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释金五万。”

　　“请问，他是怎么办到的？”马里诺没告诉我这件事，我相当气愤。

　　“别发火，医生。”他说。

　　我知道申请保释出狱有三种方法：签下私人具结书，交付现金或以财产抵押，或由保释经纪人出面保释，但经纪人要收取百分之十的服务费，还要一个保证人签名承担责任，一旦当事人逃走，他还有地方讨债。马里诺说杰布·普瑞斯采取的是第三种方法。

　　“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我重复了一遍，取出香烟，把可乐罐移近一些。

　　“我只知道他打电话给律师，律师替他开了一个银行账户，再把存折寄到好运之家。”马里诺说。

　　“好运之家？”

　　“对，‘好运之家保证经纪公司’，位于第七街，离监狱只隔一条街，真方便。”马里诺答道，“查理·洛克开的，相当于嫌疑人的专用当铺，外号叫‘当，就走’。查理和我认识很久了，我们偶尔会在一起喝喝酒，讲讲笑话。有时他会透露一点什么，有时又守口如瓶。不巧这次他决定守口如瓶，不管我怎么挖，他就是不肯告诉我普瑞斯的律师是谁。但我觉得那律师不是当地人。”

　　“普瑞斯显然认识一些有势力的人。”我说。

　　“显然。”韦斯利同意。

　　“他什么都没招供？”我问。

　　“他有权保持沉默。他还真彻底地行使了这项权利。”马里诺说。

　　“有没有调查过他的那些武器？”韦斯利再次记笔记，“登记过吗？”

　　马里诺说：“都登记在他名下。他居然还有携带强力武器的执照，六年前由一个北弗吉尼亚州的老法官签发的，那个老法官已经退休，搬到南方去了。普瑞斯的执照申请书上显示他未婚，在华盛顿特区一家名为‘芬克斯坦’的金银交易中心工作。‘芬克斯坦’现在已经关了。”

　　“监理处有没有他的资料？”韦斯利继续写着。

　　“没有任何罚单，名下有一辆一九八九年的宝马，住址位于华盛顿特区都旁街的一处公寓，但他去年冬天就搬走了。房东找出了他的租房合同，工作栏上写的是自由职业。我还在追踪，最近会请国税局将他过去五年的纳税资料调出来。”

　　“他会不会是私家侦探？”我问。

　　“至少没有在华盛顿特区登记。”马里诺答道。

　　韦斯利抬起头看着我：“他受人雇用，只是我们不知道雇用目的何在。他的行动失败了，幕后指使者必定会再试一次，我不希望下回再让你碰上，凯。”

　　“如果我说我也不想碰上，你们会相信吗？”

　　“我的意思是，”他突然像一个严肃的父亲，“我希望你避免一切可能让自己陷入危险的情况，比如，我认为你最好不要在大楼无人的时候工作。我不光是指周末，平常也不要工作到晚上六七点，那时大家都回家了，只身一人走到黑暗的停车场是非常危险的。最好在五点钟离开，同事才能照应你。”

　　“我会记住。”

　　“如果一定要加班，凯，至少打电话请警卫陪你走到车上。”韦斯利还没说完。

　　“碰到那种情况，干脆打电话给我。”马里诺主动请缨，“你有我的寻呼机号码，要是我不在，叫他们派警车送你。”

　　好，我想，今晚若能在十二点以前回到家就算幸运了。

　　“务必格外小心。”韦斯利认真地看着我，“毕竟已有两人被杀，凶手又还没抓到。行凶动机不明，案情离奇，我不得不相信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不止一次回想起他的话。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也就是说没有情况不可能发生；一加一不等于三，也可能等于三；斯德琳的死与他弟弟和贝丽尔的死不能画上等号，说不定也能画上等号？

　　“你曾告诉我，贝丽尔遇害那晚，哈博小姐不在家，”我对马里诺说，“你有没有更进一步的线索？”

　　“没有。”

　　“不管她去哪里，你认为她是开车去的吗？”我问。

　　“不是，哈博家里只有那辆白色的劳斯莱斯。贝丽尔死的那晚，开车的是她弟弟。”

　　“你怎么知道？”

　　“问过考匹柏酒馆的人，”他说，“那晚，哈博到酒馆的时间一如往常，他一个人开车去，六点半左右离开。”

　　02

　　一连串事件后，我竟然在周一早上的会议中宣布休年假，在场同人无不吃惊。

　　大家都猜我是在杰布·普瑞斯事件中受到过度惊吓，需要休息疗养。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会去哪里，因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就这么走出大楼，身后是悄悄松了口气的秘书和满桌待处理的公事。

