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搭直升机过来，”韦斯利道，看了一眼手表。“应该快到了。”
　　“好吧，只要注意不要让那架大鸟在这里降落就行了，”葛儿边指示着，边走向吉普车。“最怕的就是打乱现场。”透过驾驶坐边的窗子，她察看着车门的里侧，一寸不漏地研究着。然后稍微退后一些，再久久注视着车门外侧黑塑料制的把手。
　　“也许最好用里面的坐椅，”她决定着。“我们会让盐巴闻一个，海王星闻另一个。但首先，我们必须想办法在不破坏任何东西的情况下进到车里去。有人有铅笔或钢笔吗？”
　　韦斯利从胸前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支原子笔交给她。
　　“还要一支。”她又说。
　　奇怪的是，竟没有人有笔，包括我。我发誓，平常我总会在包里放几支笔的。
　　“折叠式小刀怎样？”马里诺伸手到他牛仔裤袋里。
　　“太好了。”
　　葛儿接着一手握着瑞士刀，一手握着笔，一边压着驾驶坐旁车门外侧把手上的拇指凹点部位，同时拉开把手，然后以脚尖挤进被拉开出缝隙的车门，轻轻把门拱开。这时我听到直升机螺旋桨轰隆轰隆的声音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
　　不一会儿，一架红白相间的直升机盘旋在休息站上空，像只蜻蜓般翱翔，在地面引发小小的龙卷风。地面上所有的声音都被掩盖住，咆哮而起的风摇晃着群树，更在草地上吹起一圈圈涟漪。葛儿和杰夫半眯着眼睛，蹲坐在狗旁，紧紧地抓住狗的项圈。
　　马里诺、韦斯利和我退到建筑物旁，从这个有利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看见那直升机狂暴的降落过程。鼻端向下的直升机慢慢地降落，引起一阵乱流，在那过程中，我看到帕特·哈威垂着眼看着她女儿的吉普车。
　　她从直升机下来，弯着腰低着头，直升机扰起的风把她的裙子吹得呸哩啪啦响，在其脚边狂乱挥舞，韦斯利则在渐渐减缓速度的螺旋桨外的安全距离迎接着，颈子上的领带被风吹过肩膀，就像是飞行员们的披巾。
　　帕特·哈威出任全国禁毒办公室主任之前，是里士满市的州政府检察官，然后升任为东弗吉尼亚区的联邦检察官。我曾解剖过由她接手的几件引起公众注意的联邦毒品案件的一些被害人的尸体，但从未被要求出庭作证，只有我的检验报告被取用，因而哈威太太和我还没真正见过面。
　　电视中和报纸照片上的她看起来一派事业强人的模样，亲眼见到她，却多了些女性的柔婉，非常吸引人。个子瘦长，身躯完美，阳光把她红褐发上的金色和红色反映得鲜明亮丽。韦斯利一一介绍我们，哈威太太带着政治人物久经训练的适度礼仪和自信同每人握手。但她脸上没有笑容，也没有和任何人的眼睛接触。
　　“这里有件上衣，”她说，把一个纸袋交给葛儿。“我在海滩别墅，戴比的房间找到的。不知道她最后一回穿是什么时候，但我想最近没被洗过。”
　　“上回你女儿是什么时候到的海滩别墅？”葛儿问，没有马上打开纸袋。
　　“7月初。她和几个朋友到那儿度周末。”
　　“你确定那时她是穿这件上衣的吗？她的朋友有没有借去穿的可能？”葛儿淡淡地问着，好像她只在问天气一样。
　　这个问题让哈威太太愣了一下，有那么一会儿，一丝疑惑蒙上她深蓝色的眼睛。“我不确定。”她清了清喉咙，“我假设戴比是最后一个穿上它的，不过我当然无法确认。我当时不在场。”
　　她眼光穿过我们，看向车门敞开着的吉普车，短暂落在点火器的钥匙上，钥匙链上悬挂着一个银制D字母坠饰。有好一会儿大家都没说话，我可以看出她力图抑制着惊慌的情绪。
　　她转向我们说：“戴比应该带有一个钱包，尼龙质料，鲜红色，就是那种用尼龙搭扣开合的体育用品。你们有没有发现它？”
　　“没有，夫人，”摩瑞回答，“还没有发现那样的东西。但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从车外往里看，还没有到车里搜寻，我们等着救援狗来。”
　　“我想它应该在前坐什么地方，也许在地板上。”她继续道。
　　摩瑞摇摇头。
　　韦斯利接话道：“哈威太太，你知不知道你女儿身上带有多少钱？”
　　“我给她50美金买食物和汽油，但我不知道除此之外她有多少，”她回答，“她还有信用卡和支票簿。”
　　“你知道她支票账户里有多少钱吗？”韦斯利问。
　　“她父亲上礼拜给了她一笔钱，”她平稳地叙述着，“为学校的开支——书本费用等等。我可以肯定她把钱存进户头去了。我想她账户里应该至少有1000美金。”
　　“你也许应该看看账户收支，”韦斯利建议，“确定最近没有人提领。”
　　“我会马上去做。”
　　我站在旁边看着，感觉到一棵希望之苗正在她心中滋养着。她女儿有现金、信用卡、支票簿。此刻看来她没有把钱包留在吉普车里，那可以解释成她也许拿着它。如此一来，她很可能还好好地活着，只是跟男朋友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女儿可曾威胁说她会跟弗雷德一块儿走掉？”马里诺率直地问道。
　　“没有。”哈威太太又看了一眼那辆吉普车，她继续说她想相信的假设，“但那并不证明这不会发生。”
　　“你最后和她的谈话时，她的心情怎样？”马里诺再问。
　　“昨天早上我和我儿子们出发前往海滩别墅前，我们说了几句话，”她以平和安静的声音回答，“她对我很不满。”
　　“她知道这附近发生的事吗？知道那些失踪的情侣吗？”马里诺问。
　　“当然，我们曾谈过那些事，猜想他们可能的行踪。她知道。”
　　葛儿对摩瑞说：“我们应该开始了。”
　　“好主意。”
　　“最后一件事。”葛儿看着哈威太太，“你知道是谁开的车吗？”
　　“弗雷德，我猜，”她回答，“通常他们如果一块儿到什么地方，都是他开车。”
　　葛儿点点头说：“我需要再用一次小刀和那只笔了。”
　　从韦斯利和马里诺处借到后，她绕到驾驶坐另一侧，将车门打开。她抓住一只猎犬的项圈。狗儿急切地跳上车，完美地配合着女主人的行动；它到处嗅着，松垮发亮的皮毛下，矫健的肌肉一围圈地波动着；耳朵沉重下垂，好像悬挂着铅锤似的。
　　“加油，海王星，让我们看看你神奇的鼻子是怎样工作的。”
　　我们静静地看着，她引导着海王星去嗅德博拉·哈威昨天可能坐过的椅子。突然间，它嗥叫起来，像是乍然见到响尾蛇一般，猛然跳出吉普车，激烈扭动身躯，使葛儿无法抓住项圈。它把尾巴紧紧夹在后腿间，背上的毛一根根地竖立着，一股寒意冷冷地沿着我的背脊爬上来。
　　“嘘，乖，嘘！”
　　海王星全身颤抖，呜咽抽噎着，它接着蹲坐下来，在草地上大起便来。


