人，也许是朋友，也许是情人。一定有人知道他是谁，只要我们找到此人，事情就有进展了。”

　　马里诺不喜欢这个主意。“哈博不可能跟我谈，也没理由强迫他跟我谈。还有，就算他有动机，我也不认为贝丽尔是他杀的。如果他要做，早就做了，为什么要等上九到十个月才动手？而且贝丽尔应该能听出他的声音。”

　　“哈博可以雇人动手。”韦斯利说。

　　“如果是这样，贝丽尔的尸体应该只有后脑勺被枪射穿，”马里诺说，“多数杀手不跟踪，也不打电话给受害者，更不用刀，也不强奸。”

　　“大多数的确不会，”韦斯利同意，“可我们并不能确定凶手强奸过受害者，没有精液。”他转向我，我点头表示确认。“当然，凶手说不定有性功能障碍。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凶手故意将被害人的尸体摆成遭受过性侵害的样子，以转移办案目标。一切要看受聘的杀手是何人，原先的计划又是如何。比如，若贝丽尔是在与哈博争吵的时候被枪杀，那么警方一定会将哈博列为主要嫌疑人。可如果整件案子看起来像是精神病人干下的强奸杀人案，那么谁也不会联想到哈博。”

　　马里诺望着书柜，臃肿的脸红了起来。他向我投来不安的目光，问道：“你还知道什么有关她新书的事情？”

　　“知道的都说了。她写的是自传，可能威胁到哈博的名誉。”我答道。

　　“她在基韦斯特岛就是写那本书？”

　　“我猜是，但不能确定。”

　　他迟疑了。“我不想让你失望，可我们从她家中并没有找到类似的东西。”

　　连韦斯利都惊讶了。“在她卧室找到的手稿昵？”

　　“哦！那个，”他伸手掏烟，“我大致看了一下，写的是南北战争时浪漫缠绵的狗屎，一点也不像医生描述的。”

　　“上面有没有书名或日期？”我问。

　　“没有。好像也不怎么完整，大概这么厚。”马里诺打出一英寸厚的手势，“空白的地方有很多笔记，有十页完全是手写的。”

　　“我们最好再仔细看一次她的稿子、电脑，确定自传到底在不在。”韦斯利说，“还要找出她的经纪人或编辑是谁，也许她离开基韦斯特岛前就将稿子交出去了。总之，我们最需要确认的是她有没有将稿子带回里士满。如果她带了，东西又不见了，那会是很重要的线索。”

　　他看了看手表，推开椅子歉然道：“五分钟后，我还有个约会。”他送我们到一楼出口。

　　我甩不掉马里诺，他坚持陪我走到停车位。

　　“你一定要把眼睛睁大。”他又来了，又在指导我怎么自我保护，“很多女人总是不去想这些。我见过很多女人独自在街上走，也不注意谁在看她们，甚至跟踪她们，还没走到车前，先把钥匙拿出来。注意一下车底。你知道有多少女人都没想到这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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