　　回到家，我花了整个上午打电话给有班机飞到里士满拜尔德机场的航空公司，那是对斯德琳·哈博来说最方便的机场。

　　“我知道改变行程需付百分之二十的罚金，”我告诉全美航空的票务员，“你误会了，我不是要改期，我是在问几个星期前，她有没有上飞机。”

　　“不是你的票吗？”

　　“不，”我已经说了三次，“机票是她的。”

　　“那么她要亲自打电话来才行。”

　　“斯德琳·哈博死了，”我说，“她不能亲自打电话给你。”

　　对方沉默了。

　　“她在起程前不久突然暴毙，”我说，“你能不能查一下电脑……”

　　我不断解释，已经到了足可背诵的程度。全美航空没有资料，达美航空、联合航空、美国航空、东方航空也都没有。这些公司的职员表示，哈博小姐不曾在十月最后一个星期飞离里士满，贝丽尔便于那个星期遇害。哈博小姐也没有开车，我不认为她会选择长途客车，那么便只剩下火车。

　　美国铁路公司一名叫约翰的专员表示他的电脑坏了，说稍晚会回我电话。我挂上电话后，门铃响了。

　　还不到中午，空气依然十分清新。阳光透过窗户在我家画上一格格四方形白色光影，也令门口停的一辆陌生的银色马自达汽车分外显眼。我透过门镜看到门外站着一名金发年轻人，低着头，皮夹克领子拉到了耳边。坚实的手枪沉沉地在我手上，我将其藏在外衣口袋中，打开了门锁。面对面时，我终于认出他来。

　　“是斯卡佩塔医生？”他紧张地问。

　　我没有请他进门的意思。我的右手放在口袋里，手指压着扳机。

　　“请原谅我这么冒昧，”他说，“我打电话到你的办公室，他们说你休假了。我从电话簿上查到你的电话，可一直在通话，我想你一定在家。我很需要和你谈谈，可以让我进去吗？”

　　他看起来比录像带上更不具侵略性。

　　“你想谈什么？”

　　“关于贝丽尔·麦迪逊的事。”他说，“我叫艾尔·哈特，不会占用你太久的时间，我发誓。”

　　我退后几步让他进门。他在沙发上坐下，脸色苍白如纸。我坐在扶手椅上，离他有一段安全距离。他看到了我外套口袋中露出的枪柄。

　　“呃……你有枪？”

　　“对。”

　　“我不喜欢枪。”

　　“枪不算可爱的东西。”

　　“是的，小姐。小时候，父亲曾带我去打猎。他射到一头鹿，鹿哭了，是头母鹿，躺在地上不停地哭。从那以后，我再也无法用枪了。”

　　“你认识贝丽尔·麦迪逊？”

　　“警察……警察和我谈过她，”他结结巴巴地说，“一位组长，姓马里诺，马里诺组长。他到我工作的洗车房和我聊过，然后又在警察局和我谈过一次，谈了很久。麦迪逊小姐到我们那里洗车，我是这样认识她的。”

　　我一面聆听，一面开始想自己会散发出什么颜爸。铜铁般的蓝？或是鲜红色？因为我现在提高了警觉，而且还拼命掩饰？我思索着是否该叫他离开，是否该报警，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人正坐在我屋里。也许是他的礼貌加上我的困惑，使我暂且按兵不动。

　　我打断他：“哈特先生……”

　　“请叫我艾尔。”

　　“好，艾尔。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如果你有什么消息，为什么不通知马里诺组长？”

　　他的双颊红润起来，不自在地看着双手。“我要说的并不是警方想要的东西，我觉得你才会了解。”

　　“你为什么这么想？你根本不认识我。”

　　“你在处理贝丽尔的案子。一般来说，女人更相信直觉，而且比男人温和。”

　　也许哈特会来找我，是因为他相信我不会羞辱他。他望着我，眼神里充满委屈和忧伤，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

　　“斯卡佩塔医生，你是否曾经确信某些事情，即使你没有证据支持自己的看法？”

　　“我没有超能力。”

　　“你的回答硬得像科学家。”

　　“我的确是科学家‘。”

　　“但你一定有过那种感觉吗，”他迫切地追问，“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吧？”

　　“是的。我想我知道你的意思，艾尔。”

　　他像是松了一口气。“我知道一些事，斯卡佩塔医生，我知道是谁杀了贝丽尔·麦迪逊。”

　　我完全没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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