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诺暴躁地说。
　　“警方找到当时值班的店员，她记得他们曾到过店里，似乎是晚上刚过9点的时候。”
　　“只有他们？”马里诺问。
　　“看上去是那样，没有人跟着他们走进店里，而且根据他们的态度，也没有迹象显示停在外头的吉普车上有人等着他们。”
　　“那家7-11在哪儿？”我问。
　　“我们发现吉普车的休息站两边大约5英里处。”韦斯利回答。
　　“你说他们还买了其他几件东西，”我说，“你可以说说是什么吗？”
　　“我正要讲到那儿，”韦斯利说，“德博拉·哈威买了一盒卫生棉条。她还询问是否可以借用那儿的洗手间，但店员表示那有违店规，于是指引他们到64号公路上往东边方向的休息站去。”
　　“就是警犬失去线索的地方，”马里诺说，双眉紧皱，面现困惑。“发现吉普车的对街。”
　　“没错。”韦斯利回答。
　　“那么那些百事可乐呢？”我问，“你是否找到了？”
　　“当警察进到吉普车里搜查时，在冰柜里找到6罐可乐。”
　　他停了下来，这时他妻子端来我们的咖啡和他的冰茶。她在沉默中殷勤地忙碌着，尽量表现出不打扰的态度，然后离开。
　　“你认为他们停在那个休息站，是为了德博拉可以使用洗手间，然后在那儿碰上坏蛋。”马里诺接上。
　　“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韦斯利提醒我们，“有太多的细节值得推敲。”
　　“譬如说？”马里诺仍紧蹙着双眉。
　　“诱拐。”
　　“像掳人勒赎？”马里诺毫不掩饰他语气中的怀疑。
　　“你千万别忘了德博拉的母亲是谁。”
　　“我知道。‘毒品沙皇’女士，她之所以能接掌这职位只因为总统想给女权运动者一些可以咀嚼的东西。”
　　“皮特，”韦斯利平静地说，“我不认为把她降为财阀政治或毫无建树的女性傀儡象征是明智的。虽然那职务名称听来跟实际的权力不符，因为那职位并不等同于阁员头衔，但帕特·哈威确实直接向总统负责。事实上，她的确在对抗毒品犯罪案件上有权协调所有的联邦警员。”
　　“更不要说她当联邦检察官时的记录，”我插入说，“她一向大力支持白宫推动将与毒品有关的谋杀和意图谋杀犯都判处死刑。关于这点，她一向畅所欲言，毫不隐瞒。”
　　“不仅是她，还有上百个政客，”马里诺说，“如果她是那些想把毒品合法化的一分子，我会比较有兴趣去关心。这样我才能想像一些极右派的保守分子，举着道德旗帜，自认是上帝派遣他来拐取帕特·哈威的孩子。”
　　“她一直相当激进，且甚具侵略性，”韦斯利说，“曾在一些最糟糕的案件里成功地把罪犯定案，也在重要法案上扮演不可轻忽的角色，另外也曾安然渡过死亡威胁，几年前甚至有人炸她的车——”
　　“是的，她停放在乡村俱乐部的捷豹汽车，当时没有人坐在里面。这一炸使她成为英雄。”马里诺插嘴。
　　“我的意思是，”韦斯利很有耐心地继续说，“她树敌不少，尤其是此刻，她正指挥进行一项对各种慈善事业的调查。”
　　“我读过相关报导。”我说，并试着记起一些细节。
　　“平民大众目前知道的只是表面，”韦斯利说，“她最近的方向是针对ACTMAD【注：The American Coalition of Tough Mothers Against Drugs】——美国受难母亲对抗毒品联盟。”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马里诺说，“那等于是说联合国儿童急难救济基金是个肮脏的组织。”
　　我并没有说出我每年都会捐款到ACTMAD，而且自认是相当热心的支持者。
　　韦斯利继续说：“哈威太太在收集证据，证明ACTMAD其实只是一个用来掩护中美洲贩毒组织和一些非法活动的幌子。”
　　“老天，”马里诺说，摇着头。“幸好我从不捐款。”
　　“德博拉和弗雷德的失踪案之所以复杂得使人困惑，是因为它似乎跟其他四对年轻人的失踪案相关，”韦斯利说，“但同时也有可能是故意的，有人蓄意要我们相信这些案件彼此有关连，而实际上并没有。我们也许面对的是个连续杀人犯，也可能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事实。然而不管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尽可能地隐藏这项调查，尽量不让它曝光。”
　　“所以我猜你现在正等着赎金通知或什么的，对不？”马里诺说，“你知道，中美洲的一些狂徒也许会以德博拉跟她母亲交换金钱。”
　　“我不认为事情会那样发展，皮特，”韦斯利回答，“情况也许会更糟。帕特·哈威明年初要在一个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同样的，这跟一些非法慈善组织有关。在这节骨眼，没有比让她女儿失踪更糟糕的事了。”