2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仍然疲累不堪，而星期天的报纸又扰得我心惊害怕。
　　报上头条新闻用粗得足以在一街以外就叫人看到的字体写着：

　　“毒品沙皇”的女儿及朋友失踪——
　　警方惧怕的暴行

　　记者不仅掌握了德博拉·哈威的照片，以及她的吉普车从休息站被拖吊的照片，还有鲍勃·哈威同帕特·哈威手牵手走在斯平德弗无人海滩上的资料照片。我啜饮着咖啡，一边看着报，禁不住感叹地想到弗雷德·柴尼的家人。他的家庭背景并不显赫，在这件事件中，他只被称呼为“德博拉的男朋友”。而他，却也是同时失踪，更也是另一对父母的孩子。
　　报载，弗雷德的父亲是南区的商人。他身为独子，母亲去年死于脑动脉瘤破裂。报导里又说，警方终于在昨晚联络上正于塞拉梭塔拜访亲戚的弗雷德的父亲。报导继续说道，他的儿子不可能跟德博拉“私奔”，因为那和弗雷德的个性太不符合；弗雷德被描述为“卡罗来纳大学的好学生，大学游泳校队的健将”。德博拉是位特优生，而且在体操表演上有足够的天分，可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她体重不到100磅【注：l磅=0.45公斤】，留着及肩深色金发，并继承了她母亲的优美容貌。弗雷德体格魁梧壮硕，有着自然卷曲的黑发，以及淡褐色眼睛。他们是相当匹配的一对，据称非常亲密。
　　“任何时候，你只要看到其中一个，另一个一定也在近旁，”一个朋友说，“我想那跟弗雷德的母亲过世很有关系。戴比就是在那时认识他的，我敢说倘若没有她，他走不出悲伤的阴影。”
　　当然，报纸不忘再一次反刍其他四对弗吉尼亚情侣的失踪事件，以及随后的证实死亡。我的名字被提起几次。加诸于我的形容词是：失败、挫折、迷惑，持续拒绝评述。我怀疑大家是不是知道我仍然得继续每个星期的固定工作，仍然忙着解剖检验各个凶杀案、自杀案的尸首。事实上，我依旧如同往常般跟被害人家属沟通，到法庭作证，给医护人员和警校学生上课。不论情侣或不情侣，生与死的故事仍然不停地上演着。
　　我离开餐桌，一边看着屋外明亮的早晨一边啜饮咖啡，电话铃声这时响了起来。
　　应该是我母亲，她通常会在星期天这个时间来电话，问我好不好，有没有去做弥撒。我就近拉了把椅子，拿起话筒。
　　“斯卡佩塔医生吗？”是一个熟悉的女子声音，但一时想不起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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