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洛斯特来的警探跟第一对失踪的情侣，布鲁斯·菲利普和朱迪·罗伯兹的朋友的谈话记录。那个警探问了些什么？我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对我而言那问题相当奇特。纸牌，朱迪和布鲁斯有玩纸牌的习惯吗？问那个朋友曾在布鲁斯车子里看到过纸牌吗？
　　“告诉我有关纸牌的事，艾比。”我说。
　　“你对黑桃A熟不熟，知不知道它在越南是怎么个用法？”
　　我告诉她，我不知道。
　　“当一个美国特种军人要在一次杀戳后做暗示时，他们会把一张黑桃A放在尸体上。事实上，有个制造扑克牌的公司为了这个理由还特别提供这个单位成箱的纸牌。”
　　“这跟弗吉尼亚州发生的事有什么关系？”我迷糊地问着。
　　“这可以连起来。只是我们要讨论的不是黑桃A，而是红心J。在头四件案子里，每一次都在被弃置的车子里找到一张红心J。”
　　“你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
　　“你知道我不能告诉你，凯，但我不只是从一个消息来源得知。那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确定的原因。”
　　“那么你消息来源之一有没有告诉你在德博拉·哈威的吉普车里是否也找到一张红心J？”
　　“找到了这么一张吗？”她懒散地摇动她的饮料。
　　“不要跟我玩游戏。”我警告着。
　　“我没有。”她看着我的眼睛。“如果在她吉普车里或者在其他什么地方真的找到这么一张红心J，我则一点也不知情。很显然的，那是个很重要的细节，因为那肯定可以把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的死亡跟先前四对情侣的事件连在一起。相信我，我很努力在找那条线索。我不确定有，即使有，那又代表什么意思？”
　　“这跟联邦调查局有什么关系？”我有些不情愿地问，因为我不确定我想听到她的回答。
　　“他们从一开始就相当专注于这些案件，凯，而且那已远远超过普通案件地区暴力罪犯专案小组能涉入的程度。联邦调查局早就知道那张纸牌的存在。当第一对情侣的车子里——仪表盘上——找到一张红心J时，没有人特别注意它。然后第二对情侣失踪，发现了另一张纸牌，这回是在驾驶坐旁的座椅上。彭顿·韦斯利知道后，立刻开始掌控全局。他回到格洛斯特郡，告诉当地警探不要对任何人透露有关在车里找到一张红心J的事。他对第二件案子的调查人员做了同样的要求。每次一有遭弃置的车子被人发现，韦斯利就跟负责的警员通电话。”
　　她停顿一下，像是要读出我的想法似的研究着我。“我猜我不应该对你的不知道感到惊讶，”她说，“警方要不让你知道在车里发现什么，并不是难事。”
　　“对他们来说是不难，”我回答，“但如果纸牌是在尸体上被发现，那就很难说。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能瞒过我。”
　　即使我听到自己说的话，疑惑仍悄悄地滑进我脑海。警方等了几小时才传唤我到现场，当我到达时，韦斯利已经在那里了，而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的尸体已经被触动过，据说是为搜查私人物品。
　　“我可以想像联邦调查局为什么要对这个消息秘而不宣，”我继续找理由。“这个细节也许对调查很重要。”
　　“我对那样的狗屎借口已经丧失了耐心，”艾比生气地说，“杀手留下一张暗示用纸牌的细节，让我们这样说，只有在那个家伙来自首，说他在每一对情侣车中留下一张纸牌时才会对调查很重要，因为除非他就是那个犯人，否则他不应该会知道，我不认为那会发生。而我不认为联邦调查局在这件事实上表现沉默，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任何事扰乱了调查。”
　　“那是为什么呢？”我不安地问。
　　“因为我们不仅讨论着一个连续杀人犯，也不仅是在说有这么一个对情侣有意见的疯子，这件事涉及到政治，一定是这样。”
　　静默了一会儿，她叫来女侍。艾比在第二杯饮料送来我们桌上时，接着又啜饮几口后才开口。
　　“凯，”她继续说，口气已经平静一些，“当我在里士满时，帕特·哈威愿意跟我谈话，有没有让你感到惊讶？”
　　“老实说，是的。”
　　“你能想像为什么她同意我的访谈吗？”
　　“我想为了要她女儿回来，她会同意任何事的，”我说，“有时公诸媒体会有用。”
　　艾比摇头。“当我跟帕特·哈威谈话时，她告诉我很多绝对不会刊登在报纸上的事情。那也不是我和她第一回见面。”
　　“我不懂。”我有些震动发抖，而那跟我喝的浓咖啡无关。
　　“你晓得她在对抗一些非法慈善机构的运动。”