　　我的胃因这些消息而隐隐绞痛。就专业角度上来看，帕特·哈威一直享有一清二白的执业生涯，在这点上她无所畏惧。但她却同时身为人母，子女的幸福安宁对她而言，比她自己的生命还要珍贵。她的家庭是她的弱点。
　　“我们不能排除政治性绑架的可能。”韦斯利评述着，眼睛盯着强风吹拂的后院。
　　韦斯利也有家庭，也会做恶梦，韦斯利曾致力瓦解的某些犯罪组织老大或杀手，有可能会对他的妻小下手。他家中装设有相当复杂的防盗系统，正门外有内部通讯联络系统。他住在弗吉尼亚乡间偏僻地带，电话号码没有登录，地址从未透露给记者，甚至他大部分的同事或认识的人也不知道。今天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只猜想他家大约在匡提科附近，也许是麦克林或亚历山德里亚。
　　韦斯利说：“我相信马里诺跟你提到过希尔达·欧兹梅克的事？”
　　我点点头，“她可靠吗？”
　　“调查局曾在一些特定情形下征用她的服务，虽然我们不愿承认，她的天赋或是能力，不管怎么说，绝不是伪造，确实相当真实。不要问我如何解释，这远超乎我的实际经验。然而，我可以告诉你，她曾帮我们探知一架调查局飞机掉落在西弗吉尼亚山区的正确位置，她同时也预测了萨达特的暗杀，如果我们听从她的指示，我们也许可以在里根暗杀事件中有周详的准备。”
　　“你不是在告诉我她甚至预测了里根枪伤事件吧？”马里诺说。
　　“预测准确到发生的日期。我们没有把她说的话传达出去。说起来，我想是我们没有把她的话当真。那是我们的错，现在听来也许很疯狂。但从那之后，不管她说什么，情报中心都想要知道。”
　　“情报中心也阅读星座生肖吗？”马里诺问。
　　“我相信希尔达·欧兹梅克会认为占星术太过普通。就我所知，她不算命。”韦斯利强调。
　　“哈威太太是怎么知道她的？’我问。
　　“也许法务部门里有人告诉她，”韦斯利说，“不管怎样，她邀请那个超能力灵媒星期五飞到里士满，显然听到了不少事让她……嗯，让我们这么说吧，我认为哈威太太现在像不受控制的炮弹，我担心她会做出具有伤害性的事来。”
　　“那个女巫到底告诉她什么了？”我真的想知道。
　　韦斯利无动于衷地看着我说：“我实在不能说，至少现在不能。”
　　“但她跟你讨论过？”我质问，“帕特·哈威自愿告诉你她请教过一个女巫？”
　　“我不方便告诉你，凯。”韦斯利说，然后我们三人静默了一会儿。
　　我突然想到哈威太太也许并没有对韦斯利泄漏这个消息，他是从别的渠道了解的。
　　“我不知道，”马里诺最后说，“事情有可能只是随机而起，而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我不想把这个可能性删除掉。”
　　“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性。”韦斯利坚定地说。
　　“这事已经有两年半了，彭顿。”我说。
　　“没错，”马里诺说，“那是见鬼的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仍然认为那是一个坏蛋干的，专门向情侣下手，是那种因忌生恨的失败者，自己本身无法拥有，却忿恨别人得到。”
　　“当然那是个可能性相当高的解释。有人专门寻找特定的年轻情侣，他也许时常光顾情人步道、休息站、公园水池。他也许先观察一段时间才下手，之后，等上好几个月，直到杀人的冲动再次涌起，然后碰上一个好机会。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的情形有可能只是碰巧——他们也许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呆在错误的场所。”
　　“我倒不知道有任何证据显示那些情侣停下车子，接着在车上发生性行为，然后遇上攻击者。”我指出。
　　韦斯利没有反应。
　　“而且撇开德博拉和弗雷德，其他情侣们并没有把车停在休息站和任何像你说的‘公园、水池’等等地方，”我继续说，“他们的情形是他们正开往某些目的地，因为什么原因把车停在路旁，让什么人进到他们的车里，或是跟着什么人进到别人的车里。”
　　“警察杀手的理论，”马里诺喃喃地说着，“不要以为我没有听说过。”
　　“有可能是有人伪装成警察，”韦斯利回答，“那确实足以解释有些情侣很可能因为证件检查之类的停下自己的车来，进到别人的车里去。如今任何人都可以走进专售制服器材的商店，买到警示灯、制服、徽章，任何你可以想到的东西。这个理论碰到的问题是，警车的闪灯应该多少会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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