　　“多多少少。”我回答。
　　“那些引起她警觉的秘密全都来自于我。”
　　“你？”
　　“去年，我开始进行一项有关毒品交易的大型调查。当我一路追踪下去，我开始发现很多无法查证的疑点，慢慢的，那些假借慈善名义的机构牵涉进来。帕特·哈威在这里有个公寓，靠近水门。有天晚上，为了在我的报导里取得一些引述的话，我到那里去拜访她，谈话最后变成我们彼此交换意见。我告诉她有关我听到的陈述，看看她是否能证实任何一项议论。就是那样开始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陈述？”
　　“譬如说，有关ACTMAD，”艾比说。“有些主张说一些反毒品慈善机构其实只是以其慈善机构为掩饰门面，实际上则以贩毒组织为本质，或在中美洲进行一些非法活动。我告诉她从我认为的可靠消息来源中，我了解每年捐献进来的几百万美元最后都到了像曼纽尔·诺瑞加【注：Mannel Noriega，巴拿马70年代情报局局长，80年代成为该国的军事强人；后来他被控从事毒品交易，于1992年被审判定罪】这种人的口袋里。当然，这是诺瑞加被逮捕前。但是资金现在仍然从ACTMAD和其他所谓的慈善团体里流出，用来收买美国情报员以使海洛因顺利交易，并用于巴拿马机场、海关办公室打通关节，还有远东和美洲其他国家。”
　　“然而帕特·哈威在你去她公寓前并不知道这些？”
　　“她不知道，凯。我认为她一无所知，她相当震惊愤怒，开始进行调查，然后终于带着一份报告到国会。随之而来的是召集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专职调查，她被委任为顾问，你也许听说了。很显然，她挖掘出很多事实，而今年4月会针对这个问题举行听证会，有些人对这件事很不高兴，包括司法部。”
　　我开始了解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件事牵涉到告密者，”艾比继续说，“缉毒组干员，联邦调查员和中央情报局人员已经对这些告密者追踪调查了好几年。国会一涉入，国会就有权力给予这些告密者特赦令，以交换情报。一旦这些告密者在国会听证会里作证，游戏就宣告结束，因为接下来，司法部就根本无法起诉他们。”
　　“那就是说帕特·哈威的努力根本不受司法部的谅解。”
　　“那就是说如果她的整个调查失败瓦解，司法部会笑歪了嘴。”
　　“全国禁毒办公室主任，或称‘毒品沙皇’，”我说，“对司法部长来说是个辅助角色，甚有助益的，而司法部长有权指挥联邦调查局缉毒组干员。如果哈威太太跟司法部发生冲突，为什么司法部长不出面？”
　　“因为与她有冲突的不是司法部长，凯。她进行的调查会让他获得好名声，也会为白宫带来好处。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毒品沙皇’正给毒品犯罪一个重击。一般平民老百姓不知道的是，就联邦调查局和缉毒组来说，他们不认为一场国会听证会的结果会带来多大的好处。那仅仅是揭露内幕，揭示这些慈善团体的名称，以及他们从事的活动真相。这样的公布会让像ACTMAD那样的机构消失，但是那些牵涉在里面的人渣坏蛋所遭受的处罚只不过像是在手背上轻轻鞭打了一下。那些警员辛勤努力的成果会付之一炬，因为到最后没有人会被起诉，接受审判。就像关掉了一家非法酒店，两星期后，它会在另一个角落重起炉灶。”
　　“我无法把这个跟发生在哈威太太女儿身上的事情联想在一起。”我又说一次。
　　“来想想这个吧，如果你和联邦调查局进行不同目的的调查，”艾比说，“而且很可能跟他们发生争战，那你对联邦调查局掌控有关你女儿的失踪案件有什么感想？”
　　那绝不会是愉快的感受。“我会感到无助和惊慌，我猜我会很不容易去相信任何人。”
　　“你只不过略略触及帕特·哈威感受的表面而已。我想她真的认为发生在她女儿身上的事只是个对付她的手段，也就是德博拉不是偶发犯罪的牺牲者，但她不确定联邦调查局是否牵涉在内——”
　　“让我弄清楚，”我阻止她说下去。“你是在暗示帕特·哈威怀疑联邦调查局是她女儿和弗雷德死亡的幕后指使者？”
　　“她是真的想过他们涉案的可能性。”
　　“你是在告诉我这是你心中的想法？”
　　“我是在说一件我相信的事实。”
　　“老天爷！”我惊讶地吸了口气，嗫嚅着。
　　“我知道这听起来太疯狂。但如果不是这样，那最起码联邦调查局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甚至知道是谁做的，而那就是为什么我会变成他们的负担。调查局不要我到处刺探，他们担心我也许不小心翻开了一个石头，发现下面蠕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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